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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城市，還是小縣城？是困擾90後整整一代人的問題。在縣城買房、生活成本更低，離家更近，在諸多叙述中，更适合年輕人安頓生活。阿龍是安徽省颍上縣人，在縣城打拼了10餘年，他在嘗試過各種可能後，發現縣城生活不易。
阿龍一刀剁掉自己的手指是在一次下鄉做席中。
那時離過年還有不到一個月，冬天最冷的時候，晚上8點多，忙完這晚的最後一桌席，他扔下勺子，點燃一根煙，往席棚的角落裡走去。從鄉下田野裡刮來的冷風迎面吹來，他眯着眼，整個人疲憊不堪。
冬天是安徽北部農村做席的旺季，鄉村的紅白喜事較多，阿龍已經連續做了28天，人有些恍惚，切菜時胳膊都在發抖。可他算了算，年前幾乎沒有歇息的時間，還有幾家鄉村婚宴在等他去張羅。
等席棚下的三兩桌人陸續散去，他艱難起身，打算再把排骨剁一剁，明天來了就可以直接下鍋。挂在木樁上幾個燈泡搖搖晃晃，形影閃爍，他盯着排骨，拿起笨重的砍刀揮下去，卻剁在了自己的拇指上。拇指從關節處幾乎完全斷掉，僅連着一點皮，血哧哧竄在案闆上，他已感覺不到疼痛。
阿龍今年30歲，高中畢業後進城謀生，他已經在縣城生活10餘年，在這期間娶妻生子。縣城所在的阜陽市颍上縣，地屬華北平原的黃泛區，淮河沿着本縣南部邊界流過，曲曲折折，泥沙俱下，阿龍的縣城生活就在這片平地上攤開。
下鄉做席，是縣城青年阿龍生活的又一次掉落。去年國慶，我們幾位同學在縣城聚會，因為在鄉下做席，他晚上十點才匆匆趕來。兩年沒見，他衰老了許多，明亮的眼睛黯淡下去，說話很少，露出一副疲态。
做席要早上四點起床，趕路去鄉下，是以他一口酒也沒喝，隻是盯着面前斟滿酒的酒杯發呆。一個對紅白事做席很感興趣的同學問：“你怎麼想到要下鄉做席的啊，倒是很久沒吃過鄉下的席了。”這句話，讓頹唐的阿龍有了話頭。
“我是和一位舅舅下鄉做席，他在這行做了幾十年，鄰裡八鄉的紅白喜事都找他做。我跟着學，無論刮風下雨，一有活我就得背個布兜，兜裡裝着兩把砍刀，插着三四把長勺，往鄉裡奔去……”他主要負責切菜、配菜，兩三天裡要做幾十到上百桌席，菜刀始終登登登切個不停。在他的講述中，有同學流露出複雜的神情。
圖 | 鄉下做席的菜
在皖北鄉村紅白事做席多數是鄉村廚師，很少有縣城去鄉下的，更别說阿龍這樣的年輕人。可阿龍也别無選擇，十年來，他開過服裝店、早餐店，送過快遞，做過物流，全都以失敗告終。
差不多5年前，阿龍靠他爸的支援，在縣城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終于成為一名城裡人。如今大女兒已經10歲，在縣城上國小，小女兒1歲半。家裡家外都要用錢，阿龍隻能憑借過人的勤奮勉強維持。縣城發展空間有限，能選擇的職業不多，在開的早餐店因為疫情關門後，阿龍再無門路，隻能去送外賣，下鄉做席。
如同斷指，阿龍縣城生活斷斷續續，終究無法安頓下來。趕去醫院縫合拇指後，阿龍無法工作，在做席賺錢的最佳季節，他都隻能待在家裡養傷。
縣城在中國是農村的盡頭，城市的開始。樞紐節點上的縣城，資源和空間都極為有限。是以，縣城的年輕人很少談論機會和運氣，可為了生活，他們又不能不拼盡全力沖擊頭頂上低矮的天花闆。
18歲那年，當班裡的同學都在沖刺聯考時，他回到鎮上幫爸媽做棉花生意。那時他就要獨當一面，做起事來風風火火，質檢、談價、卸貨、算賬、給錢都得他幹。每收夠兩萬斤棉花，他要雇一輛大卡車，跟車到山東菏澤賣。買家不付尾款，他硬生生在小飯店住了四天，以蹲守老闆的方式解決了問題。
讀書與否将縣城年輕人的道路分為兩條，讀書上大學，縣城就是一個起點，阿龍不讀書，縣城就是他的全部。早早結婚後，第二年阿龍的孩子就出生了，生活壓力變大。他和妻子決定從鎮裡進縣城發展。
