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場｜曹霞：失根的“人”與尋根的“樹”

失根的“人”與尋根的“樹”

——評馬金蓮的《孤獨樹》

□曹 霞

馬金蓮甫一寫作便引起了文壇的關注，這個“80後”作家下筆有如滄桑老人，直抵人生在世的核心命題。她寫西海固故鄉，寫那裡的貧窮、饑餓、苦難，将那些仿佛與我們隔着一個世紀的“陳舊”現實筆力穩健地托出。多年前，我在讀張承志的《心靈史》時，就領教過那“千山萬壑的旱渴荒涼”和“剛烈苦難的内裡”。馬金蓮筆下的西海固依然有蒼涼酷烈，但也多了溫暖喜人的物之肌理和詩意。關于她的題材和風格，她的“農事詩”“碎媳婦”“時間長河”“‘赫拉巴爾’式的底層與孤獨”，都已經被評論家們準确道地出并賦予了文化地理學和女性主義詩學等意義，此不贅述。

在馬金蓮202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孤獨樹》中，這些風格依然鮮明，但在沉重苦澀之中又多了一份不知何去何從的迷茫。在這個關于鄉村與城市接壤的故事裡，木匠一家三代的生存樣态被層層展現出來：老一代木匠爺爺、奶奶與祖祖輩輩一樣，生活在交通不便、資源貧瘠的大山深處，将“吃公家飯”的希望寄托在兒子馬向虎身上；馬向虎從小吃勁努力，但由于鄉村教學的底子差，他複讀也沒能考上大學，于是和村裡其他年輕人一樣選擇了外出打工，與梅梅未婚先孕；第三代馬哲（哲布）成了“留守兒童”，跟着爺爺奶奶長大，卻身負着極少見面的父母沒有實作的“好好讀書”的願望。一個七歲才開始讀書、在山野裡瘋玩瘋長的孩子，他的“教育”未來可想而知。

這是一個典型的“空心化”鄉村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我們并不陌生：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鄉村被城市劫掠、褫奪、壓榨，最終一無所有。馬金蓮的獨特之處在于，她在書寫這個故事時，讓人物的生活、習俗、日常用語保留了回族的習慣，由此帶來了陌生化的感覺。她以熟悉的鄉村為視角，通過村莊發生的變化以及來來去去的人們，将“城市”對鄉村的影響傳達出來。寫鄉村，她是“貼着”寫；寫城市，她是“隔着”寫，這個有分别心的叙事層次包含着她的情感态度。就像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所說：“‘愛’是一個貼近感覺經驗的概念，‘客體凝注’則是一個遙距感覺經驗。”作為一個“當地文化持有者”，馬金蓮在《孤獨樹》中傳達的就是這種“近/遠”“親/疏”之不同及其帶來的“失根”“尋根”的漫長孤旅。

一

西海固曾被聯合國定為世界上最不适合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生存之艱巨可想而知。這也意味着一個家族、一個村莊隻要在此活下來，“根”就會源源不斷地向着地心深處攫取力量，向着地下擴充蔓延，是以格外粗壯結實。木匠一家便是如此。他們是有“根”的人。這“根”是土地，是他們辛勤一生的勞作。他們知道，隻要順應天時，按時播種耕耘，這一年便有了生存的底氣和尊嚴。

《孤獨樹》中最動人的便是對這“根”的描寫。這“根”表現為木匠爺爺和奶奶對土地的身心依賴，這是交織在故事中的深沉而纏綿的情感流。在他們看來，認真耕種土地才是農民，像馬向虎和梅梅那樣跑來跑去的是“二流子”和“四不像”。相比起大女婿發出的“幾畝薄地，種上能産多少哩，還把人捆死在地上，一年四季下的都是冷苦”的抱怨，老人對土地充滿了感激和感恩，把它看成是“産糧活命的根兒”，是“世代金不換的飯碗”。一旦因病痛錯過了播種時節，或者看到土地荒廢，他們心裡都會有連根拔節的疼痛。

馬金蓮以對農活的熟悉，細細鋪排出木匠爺爺和奶奶的勞動場景，一方面賦予了他們勞作的使命感和收獲的喜悅，另一方面詳實地描寫了農活之苦、農民之苦。這“苦”有時是通過馬向虎的感受直接傳達出來的，有時是在木匠爺爺和奶奶苦中作樂的互相調侃中蔓延出來的。千辛萬苦、胼手胝足、汗珠掉地摔八瓣兒、面朝黃土背朝天，一世辛勞不過就為了一口飯。人就這樣将肉身傳遞大地，隻為了做一場活命的交換。小說中有一段關于父子兩人“手”的對比描寫，令人觸目驚心：

