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根據村上春樹小說改編的電影《駕駛我的車》，一是因為早就覺得這個故事也許是他作品群中最容易改編成電影的一部，二是電影已被奧斯卡多項提名，日媒的報道越來越多了。看過之後的印象莫過于讓人想起他早期的長篇小說《聽風的歌》（又譯《且聽風吟》），無論是車身紅與黑的顔色，還是圍繞着車的氣氛都十分相似。有的日本評論家認為這是電影導演濱口龍介對村上春樹文學的一貫性所表達的敬意。這裡或許會劇透，暫且割愛。
《駕駛我的車》被日本評論家認為是導演濱口龍介對村上春樹文學的一貫性所表達的敬意。
《聽風的歌》有這麼一段描寫，出現在“我”與鼠開的黑色菲亞特600型小汽車發生車禍之後，“我震醒過來，我踢開撞毀的車門，跳到外面一看，隻見菲亞特的引擎蓋一直飛到十米開外的猴欄跟前，車頭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狀，突然從睡夢中驚醒的猴們怒不可遏。”（《且聽風吟》P12林少華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
其實，這段情節在1981年上映的同名電影裡被忠實地拍攝了出來，外景地點就是兵庫縣蘆屋市的打出公園，又稱“猴子公園”。根據導演大森一樹的回憶，因為跟村上春樹上的是同一所中學，過去經常到這裡玩，也跟鐵籠子裡的猴子混得很熟悉。是以，他才堅持把這段戲安排在這裡拍攝，當然，村上春樹本人也同意他的想法。順便說下，小說和電影裡都出現的J's Bar的原型就在神戶市中心，離JR三宮車站很近，電影也是在這裡拍攝的。這個酒吧很有氣氛，從來不設日式卡拉OK，唯有爵士樂會播放出來，很優雅也很安靜。
我在神戶居住與工作近30年，這家叫“Half Time”的酒吧早已成為我跟學生們餐聚後的二次會的地點，尤其是跟臨畢業的學生們一起，也不知送走了幾批人，令人懷念。當然，不可否認，也許是因為我“在”這裡，是以村上春樹的文學也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某種“在地文化”，讓我能從文本的背後了解異域的文脈。
今年年初，我接到了一個村上春樹的國小同學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蘆屋市決定翻修打出公園，打算把猴子籠拆掉，理由是籠子早就沒有猴子了。他希望我能發聲，因為距今10年前的一個越境文學策劃與此有關，并且在當時也是當地的一個熱點話題。現在回想起來，在我應邀出任神戶市雙年展的策展人時，第一時間就想到了“在地”文化，而且最先是從村上春樹文學入手的。神戶市與天津市是中日兩國之間第一對姊妹城市，以此緣分專門邀請了天津美術學院的團隊，赴日一起完成了拍攝工作，同年還在天津、上海和神戶舉辦了相關的攝影展。其中最大的收獲是阪神電鐵公司制作了15萬份“在地”指南，當作乘車讀物投放到了沿線的車站，從我們的外部視野所看到的文學景象被推到了日本群眾的眼前，這個挺難得的。
村上春樹作品中曾出現的公園猴籠。
無疑，以上所述是讓我對蘆屋市提出建議的理由。因為村上春樹的文學顯然不僅僅限于一個日本的地方城市，而應該從更大的視野對待才對。說來也巧，同樣也是年初，蘆屋市的一位市議會的議員跟我聯系，他很紳士，先介紹自己曾經長期生活在倫敦，深知村上春樹文學的影響力，同時也怒罵蘆屋市的市府是井底之蛙，不看世界，完全就是一個文化路癡。他接下來的原話摘譯如下：“一個公園如何翻修，不能隻聽周圍居民的意見，而應該面向更廣泛的人群，因為這不是一個地域性的話題，有的文化元素早已越境，乃至變成了人類的精神食糧。小肚雞腸般地斷送一個文化符号顯然是一個愚蠢的舉動，這必須要重新考慮。”
議員的話有道理，其道理的緣起莫過于他本人旅居海外的“在地”。對這一點，我深信不疑。蘆屋市雖然是日本的一個地方城市，但作為市議會的審議程式是有周密程式的。這位議員繼續解釋道：“最初對打出公園有意見的是周圍的居民，因為猴子籠裡面已經沒有猴子了，長達12年，空空如也，而且占地面積不小，影響了孩子們玩耍所需的空間。市府對此意見進行了民調，但範圍很窄，隻是集中了公園周圍幾十戶人家，得到的答案是斬掉猴子籠。”議員很憤慨：“這就是日本人的目光太狹窄，每個人隻看到眼前的樹，而從來就不看林。”
