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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古滇國史,竟被藏進了兩千年前的“存錢罐”

在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有一類特殊的文物——貯貝器,可以視為現代人的“存錢罐”。李家山第二次大規模考古發掘中,從69号墓出土的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便是這類器物的典型代表之一。它造型奇特、紋飾精美、工藝精湛,極具古滇國風格。尤其是在直徑不到30厘米的器蓋上,僅人物雕塑就有35個,并鑄有祭柱等,真實再現了當時播種祭祀的場面,這般規模宏大的立體雕塑令人叫絕。而這件特别的“存錢罐”,不僅是财富與權力的象征,還承載着祭祀與“史書”的功能。

這段古滇國史,竟被藏進了兩千年前的“存錢罐”

随葬器物的典型代表

繼1972年1至5月李家山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之後,第二次大規模發掘在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進行,此次發掘清理墓葬58座,出土文物近3000件(套),被評為199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1年,李家山古墓群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李家山第二次考古發掘的大型墓葬,其曆史均在雲南推行郡縣制之後。這個時期,滇族的大奴隸主貴族仍然具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在他們的墓葬裡,随葬器物還是以銅貯貝器等組成的滇族傳統文化器物為主。如今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館藏的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便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随葬器物。

這件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通高40厘米,蓋徑28.8厘米。器物裝飾布局跟普通貯貝器一樣,有器足、器身、器耳、器蓋幾部分。其中,器身為銅鼓形,鼓面加蓋,胴腰間有4個半環形耳,底有3扁足,胴腰部分别飾有羽人劃船紋、舞蹈紋、弦紋、三角齒紋及同心圓紋等。在有着“藝術舞台”之稱的器蓋上,有“表演者”多達35人,也有馬等動物雕塑,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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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貯貝器就是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 沈陽攝

在35個“表演者”中,最醒目的是一位乘肩輿的鎏金婦人,頭梳銀錠髻,神态嚴肅,前後各有二人擡杆,地位與衆不同,她顯然是這次活動的主持者。輿前有兩個騎馬男子開道,輿後有一人雙手持長柄傘為其遮陽。随行人群有扛鏟者、提籃者、背種子袋者、持點種棒者,還有的人物曲身迎接,神态恭謹。另有一些觀禮的“異族”,如辮發的昆明人、穿緊身衣褲的高個男子……

從這件器物的人物雕塑可以看出,古滇國居民是由多民族構成的一個民族共同體,其中既有土著民族,也有外來民族;從各民族在滇國所處的社會地位來看,又有主體民族和非主體民族之分。當時的社會,滇王及其親屬為首的滇國統治集團就是古滇國主體民族的代表,昆明人等在當時隻是滇王屬下的“少數民族”。

這段古滇國史,竟被藏進了兩千年前的“存錢罐”

貯貝器上的每個人物都栩栩如生 沈陽攝

真實再現滇人播種祭祀場面

這件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器蓋正中間有一喇叭形的祭柱,直覺地表達出滇人的信仰形态,也正是這件貯貝器作為宗教性紀念功能的展現。

“祭柱”活動是雲南若幹少數民族的一種古老習俗,不管是祭銅柱還是祭鐵柱,抑或是祭木柱,其宗教含義均是祭祀土地神(谷神),以祈求農業豐收,六畜興旺。這件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表現的是“籍田”儀式,真實再現滇人與農業有關的一次播種祭祀活動,顯示出一派祥和文明的景象。

這件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的主體部分是一件銅鼓,屬于比較标準的石寨山形銅鼓。衆所周知,銅鼓誕生比貯貝器早,其對古代南方少數民族來說,不僅是一件重要的樂器,其禮器功能也是不言而喻的。從這件器物的用途來看,它已從打擊樂器演變為儲藏财富的器物,同時還作為貯貝器參與祭祀活動,說明銅鼓作為貯貝器來使用,在古滇國的社會地位應該是非同一般的。

這段古滇國史,竟被藏進了兩千年前的“存錢罐”

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局部) 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供圖