阿龍有三個中學同學，一個在縣裡開飯館，一個在鎮上開小網吧，還有一個繼承了家裡的婚紗攝影店。網吧和攝影店都處在瀕臨倒閉的狀态，原因是網咖正逐漸取代網吧，大影樓正淘汰街邊婚紗攝影店。
縣城可供普通青年發展的路徑實在是有限。沒有足夠的資金，阿龍隻能做相對低端的生意，他和老婆決定在縣城開一家平價女裝店。
女裝店開在縣裡一所中學附近，算是鬧市，人流不息。兩邊的門面店都是賣衣服的，小縣城消費低，這條街上沒什麼大品牌，基本上都是加盟店，賣的衣服也都是雜牌子，幾十塊錢一件，甚至一百塊錢就能買三件。
開店，裝修是件大事，那段時間阿龍和老婆都很積極，每天從鎮裡往縣裡跑，認真研究裝修風格，親自挑選裝修材料，并監督勞工施工。一個多月後，一間幹淨亮堂的店面落成，盡管看上去與旁邊的服裝店并無多大差異，阿龍滿心歡喜，夢想着這家店可以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第二次進貨加盟總店那邊就出了問題，不僅缺貨，價格還上漲了一倍。硬撐了半年，來店裡逛的人越來越少，再加上進貨成本高，價格超出縣城的人消費水準，沒人買。最終關門大吉。
進縣城的第二次創業，阿龍撺掇兩個國中同學合夥開物流站。當時是2015年，縣鎮的物流、快遞行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阿龍瞄準了這個方向，說服了同學阿岩和阿福，加盟市裡一家新開的物流公司，在縣裡設立一家物流分站點。
與阿龍一樣，阿岩和阿福也是一直在縣城謀生的青年。三個人中阿岩學曆最高，大專畢業，學的是煤礦專業，畢業後在縣裡的一家煤礦工作。那幾年随着煤炭降價，礦上也越來越不景氣，他每月工資從八千降到三四千，下礦次數卻不減。結婚接着孩子出生，一種家庭責任感使他對下礦産生畏懼，怕發生意外，便辭職回鎮上幫爸媽維持家裡的婚紗攝影店，生意日漸慘淡，退無可退的情況，他隻能選擇前往縣城發展。
阿福高中畢業後一直混迹于縣城，幹過裝修、裝過空調、賣過房子，像一隻勤奮的“豬”追趕每個風口。
物流站的倉庫租在農貿市場裡面，十來平米的屋子，房頂有五六米高，卸完貨就沒地方站腳了。大貨車每晚七八點從市裡開過來，三人甩掉身上的襯衫，光着膀子卸貨，在貨車上爬上爬下。貨物基本都是大件，鋼材、床闆、成桶的油漆等，每件都有幾十公斤重。卸貨一個多小時，他們的褲子都濕透。
圖 | 阿龍幾個人正在卸貨
卸完貨的第二天，阿龍騎一輛電動三輪車載着阿岩和阿福，穿梭于高樓聳立的城北開發區，把貨物一件件送到客戶家裡。此時颍上縣城即将通高鐵，房價一直在上漲，均價五六千，最高達到一萬多。幹物流站，阿龍他們是沒有底薪的，一件貨掙一兩塊錢，每到月底算賬，三位老闆一個人隻能賺一兩千塊錢。
不到三個月，阿福率先脫離了這裡。阿龍了解阿福做事隻有三天辛勤的性格，跟他說，總部很快就會給他們設定底薪加提成制，還給交五險一金。阿福不信這一套，不來幹活後消息也不回，從此沒再和阿龍聯系過，繼續混迹于縣城的其他行當。
第二年阿龍在縣城買了套房子，但十幾萬首付是他爸給的，裝修錢得靠他自己掙。不久後阿岩也開始動搖，常借腰肌勞損的原因不來幹活。阿龍的堅持什麼也沒能改變，每月還是隻能賺一兩千，總部承諾的底薪和五險一金也始終沒兌現。
圖 | 縣城一角
縣城物流市場就那麼大，還有幾家大公司駐守在這，新公司很難有大的發展。站點草草收場，阿岩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煤礦上班，甯願多下礦，工資起碼會實實在在的多一些。
阿龍試圖在縣城安頓的生活，又一次被中斷。
生活将縣城的年輕人分為兩波，一波是多數沒讀書的普通青年，一波是在縣城當老師或公務員。這一分野最明顯的是在朋友圈，有編制的年輕人會曬日常生活，是一些泡澡、打球、旅遊的照片。而阿龍幾乎一年都不發一次朋友圈，現實生活已足夠他應對。
