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文化符碼——王友身的旅程”展在中間美術館啟幕，展覽由盧迎華擔綱策展，通過“從去意義到無意義”與“從圖像處理到圖像消失”這兩個角度切入，首次全面地梳理并呈現當代藝術家王友身跨越30餘年的藝術實驗與實踐。
從去意義到無意義
“從去意義到無意義”這一單元涵蓋了王友身從1980年代後期至2017年的近20組作品，其中大部分為原作，也有小部分文獻。
王友身于1988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連環畫專業，随後就業于《北京青年報》。他的藝術緊貼着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程序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樣态。在其職業生涯剛剛啟程之際，王友身見證了藝術界對波普美學與符号概念所進行的廣泛讨論。在這個餘波之中，王友身采用了拼貼和重複的手法，創作了一系列帶有符号特征的人像作品。
進入1990年代之後，中國藝術一方面以媒介更新作為藝術當代化和全球化的特征，一方面将考察社會與生活的視角拉回到周圍與個人，有意地與1980年代具有濃重形而上意味的思考拉開距離。王友身也是當時北京“新生代”群體中的一員與推動者。
人像系列·日記，1990，紙上綜合材料、冊頁，806×34厘米
此次展出的《人像系列·日記》由十三幅裝裱在傳統中國冊頁中的人像輪廓剪影拼貼而成。其中包括多種媒介，包括報紙、簡報、稿紙書寫的日記及紅色批注。在本作品的第八幅圖像中，剪影由《一周主要電視節目預告》手寫編輯稿、紅色批注、古裝人物插畫和外文雜志簡報組合而成。在冊頁右側倒貼着一張《摘自報》的關于《4月14日（星期六）電視節目及4月15日（星期日）電視節目》的簡報。王友身作品注重對文化資訊産生的機制，社會中的個體與主流思想之間關系的思考。這件作品聚焦更為私人的文字資料——日記，童工日常編輯工作中對主流媒體“中央台”電視節目的記錄，暗示了媒體對生活的普遍性介入與影響。
大衆傳媒、大衆文化和印刷文化是1990年代頗受關注的文化議題。大衆傳媒在進一步市場化的契機下，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度，占據了較大的社會話語空間。在媒體的聚焦之下，諸多社會現象被報道和讨論，獲得了文化的意義。王友身因為個人工作的機緣，在此時獲得了一個較為寬松和主動的實踐平台。他不僅将對當代藝術的報道和當代藝術家的觀念性實踐帶進《北京青年報》的闆塊之中，使之獲得更多的社會關注度。他也不斷地描繪以《北京青年報》為例的媒體工業與社會生活和景觀的關系。《北京青年報》是以成為他工作、創作的平台，也成為他創作的一手素材。
報紙·看報，1993，行為，照片，185×127厘米，70×48厘米
在《報紙·看報》系列作品中，王友身将報紙——一種傳遞資訊的媒介——變成了日常物品，比如由報紙制作的衣服和鋪滿報紙的房間。美術史研究者盛葳認為，《報紙系列》将報紙變成了一種“社會符号和文化景觀”，使其不再需要被逐字閱讀，而是成為了“被觀看的視覺對象”。通過打破報紙和日常用品之間的邊界，王友身用具象征意味的行為傳達了對大衆媒體概念的反思。
報紙·廣告，1993，絲網印刷、照片，2.50×1.85米
1993年，王友身将《報紙系列》帶入了報業廣告。在1993年3月20日出版的《新聞出版報》頭版，王友身将鋪滿報紙的長城作為《北京青年報》創刊44周年的廣告主題圖，這張圖上寫着：“這裡，通向下一個世紀……慶祝《北京青年報》創刊44周年”。在題為《四十四年艱苦創業，三報一刊年輕有為》豎欄的陪襯下，王友身的長城影像成功地嵌入了這個語境。通過試驗圖檔在不同語境中表達不同含義的可能性，王友身深度發掘出報紙作為傳播媒介極具可塑性的特點。
從圖像處理到圖像消失
從“圖像處理到圖像消失”這一單元通過近10組作品，勾勒出王友身自1990年代至今在創作手法上展現出的另一條線索。
自1987年之後，藝術的發表從1980年代中新潮時期以團體式宣言亮相的形式，回歸為藝術家的個體表達。對個體表達和近距離的傾向在王友身身上展現為一系列凝視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的作品。《清洗·我朋友》是《清洗》系列的初始作品，展現了藝術家對個人記憶的思考——回放私密生活的片段，将在暗房中清洗作為一種客觀方式，沖洗和過濾這些私人記憶。
“清洗”是王友身處理視覺媒介的特殊方法，将照片在暗房中的再次解構處理或用清水沖刷，在其“清洗”過程中揭露圖像媒介的沖突性，即圖像既可以儲存記憶，也可以選擇和抹去記憶。
暗房·清洗，1998-2022，暗房裝置、底片、相紙、顯影盤、水、紅燈、線、夾子、檔案，尺寸可變
“暗房”是從攝影術自身的技術系統中發展、抽取和演變出的概念。從1998年到2004年，王友身分别在細膩、匹茲堡、台北、廣州和上海的展覽中進行了他的“暗房”作品實施。“清洗”項目的構思最早在1995年出現，2000年後再次拓展，并最終與“暗房”一同呈現。
在《暗房·清洗》的作品概念中，資訊的生産、傳遞、消費和回報被聚集在同一空間，成為體驗不确定的現場。将照片放入清水中清洗，實作照片的内容在有無之間的轉換，暗示了影像和資訊“不斷被制造和遺忘”的循環過程。
展廳現場
自1990年代起，王友身的創作生涯與此時中國藝術進一步全球化的曆程多有重合之處，他多次在西歐、北美和南美展出作品。盡管他所參與的多為以中國為聚焦的群展，但因為立足于具體的議題與個人的經曆，其創作有别于在1990年代初期，反複被後冷戰意識形态化投射所固化的一些表面符号，也是以不易被藝術市場和大衆傳播所識别與消費。對于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認知與書寫，王友身的案例因為緊貼時代脈絡又頑強地生長出靈動且充盈的形态，而成為嚴肅的藝術史學者和機構應該更為關注的對象。
據悉，自2017年的“失調的和諧”展以來，中間美術館通過一些具體區域和案例的考察開啟了對1990年代的梳理和研究。此次對于王友身的個案研究，也是這個研究序列中的一環。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