财富與權力的象征

這件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出自69号墓。該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以工具類、裝飾品類為主,在出土的幾件表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大型器物中,居于主持和中心地位的都是一位女性,是以專家們基本認同69号屬女性墓葬。有考古研究表明,貯貝器器蓋上的人物形象常與墓主生前活動有關,這件貯貝器的器蓋上乘肩輿的鎏金婦人,應該就是墓主生前形象的寫照。

在古滇國的墓葬中,女性墓葬很少,女性進階墓葬更少。通過這座墓葬出土的器物和整座墓葬的規格、形制,随葬器物的數量、精美程度及青銅器反映的墓主人身份地位來看,這個女性至少是貴族級别的。

這件器物也表明,古滇國貯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是滇王和貴族用來盛放海貝、珍寶的寶箱,也是古滇青銅器中的獨有器物。尤其是西漢以來,貯貝器上出現了大量現實生活場景,不僅是古滇人生活的縮影,更是滇王和貴族們權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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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蓋的中心便是祭柱 沈陽攝

承載“史書”的功能

迄今為止,雲南最早的貯貝器出土于江川李家山,有考古研究表明年代在戰國。貯貝器的出現是以海貝的廣泛使用為基礎的,而滇國墓葬遺址中大量海貝的存在,則是滇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曆史必然。從更廣闊的視角看,雲南與周邊地區的經貿往來很早之前就已經展開,古滇國出土的海貝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展現出“國際貨币”的功能。

古滇國時期的海貝從何而來?據專家考證,大陸内陸地區都不産海貝,雲南出土的海貝都是外來品,産自印度洋和太平洋西部、西北部等,海貝就是從南方絲綢之路輸送到雲南的。

同時,貯貝器是滇國青銅藝術的典型代表,器蓋上規模宏大的立體雕塑代表着雲南青銅器失蠟法鑄造的最高成就。以69号墓的這件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來說,器身和器蓋分别鑄造,器蓋是可以活動的。在工藝方面,器身采用合範法,即後世稱為陶範法的鑄造工藝,在器腹、底、足等部位有鑄痕,範與範合攏處的花紋部位有錯位現象,腹、底部有排列較為規律的墊片。器蓋上的立體雕塑采用失蠟法,又稱撥蠟法、出蠟法或退蠟法等,也就是蓋上人物、動物等用蠟分别制模,敷泥成範,鑄成後一一組裝在蓋上。為了鑄像不緻脫落,鑄像根部皆有凸榫,按布局鑽出榫眼,鉚合後再焊接加強,這反映出滇國先民的藝術風格和鑄造技藝的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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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祭祀場面銅貯貝器 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供圖

說起來,中國的失蠟法技術出現較晚,但至遲在春秋中期或更早就已出現。春秋晚期,失蠟法已被廣泛使用。戰國時期,失蠟法應用範圍擴大,技術上也更加成熟。到了漢代,失蠟法鑄件多為實用器物,貯貝器就是這一時期失蠟法的代表作之一。

貯貝器不僅是古滇青銅藝術的最高代表,還是滇國社會曆史最重要的文化載體。2000多年前的滇國處于一種類似“雜酋邦”或“方國”的社會發展階段,滇人沒有系統的、成熟的文字來記錄曆史,貯貝器在某種意義上承載了“史書”的功能,通過直覺的、感性的立體雕塑群像,再現了滇國社會曆史的鮮活場景,是後人研究古滇國文明最真實、最可靠的材料。同時,貯貝器的主人非富即貴,器蓋上的群雕主要反映的也是滇國王侯貴族的活動,它們是滇國社會上層建築的生動再現,承載着古滇青銅文化最核心、最關鍵的部分。

漢武帝開滇之後,貯貝器文化在雲南逐漸沒落,西漢晚期迅速消失在曆史的雲煙中。不過,貯貝器作為古滇國獨有的器物,從戰國時期一直到東漢初期,在古滇國曆史中都有它的身影。可以說,貯貝器文化與古滇國的曆史相始終。

來源:人民日報用戶端雲南頻道、玉溪日報

責編 羅秋旭

校對 朱麗

編審 李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