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裡在三處提及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而且，《葉爾紹夫兄弟》裡的人物形象，還出現在主人公秉昆的想象中：當秉昆看到可憐的盲人小光明的時候，把他摟在懷裡，當時秉昆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葉爾紹夫兄弟》裡的相似的畫面與情境。
中國作家受俄蘇小說的影響相當大。在描寫中國的人物與現實的時候，五十年代生的中國作家，往往直接用俄蘇小說裡的文學描寫，來代替自己的形象揭示。
能夠像梁曉聲這樣，直接移植蘇聯小說裡的文學情境，用到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另一個作家，可以列舉出莫言。
說莫言效仿了拉美作家馬爾克斯，連莫言本人都嗤之以鼻，矢口否認，但是莫言卻在他的小說中，寫到關鍵處，就直接用蘇聯作家所著的《靜靜的頓河》裡的人物心理，來代替自己對文學人物的揭示。
比如在《生死疲勞》中，莫言寫道：
“我不知道該如何描寫藍解放在那一時刻的心情，因為許多偉大的小說家，在處理此種情節時，已經為我們樹立了無法逾越的高标。譬如被無數大學文學教授和作家們所稱道的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說《靜靜的頓河》中，阿克西妮娅中流彈死後，他的情人葛利高裡的心情和感覺的描寫：“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朝着他的胸膛推了一下，他往後退着，臉朝下跌倒了”，“他好像從一場噩夢中醒了過來，擡起腦袋，看見自己頭頂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輪耀眼的黑色太陽。”
肖洛霍夫讓葛利高裡不知不覺中跌倒在地，我怎麼辦？我難道也讓藍解放跌倒在地嗎？肖洛霍夫讓葛利高裡内心一片空白，我怎麼辦？我難道也讓藍解放内心一片空白嗎？肖洛霍夫讓葛利高裡擡頭看到一輪耀眼的黑色太陽，我怎麼辦？我難道也讓藍解放看到一輪耀眼的黑色太陽嗎？即便我不讓藍解放跌倒在地，而是讓他大頭朝下，倒立在地上；即便我不讓藍解放内心一片空白，而是讓他思緒萬端、千感交集、一分鐘内想遍了天下事；即便我不讓藍解放看到一輪耀眼的黑色太陽，而是讓他看到一輪耀眼或是不耀眼的、白色的灰色的紅色的藍色的太陽，那就算是我的獨創嗎？不，那依然是對經典的笨拙的摹仿。”
我們大緻可以看到，莫言的蘇聯文學宗師是肖洛霍夫，代表作品是《靜靜的頓河》。
梁曉聲的蘇聯文學老師則可以算作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
在梁曉聲的劇本體小說《知青》中，描寫插隊到陝西的知青們，偷偷地閱讀文學書籍，其中有一本書，也是《葉爾紹夫兄弟》。
其中有一位知青特别強調：《葉爾紹夫兄弟》是一部好小說。
可見，梁曉聲對《葉爾紹夫兄弟》确實是情有獨鐘。
其實，我們翻閱一下那個時代的回憶文章，會發現，《葉爾紹夫兄弟》當年在中國讀者中的反響超出我們的想象。
雖然這本小說是與“解凍”文學唱反調，為斯大林鳴不平，而在蘇聯解體之後，這樣的純粹的代表蘇聯保守派創作傾向的小說，更是被棄若蔽屣，但是從文學的層面上，從人物刻畫的角度人，從人性暖意的級别上，都更容易獲得讀者的認同與認可。
相比之下，現在排在暢銷榜前列的俄蘇文學，都是《大師與瑪格麗特》這類生澀、暧昧、黴味的作品，在這些小說的身後，“後來發生了蘇聯文學”，現在因為蘇聯消亡了，便重新拿起蘇聯之前的文學作品，直接跳過了一個時代，但這些小說中的難以理喻的對人性的踐踏、忽視與陳腐，卻讓人感到帶着一種書齋中的知識分子的脫離現實的臆想空洞，缺少鮮活的生命氣息。而這種作品卻作為俄羅斯文學在上個世紀的代表性作品，顯然是難以說得過去的，隻能說這是在蘇聯帝國倒塌之後的一次對俄蘇文學的肆意蹂躏與宰割。
《葉爾紹夫兄弟》在結構上承接了《戰争與和平》式的全景式結構，深入到人物的各個精神層面，展示出整體的社會風貌。
