以“新高地”這一關鍵詞來标示新時代軍旅文學，首先是基于新的時間、空間坐标下，軍旅文學在思想觀念、寫作倫理、作家主體等方面的新變化、新面相。進入新時代，伴随着文學生态、創作主體、接受評價、審美經驗的全方位嬗變，軍旅文學新的表現方式與叙事空間在哪裡？這是一個困擾着作家、批評家的迫切而重要的課題，也積蓄着軍旅文學變革前行的力量。作為一種直面與回應，筆者策劃主編了“新高地軍旅文學叢書”，試圖探尋宏大曆史背景下的“個人化”叙事，強調叙事中的“個人化”想象，以期拓展和豐富軍旅文學的表現空間、叙事向度、話語方式以及美學風格。這種“個人化”想象，不同于90年代的“私人化”叙事，凸顯的是以往英雄與傳奇話語的背面，即更多地還原和展現“曆史化”大叙事陰影下個體生命的存在與命運。叢書第一輯的4部長篇小說（張慶國的《老鷹之歌》、何鴻的《大西遷》、傅汝新的《一塘蓮》、窦椋的《全面擊潰》）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早在2006年，花城出版社就曾推出過“木棉紅”長篇小說叢書，囊括了原廣州軍區12位專業作家的12部軍旅長篇小說，在軍内外産生了廣泛影響。15個年頭倏忽而逝，現如今，曾經的部隊專業文藝創作室已經變換了存在和運作的方式，軍旅專業作家群體也已經風流雲散。改革強軍的程序中，軍旅文學正在經曆低潮和陣痛，期待着換羽重生，重整旗鼓。在這樣的情勢和背景下，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新高地軍旅文學叢書”，試圖掀起和引領新時代軍旅文學的又一波潮動。“新高地”這個叢書名，寄寓了編者和作者對新觀念與新方法的認同與自覺，希冀着新時代軍旅文學能呈現新的文學風景，攀上新的文學高度。
檢視當下的軍旅小說創作，無論從數量還是品質上看，戰争曆史題材仍然占據主流。在“新曆史主義”思潮的持續影響下，戰争曆史題材小說創作與十七年“紅色經典”所建構起的文學傳統越發疏離，有的甚至颠覆并解構了“紅色經典”所描寫的正統的、單向度的革命曆史以及二進制對立的意識形态立場，創作主體開始有意識地對戰争情境中人性的複雜性與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進行探索性開掘，為以往單向度的革命曆史增添了某種新鮮的視角和發現——已經“曆史化”了的革命曆史遭遇了來自文學的重構或曰重新闡釋。
從文學的角度論，宏大叙事當然是曆史叙事的主體或主流，主導着社會思想和時代精神，并産生過許多經典的史詩性巨著。這些名著之是以成為經典，恰恰在于作品沒有忽略那些普通人的個體生命存在，在于以細節的形式保留了大量戰争中的日常生活經驗，這使得宏闊詭谲的曆史叙事有了可觸摸、可感覺的血肉。“紅色經典”中的軍旅題材長篇小說，何以至今仍為廣大讀者所青睐，也是因為作品中大量真實的生活細節。這些細節是曆史的源頭，豐富而真實；是積土與跬步，後來的高山與千裡都來源于它們。也就是說，那些細水與沙粒可能更接近曆史本相，或者說就是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革命曆史尚未成為巨大的洪流時，或者已經成為巨大的洪流時，人的複雜性與曆史的偶然性在革命曆史的整體中都應該是巨大的存在，構成了革命曆史的最初底色，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着革命曆史的程序與走向。時移世易，當時代的洪流逐漸退去，最終留下的是冷硬骨感的巨石，而那些富于生命溫度和生活情态的細水與沙粒，則早已消弭無迹。叙述或言說曆史真實，作家首先要對“曆史化”進行一番怯魅，過程中可能會發現諸多斷裂與縫隙。這恰恰為那些試圖探尋曆史本相的嚴肅作家們提供了打撈曆史豐富存在、發揮“個人化”想象的叙事空間。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史詩性的宏闊遼遠令人着迷，從那種完整的線性曆史和時間架構中更是可以得出一種清晰明确的價值判斷，可以輕易地厘清庸常凡俗與偉岸壯麗的界限，進而得到對英雄精神的尊崇。而那些渺小的個人經驗、那些微不足道的個人記憶，隻有被貼上巨大的曆史标簽或成為特殊的新聞事件之後，才能被關注而獲得意義。