一隻手在土地上勞作幾十年，手心手背都是厚厚的老繭，五個指頭嚴重變形，像一條幹枯扭結的老樹根。另一隻，是八歲開始捉筆，十三歲時光在學校度過，近五年在工地上打工的手。它年輕，有力，十多年不沾苦活重活，養得白嫩嬌貴，近年來的磨煉，還沒有破壞這種嬌嫩。

年輕的手之是以“嬌嫩”，是因為有年老的手在為他遮擋生活的艱難。老人的這雙“手”是勞作的“工具”，也是勞作的“結果”。趙樹理在《套不住的手》中，生動地描寫了陳秉正那雙令人震撼的“手”：“手掌好像四方的，指頭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頭都展不直，裡外都是繭皮，圓圓的指頭肚兒都像半個蠶繭上安了個指甲，整個看來真像用樹枝做成的小耙子。”老舍讀之贊歎不已，說“這些經驗非久住農村而又熱愛耕作的人不會寫出”。我想，人們之是以喜歡讀馬金蓮，就是因為她筆下的鄉村是當下創作中不常見但又很重要的一塊“版圖”，它完全來自于現實生活，親切、自然、日常，拂動着鄉野樸實和安穩的氣息。

當木匠爺爺和奶奶老了，馬向虎不讓他們種地了。他們萬分不舍，心裡“無着無落”。但沒有辦法，做不動了，就得要服從自然規律。他們擔心此後怕是吃一個洋芋、蘿蔔都要拿錢去集上買，這究竟需要多少錢呢？兒子打工又能掙多少錢呢？苦了一生一世的老人根據自己與土地打交道的經驗，對人世的難處積澱下了深刻的領悟：“這裡頭的艱難啊，他們老兩口都明白，活了大半輩子，被生活反複打磨了成千上萬遍，活着的酸甜苦辣早嘗遍了，也看得透透的了。”

人活着，在大地上勞作繁衍，這是落地生根、開枝散葉；一大家子家全人全，人畜興旺，這是根深蒂固、枝繁葉茂；人“口喚”了就埋進墳院，那裡有祖先和親人，不會寂寞，這是葉落歸根。從土裡長出又回歸土裡，這是一個圓滿。中國是一個看重“根”的民族，“安土重遷”是千年的傳統。但是，在現代性程序中，城市誘惑着人抛棄了土地，人們進了城，錢沒掙着，卻失了根。就像馬向虎和梅梅，就像馬舍兒的爸爸媽媽，還有村裡的許多年輕人。《孤獨樹》将父一代與子一代的命運進行了鮮明的對照，呈現出了失根的人們是如何如飄蓬般凄惶流轉。城市生活不容易，馬向虎越來越憔悴，梅梅越來越晃悠不定，最後不出所料地離婚了。他們注定是過渡的一代、被犧牲的一代，在故鄉沒了根，在城裡也紮不下根。用齊格蒙特·鮑曼的話來說，他們獲得了“流動的自由”，卻被“剝奪和貶黜了本土性和地方性”。

二

有評論家指出，馬金蓮擅長運用“兒童”視角，比如《長河》《賽麥的院子》等。那些孩子站在“人間”的門口：“他們的全部感官對世界是敞開的，對一切都不加辨析，新鮮如初見。”《孤獨樹》中最重要的就是哲布的視角，他剛出生時爸媽就外出打工了。小說通過他的成長過程中隻有爺爺奶奶沒有爸爸媽媽、隻有貓狗沒有同伴的經曆，展現出了留守兒童成長的艱難和孤獨。他寡言少語，心事重重，膽小怯懦，一看就有“問題”。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馬舍兒在奶奶去世後隻能跟着父母去了城裡，村莊國小不斷有人轉學走了，以緻于學校可能面臨撤銷的局面。關于留守兒童的問題，在近年來的非虛構作品中多有書寫，說明人們已經關注到了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它解決起來又絕非那麼容易和簡單。這是“鄉土中國”在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必須承受的“陣痛”和“喪失”。

《孤獨樹》用了很多篇幅來描寫留守兒童的痛苦，除了沒有正常家庭的愛和溫暖，哲布最大的痛苦就是承擔着父親沒有完成的“使命”，“考縣一中”。為此，好幾年沒有回家的馬向虎特地回來，叮囑13歲的哲布好好考：“我一身血肉就是掙幹了，也得掙錢供你！”當年木匠爺爺也是這樣期待馬向虎的，這簡直就是一場命運的循環。但哲布不是馬向虎，他無法承受壓力，“偷”了爺爺的六百元錢離家出走。他想去西安找媽媽，卻因沒有身份證明買不了票，滞留在了火車站。