縣城的房子傳遞後，為了湊裝修款，阿龍從信用卡和一些借貸平台套出七八萬，每月背負高昂的利息。為了多賺錢，他開始在一家快遞站點送快遞，一個月能掙四五千塊錢，還完各類欠貸，勉強夠一家人生活。
在縣城，快遞站都集中在一條街上，足有二十多家，阿龍送一件快遞能掙四塊錢，還給交社保。就在他以為這活能幹個幾年的時候，第二年幾個站點為了争搶客戶，打起了價格戰，把價格壓得越來越低，沒等他提出辭職，店長就宣布站點倒閉。
圖 | 阿龍在快遞站點忙活
縣城的發展空間始終有個天花闆，阿龍每一次嘗試躍起，總是被攔截下落。無數年輕人的命運在縣城這片小水域裡漂浮。好在阿龍總是樂觀，有一顆想要把生活過好的心。快遞幹不了，阿龍開始琢磨開早餐店。
有了之前開店失敗的經驗，阿龍給早餐店做足了準備。從沒做過飯的他去市裡學了半個月廚藝，回來後在家練了十來天。根據縣城人的口味，他準備做菜馍，一鍋菜馍要放多少油鹽，配什麼料子，他不斷嘗試，直到他和老婆都滿意了才正式開業。
早餐店需要人勤快，三四點就要起來和面、熬稀飯，等到黎明第一縷陽光照進來，客人們才陸續進店。幹活時，阿龍和老婆都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帽子和透明的塑膠口罩，這種衛生保障在縣城的小餐館裡難得一見。阿龍總結一套口碑生意經：青菜隻買早上最新鮮的，沙拉醬、蕃茄醬都是大牌子，别人買一桶辣醬就幾十塊錢，他買的要一兩百。
生活節奏緩慢的縣城人，平時很注重早餐的品質，味道不錯的飯館很快就能口口相傳。生意逐漸好起來，附近賣菜的、做工地的人都過來吃，還有人從城南專門開車過來，一句話不說，吃完用餐巾紙擦擦嘴就走了。在阿龍夫婦的操持下，飯館每月利潤都超過了一萬元，這在人均工資才兩千左右的縣城，是很高的收入。
好勢頭被打斷發生在2020年年初，疫情爆發後，他的早餐店三個月無法營業。同時他老婆在這期間懷上了二胎。疫情有所緩解後餐館再次營業，可生意已不如從前。老婆預産期将至，阿龍意識到這家店靠他一個人根本忙不過來，無奈下他隻得把店轉讓了出去。
早餐店是縣城青年阿龍生活的高光時段。關店後，生活回歸到飄忽不定的狀态。
失業，房貸，然後是二胎要養，阿龍不僅要跑到鄉下做席，還在城裡送起了外賣。他每月有一半時間做席，一半時間送外賣，一天送12個小時，能送五六十單。如果一個月送夠700單，每單就是5塊錢，達不到的話每單就隻有三四塊錢。
像匹不知疲倦的馬，阿龍奔波在鄉縣的道路上，不敢有喘息的時間。“以前我還有心思和朋友去KTV唱唱歌，現在完全不想去，一閑下來心裡就跟有螞蟻爬一樣。”幹兩份工作，一邊做席一邊送外賣，他才能維持住一家人的縣城生活。
在阿龍剁斷手指的那個夜晚，舅舅看到他的斷指，吓得哭了出來。趕去醫院的車飛奔在鄉間路上，阿龍拼命攥着斷掉的手指，血不斷滲出來，滴在他褲子上、座椅上、檔位盤上。一個多小時路程裡，他甚至睡了一覺，因為連續幹28天，太累了。
幾個月過去，如今阿龍仍在家養傷，什麼活也幹不了，手指上纏着紗布，胳膊被套在脖子上的繃帶吊着。偶爾，他帶着一歲多的小女兒到樓下小公園裡玩，小區裡的孩子們橫沖直撞，他貓着腰，把吊着的那條胳膊縮在懷中，另一隻胳膊擋在正蹒跚學步的女兒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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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吳尋
編輯 | 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