盡管很多作家強調個人性，但是他們所投入的恰恰是一種經驗不斷被公共化的寫作潮流，是對時代質地和個體生命的簡化。在當下的很多戰争叙事（當然也包括影視劇）中，我們讀到（看到）的是越來越普遍的對世界的簡化。事實上，文學應該是反抗簡化和遺忘的，它的使命是照亮、守護生活世界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處在戰争曆史程序中的人們，除了那奮不顧身的生死一擊，是否還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運的安排？那些因為堅定地朝向生而必須承受的隐忍、擔負、背叛，以及短暫的甜蜜幸福和長久的悲傷痛苦又該如何處置？還有那些刻骨銘心卻又無法整全的亂世愛情又該如何收場？凡此種種，那些或鮮為人知、或習焉不察的隐秘情感，都被僵化的曆史觀念和簡化的叙事倫理忽略和遮蔽掉了。
戰争曆史不僅是一條汪洋大河，更是一個複雜的水系、一個遼闊的流域。我們往往隻是注意到河流的最終走向，卻對那些或彙入或溢出主河道的細小支流視而不見。在張慶國的《老鷹之歌》中，那些參與并見證戰争程序的小人物，在曆史的縫隙中左支右绌，拼盡全力、默默承受、遍體鱗傷。張慶國試圖打撈起那些關乎個體命運也牽系國族曆史的記憶碎片，用淩厲高蹈且飽蘸詩意的華麗語言，拼接編織出一個充斥着含混與哲思，新鮮飽滿、元氣淋漓的生命世界。傅汝新的《一塘蓮》以解放戰争為背景，講述了遼南鎮海寺的日常生活和盧氏三姐妹的命運沉浮；既有對戰争程序及“準前線”的正面書寫，也有對戰場“後方”、同“生産”和“生活”相關聯的農村、鄉鎮、城市場景的交叉叙述，還有對日常經驗與情感糾葛的生動刻畫；通過對複雜人性的深刻挖掘與對地方生活質地的細膩表呈顯露出詩性的審美風格。何鴻的《大西遷》展現了混沌曆史的另一重面相，經過作者從案頭到田野的細膩爬梳，曆史真實與生活細節得以浮出水面。上海煉鋼廠的鐵血西遷之路，被主人公張輔樞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映襯得蕩氣回腸。窦椋的《全面擊潰》沉入軍旅現實生活的深度經驗與内在肌理，打破過往英雄成長的叙事套路，在對個體軍人形象的細膩刻畫與鏡像書寫中，折射出新型高素質軍人的内在品質與時代新質。
“新高地軍旅文學叢書”第一輯的四部小說，并不屬意于世界之大，而是勉力寫出了世界之小。每個人物、每個生命都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這些真實綻放的生命，在時代的長河裡翻湧沉浮，最終或将隐匿無形。但是他們真真切切地存在過，熱烈地愛過，不同尋常地生活過，為了心中的情感、價值、信仰奮鬥過、搏殺過，他們的生命值得尊重和發現，他們的記憶碎片需要被重新打撈并縫合。
然而這種打撈與縫合對于處在曆史彼岸的當下作家而言，是極難的。難的是創作主體要對散落在“曆史化”陰影中的曆史碎片進行充分發掘、有效提煉與整體概括；難的是要超越線性的曆史觀，讓不同政治陣營中的人物在戰争的極端情境和沖突中經受肉體、生活方式、價值判斷、思想精神的互見與試煉；難的是創作主體基于現代性的寫作倫理傳遞出對曆史更加全面的了解、更為深切的體認，進而表呈出新的文學取向和氣質；難的是在虛構叙事與曆史真實的混沌關聯中，建構具有存在感和思辨性的文學經驗，最終以文學的方式超越曆史的偏狹和局限。
曆史強調的往往是結果，即便有過程，也是概括性的。小說彌補的恰恰是曆史所遺漏或遮蔽的那些更為鮮活的細節。它們往往是被革命曆史大潮裹挾着，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搏擊潮頭，是多面的人生與故事。它們依照自身的邏輯在“革命”中翻滾，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個體命運遭際的偶然性，有如一枚硬币的背面。以另一面的立場重新反思、闡釋和建構錯綜複雜的曆史，其中的可能性和意義價值将得到極大的深化和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