馬金蓮并沒有一直去抻拉、強調哲布的痛苦。她最顯著也最為人稱道的叙事特點就是善于對“物”進行抒情化的微距書寫，以此來稀釋和均衡人間的極苦至痛：“有些東西注定是馬金蓮的，比如用柴米油鹽的瑣事建築自己的文學王國，仿佛鍋邊竈台藏有無數的‘微物之神’。”就像1987年的那一缸漿水和酸菜，熨帖了人心，滋潤了親情。此書名為“孤獨樹”，小說中就真有這麼一棵樹。哲布扡插了五根小樹枝，本想種出“一家人”，沒想到最後隻有那棵叫“哲布”的小樹活了下來。站在土地上，少年哲布感到自己身體裡有一股力量“正在緊緊地抓住地面，向泥土深處紮根”。哲布就是“樹”，“樹”就是哲布。

“孤獨樹”這個用形而上情緒與形而下物象縫合起來的名字深深烙刻着“留守兒童”的命運。這個意象可能隐含着作者的期冀：“爺爺”和“奶奶”老了，難以成活；“爸爸”和“媽媽”離鄉多年，沒有根的樹是活不了的。那麼“哲布”呢，它還碎（小）呢，是以有着無限可能。它伴着少年一起成長，傾聽他的痛苦，撫慰他遭遇校園霸淩的恐懼，撫平他混亂騷動的青春欲望。至于它的根是紮在此地還是挪往别處，那正是叫做哲布的男孩要去經曆的不可知的未來。終有一天，他會讓無數可能性紛紛落地，将其中一種成就為現實。就像他第一次出門，也許會從縣城出發繼續遠行，在行走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根”；也可能從此傳回村莊，而那裡本來就有他的“根”。他比父母有更多的選擇，但也需要承受更多的孤獨和壓力。

關于這棵樹，馬金蓮曾在“創作談”裡說，她在一開寫時便定下了這個書名，這是她“用來療傷的一個文本”。它的原型是馬金蓮家門口的一棵樹，那是父親砍下大楊樹的斜枝種的。她曾經和哲布一樣，依偎着故鄉和樹的懷抱，傾吐着喁喁心語。她比哲布幸運的是有父母的守護，他們相同的境遇是面臨着村莊的荒蕪和冷寂。“村落的變遷，鄉村的變遷，鄉土的變遷”，這是時代的必然，是國家工程總體性設計的結果，但背後卻隐藏着無數人失去家園的心痛。就像百萬三峽移民，他們的故鄉不是荒廢了，而是消失了。那種明明有“根”卻無處找尋的絕望，至少需要兩三代人才能消化。隻有經過時光的浸潤和磨砺，直到把“新家”變成了“故鄉”，上一段鄉愁才能如煙雲般消散。

這或許是當下中國面臨的普遍性問題：經曆了現代性的洗禮，傳統的“鄉土中國”回不去了，那麼，“中國”的“根”在哪兒？是對鄉村傳統進行改造，還是将城市文明引入鄉村進行融合，抑或是将“根”進行精神性的處理？就像俄語作家瑪麗亞·斯捷潘諾娃的“尋根之旅”，一旦發現“曠野過後仍是曠野，道路盡頭仍是道路”時，她幹脆将“根”視為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在無所之地的中央），這未嘗不是一種寄托和安慰。對于中國作家來說，需要尋找新的叙事方式和資源，來面對和回答“根”的問題。馬金蓮有一些小說寫到“進城後”的故事，或許，她在未來能為我們解開這個謎題。

注釋:

[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第74頁。

[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郭國良、徐建華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緒論”第2頁。

申霞豔、楊穗婷：《鄉村·童年·歲月——馬金蓮論》，《文藝評論》2017年第12期。

周李立：《馬金蓮的“微物”》，《湖南文學》2017年第9期。

[俄]瑪麗亞·斯捷潘諾娃：《記憶記憶》，李春雨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版，“中文版序”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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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3期

責任編輯 | 吳佳燕 熊夢柔

▲曹霞|

曹霞，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天津“五個一批”人才，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主持國家課題2項，省部級課題3項，已出版《中國當代文學批評（1949－1976）》等專著3部，合著編著5部。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小說評論》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