村上春樹自稱是“阪神少年”，而“阪神”指的就是大阪到神戶之間的地帶，他從小在這裡度過了整整19年，包括打出公園在内，還有與這個公園臨街的蘆屋市圖書館打出分館，都是他少年時代與世界文學觸電的場所。由此不難看出，作家的經曆與他的故鄉之間是有一種文脈上的張力的。他在近著《棄貓》（花城出版社/磨鐵圖書）一書中第一回揭示了自己與父親之間的情感沖突，尤其是因為他父親作為侵華日軍的經曆讓他承受了心理上的壓力，一度不再與父親來往。最終一直到他父親病逝，才逐漸面對了以往無法改變的現實，而促使他下定決心寫出自己的傷痛正是因為對故鄉的懷念。
2010年11月蘆屋市市長揭開猴子籠的帷幕，上面寫明這是村上小說的原風景。
《棄貓》的出版商是文藝春秋社，資深編輯曾經透露村上春樹從很久之前就一直想寫自己的父親，但因為心理上的糾結無法解開，有些不确定的人際關系無從查詢，他十分猶豫。後來，文藝春秋社表示願意替他做各種所需的調查與考證，從編輯出版的角度給他文獻上的強力援助。于是，這本書的寫作計劃才付諸實施，為期超過了5年以上。文章剛才提到的他的國小同學就曾接到過編輯的詢問，并詳細地講述了少年時代的村上春樹與他的父親。無疑，這些都屬于“在地文化”的範疇。所謂“在地”，顧名思義，指的就是與這片土地息息相關的資訊，其中包括珍貴的記憶以及豐富的想象，尤其對于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而言，村上春樹的經曆與他的作品一樣，都是讓讀者深化閱讀的管道。當然，除了作家本人之外，作為來自于中國的讀者，同時又是一個與他少年時代居住過的城市同城的我而言，自然也被卷入到了這般“在地文化”之中。
2015年我參加翻譯了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上海譯文出版社），由我擔當翻譯的同名短篇寫的就是阪神地區，小說的第一個場景一下子就把我拉入了“在地文化”的感覺之中，一種沉浸式的文學體驗，沒有任何違和感。小說《駕駛我的車》也被收錄在了這本短篇小說集中。
目前，電影《駕駛我的車》越來越引發人們的關注，有關村上春樹文學的話題也進入了讀書類的日推熱搜。至于蘆屋市如何對待打出公園，已經開始松動了決定，至少會從留下這一文學原始風景的角度重新考量。
截至目前，蘆屋市議會已經通過議員投票，接受了剛才那位紳士議員送出的陳情書，要求在更廣的範圍内進行下一輪民調，并由該市的公營企業營運委員會審議之後，再度拿出翻修打出公園的計劃，而不是單單拆掉猴子籠就算完事。另外，除了市議會的這類民調之外，還有一條途徑可以改變原先的翻修計劃。這就是以市長的權限召開文化賢達會議，邀請一批有學識的人讨論計劃，并拿出具體的執行方案。一般來說，如果實行到了這一步，猴子籠作為村上春樹文學的原始風景，很有可能被照樣儲存下來，因為出自于文化賢達的聲音與一般的群眾不同，更多的關注點都落腳在未來是否能成為文學遺産這一點上，視野比較大，側重人文關懷，其餘的考慮都是第二位的。蘆屋市有谷崎潤一郎文學紀念館以及相關的舊居遺址，而這些設施在完整儲存下來的過程中，同樣也經曆了與市民之間的斡旋，最終成為近現代日本文學重要的景點之一。
當然，上述的路徑是否被選擇，這需要看市長個人的修養與膽識。蘆屋市現任市長是伊藤舞女士，她是在連任了三期市議會議員之後，通過競選首次當上了市長，任期到明年春天。無疑，有關村上春樹“猴子籠”的去留問題，必定會在她的任期之内見分曉。這一點是沒有任何懸念的。
到現在，打出公園的猴子籠上仍然挂着一幅很大的橫匾，上面标示着《聽風的歌》的那段情節，并寫明這是村上春樹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原始風景，也是他文學的奠基石。順便說下，我班上有個中國留學生最近在神戶市中心開了名叫“梧桐”的火鍋店，有美食有酒喝，離“Half Time”不遠。無疑，這也是“在地文化”延伸的一種。（責任編輯：孫小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