至少在這個小說裡，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一個無一漏掉的現實概況，它對社會的認識價值，要比那些沉湎于個人精神空間的小說，更具有還原舊有時代的意義。
《葉爾紹夫兄弟》裡大緻分成兩個線索，一個是政治線索，一個是情感線索。
而對當時的中國讀者來說，對《葉爾紹夫兄弟》印象深刻的，卻是裡面的情感線索。
《葉爾紹夫兄弟》裡的情感線索，的确是觸目驚心的。小說裡的葉氏家族的老五在二戰中，被德國人打傷了臉部，留下了一道傷疤，結識了同樣被毀了容的姑娘廖麗亞，兩個人同病相憐，同居在一起。但是，老四因為在二戰中投敵，刑滿釋放後，回到家鄉，他已經認不出廖麗亞是他曾經的女友，但是廖麗亞卻一眼看出他正是當年的男朋友，這樣，一個女孩，成為葉氏家族弟兄兩個的共同戀人，無論是從倫理道德上還是從心理感受上，都爆發出巨大的沖擊波，而這樣的悲慘性的沖撞，正是戰争造成的悲劇。
這也是《葉爾紹夫兄弟》裡最大的在情感線索裡對戰争的控訴。
而在《葉爾紹夫兄弟》裡的表層的政治線索裡，也充滿着刀光劍影的時代裂痕。小說裡描寫一幫投機分子，借反個人迷信，打擊那些體制内的建設者，把他們說成是保守派、官僚主義、反對改革者。小說從道德角度，把那些擁有“解凍”者思想的所謂激進派，釘上了恥辱柱。
這也是任何小說的特點，就是把那些反派的角色，用道德的濾鏡，去甄别他們的品性的優劣，随之相應的是，他們的政治路線，也會被置于負面。這就是用道德評價，代替曆史評價。
《葉爾紹夫兄弟》裡的投機分子阿爾連采夫本身就是一個道德敗壞分子，他在部裡玩弄女性，抛棄妻子，受到妻子的控告，在道德上處于劣行地位，無奈之下，才來到了基層的鋼鐵廠。在這個新機關，他繼續想出人頭地，期望鏟除前進道路上的任何阻擋他晉升加爵的力量，他的政治選向的悖離時代，是作者通過他的道德缺損來連帶證明的，這就是小說裡的一個潛在的規律，一個道德高尚者，他的政治選擇，必定是正确的，相反也如是。
《葉爾紹夫兄弟》在1961年被引入中國，而當時的蘇聯文學作品，已經不像五十年代那樣蜂擁而至了，《葉爾紹夫兄弟》被選中進入中國，正是因為小說裡的反修傾向。顯然，《葉爾紹夫兄弟》裡的政治線索，非常吻合中蘇論戰中中方的觀點。
而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小說政治線索裡描寫的劍拔弩張的思想交鋒，并不會觸發共情效應，因為小說裡的主題，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而小說裡的情感線索描寫的人性間的沖突與沖突，卻給中國讀者帶來了一種強烈刺激。就像廖麗亞所遭遇到的戰争遺痕從肉體到精神上的傷害，在中國的小說裡，是很少涉及的領域。
實作小說裡的政治線索與情感線索交叉的，則是打破這兩個線索隔閡與壁壘的愛情的元素的出現。
在政治線索裡，最進階别的人物，自然是市委書記戈爾巴喬夫，他高踞在政治線索的頂端，承受着政治線索裡的思想沖擊波的最前端的狂飙襲擊。
而在情感線索裡，則是葉氏家族裡的兩個兄弟與一個毀容姑娘之間的三角關系。
橫向打破這縱向的線性的兩個線索的關系的，就是市委書記的女兒卡芭與葉氏家族裡的後代安德烈之間的愛情關系。
愛情總是能夠打破不可能發生互動的闆塊之間的融彙與溝通，正如《人世間》裡梁曉聲一直強調的，打破階層之差的，有一種可能，就是不同階層之間的聯姻。愛情是唯一能夠實作階層瓦解的一股力量。這就是《人世間》裡秉義與冬梅之間的愛情篇章的動力源泉。
《葉爾紹夫兄弟》裡的市委書記的女兒與勞工安德烈的愛情，最後擁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他們走進了婚姻的殿堂，而在小說裡，還有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描寫，那就是當市委書記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女兒同時生下了一個孩子，這預示着，高幹女兒與勞工階層的愛情結晶，填補了幹部離世之後的悲劇性缺位，在小說作者的心目中，勞工階級的後代足以能夠比對進階幹部的身份地位。這也是《葉爾紹夫兄弟》發表的年代裡，對勞工階級的認可程度，至少在理論上，是勿庸置疑的。
但在《人世間》裡，梁曉聲的站位，顯然不是蘇聯小說發表的1956年，他在小說裡，卻将省長的女兒與勞工後代的愛情，設定成一個沒有後代的絕代愛情，顯然有着梁曉聲更深思熟慮的用意。
《葉爾紹夫兄弟》當年在中國的流行，幾乎無一例外是小說裡的帶給人強烈刺激感的愛情沖突，也就是小說裡的廖麗亞的愛情悲劇。
與梁曉聲同在1969年上山下鄉到黑龍江建設兵團的上海知青顧謙克在回憶文章《豐收的小屋》（載《星光滿天的青春》一書，2012年版）中，提及當年插隊的時候，談得最多的一部小說，就包括《葉爾紹夫兄弟》。
而《葉爾紹夫兄弟》中争論最多的就是老四斯捷潘與廖麗亞的愛情悲劇。
下面是這篇文章裡讨論的焦點：
一位知青認為：“廖麗亞是整部小說中最讓人心顫的人物，但她不太完美。最初，柔弱嬌媚，清純可人，最後卻面目醜陋，舉止乖張，這和當今時代的美學原則截然相悖；小說的大段心理描寫過于灰暗、晦澀，主人公最後的結局太悲慘，有悖于當時昂揚的時代。”
另一位知青則不贊同上面的看法：“我倒覺得她和斯捷潘的悲劇命運是整部小說最大的看點。什麼是悲劇？悲劇就是要把世界上最為美好的東西活生生地毀滅在你的面前。廖麗亞，一個在德軍的摧殘下都挺過來的女性，最後卻毀滅在因失去女性尊嚴而遭唾棄的習慣勢力的包圍之中。她爬上高爐，縱向躍入滾滾鋼水，化作了一縷讓人在心靈深處揮之不去的青煙，也成就了一段永恒的經典。”
當然，在《葉爾紹夫兄弟》小說裡，廖麗亞曾經想過跳入鋼水四溢的高爐裡，但是，被勞工攔阻，後來她的去向不明，在小說結尾處留下了一個懸念。
還有知青對《葉爾紹夫兄弟》裡的斯捷潘倍加關注，寄予同情。在《人世間》中，秉昆也是對曾經叛敵的斯捷潘表達了不合時宜的同情，可見這部小說當時在中國觀衆心目中産生糾結的關注點是一樣的。
《豐收的小屋》一文中介紹這位知青，如此解讀斯捷潘這個形象：
“至于斯捷潘，我覺得寫得非常成功。‘在德國人殘害我的時候，你在做什麼？你為什麼還要活着回來？’這泣血的呼喊讓他的靈魂受到了真正的煉獄般的拷問。這種生不如死的忏悔，寫出了人性中深層次的東西，似乎我們每一個讀者都受到了一次靈魂的洗禮，真實，立體，深刻，感人！”
“你涉及了一個禁區：他是個叛徒，罪人，而我們的藝術創作中，絕對歸于甫志高一類！”
“但他首先是一個人，活生生的人。他沒有奢求什麼，他隻是想活着回去見他的廖麗亞。斯捷潘的罪孽起源于他的軟弱，起源于人性本質上的某些弱點——對生命的貪戀（對生命的珍惜，實際上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質，本是無可厚非，但在那個年代，我們都不敢觸碰這個話題）。他并沒有出賣戰友，但卻出賣了靈魂，出賣了祖國，出賣了我們價值觀中最可貴的東西。我認為他隻是個中間人物。”
這個讨論，也就在這個地方止住了。
柯切托夫像
在《人世間》原著中，秉昆也參與了哥哥姐姐們圍繞《葉爾紹夫兄弟》的争論，而秉昆的站位，也是像那個時代的普通知青一樣，注目着小說裡的斯捷潘這個在當時看來屬于中間人物的形象身上。
可以說，梁曉聲在《人世間》裡重提《葉爾紹夫兄弟》，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讀書感受與思想經曆，更是那一代知青們共同的心理曆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已經無人知曉的《葉爾紹夫兄弟》，遠比《日瓦戈醫生》、《大師與瑪格麗特》這些首屈一指的俄蘇文學更能激起中國讀者的共情反應。
畢竟，相比于《日瓦戈醫生》、《大師與瑪格麗特》裡的男性主人公還是沉迷于超越道德的情感體驗而給人一種脫離現實的世外桃源的陌路感受的話，《葉爾紹夫兄弟》裡将人物情感附着于熾烈的現實中，并受到現實的制約與規定，更符合現代情境下個體生命的真實生存境遇，進而獲得閱聽人的認同。
而在對俄蘇文學的認定上，功利主義的甄别法，卻造成了蘇聯文學這一闆塊的沉淪與湮沒。梁曉聲讓中國的觀衆與讀者重新記起了曾經有過的一個非常動人心魄、激情飛揚的蘇聯文學時代。《葉爾紹夫兄弟》就烙印着一個時代曾經的關注與焦點。即使今天它已經蒙塵了，但翻開這本小說的紙頁，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裡面的情感與靈魂的熾熱，感受到文字與思想的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