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詩歌史上的謎案
據說，1871年，一位17歲的外省青年到過巴黎。他名叫阿蒂爾·蘭波。2021年，當我們紀念巴黎公社150周年時，似乎忘記了巴黎公社和詩的關系。“如果蘭波真的令人欽佩，那不是因為他陷入了沉默而是因為他發出了聲音。……人們應該記住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蘭波是在1871年來到巴黎的，很自然地，他參加了公社軍隊……”這是20世紀法國偉大詩人路易·阿拉貢在1935年的文章中寫到的。阿拉貢甚至認定，“在水宮的兵營中，青年蘭波還沒有質疑過書寫和歌唱的用途”，而他書寫和歌唱的，不是别的，而是“勞動婦女的手”，是一雙雙日曬雨淋而如今拿起暴動武器的手。這指的是蘭波的《讓娜-瑪麗的手》：
……
它們不是表兄弟的手，
而是有着大腦門的勞動婦女的手，
在醉飲柏油的太陽下，
它們燃燒，在發出工場惡臭的林中。
它們日漸蒼白，但卻非凡，
在充滿愛的太陽下，
在機關槍的青銅上，
遍布起義的巴黎！
阿拉貢言之鑿鑿，又有年少詩人的這一系列“巴黎戰歌”為證，我們簡直可以“腦補”出蘭波和“第一國際的詩人鮑狄埃”、巴黎公社的美術委員會主席大畫家庫爾貝在一起的場面，想想都令人神旺。但其實，1871年春蘭波的行止，尤其是他是否曾親往巴黎參與公社起義，至今仍是法國詩歌史上的謎案。
根據“七星詩庫”版《蘭波全集》所刊定的“生平和資料”，蘭波4月中旬可能去了巴黎，在巴黎公社生活數日，但這一廣為流傳的假說沒法得到充分“證明”（另一位籍籍無名的青年詩人，倒一直在巴黎，那便是洛特雷阿蒙，他在前一年德法戰争巴黎圍城之際死去，幾十年後，他得到重新發現，同樣被超現實主義者們“封聖”）。歸根結底，巴黎公社并不是一首抒情詩，甚至正如英國批評家伊格爾頓所提示的，它也不是血與酒的詩意狂歡。它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勞動人民現代政權和社會形态，它是72個日日夜夜的鬥争和創造，它是大約兩萬五千人的壯烈死難。那麼，為什麼曆代評家還是執着于蘭波是否曾在“水宮的兵營”歌唱、是否和“巴黎勞工肩并肩”、是否和鮑狄埃這樣的社會主義戰士們在一起呢？關鍵問題在于：在巴黎公社中，詩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巴黎公社和詩歌之間，究竟産生了怎樣的關聯？如果按第二國際理論家梅林的話說，巴黎公社是一切“革命戰略和戰術”的“試金石”，那麼，詩歌是否也是這“戰略和戰術”的試驗的一部分？
阿蒂爾·蘭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9世紀法國著名詩人，象征派詩歌的代表人物，超現實主義詩歌的鼻祖。他自稱“通靈者”，被稱為“履風之人”。代表作有詩歌《醉舟》《元音》，散文詩《地獄一季》《靈光集》等。
詩歌語言就像街壘
在這方面，美國左翼學者克裡斯汀·羅斯的《巴黎公社和蘭波》一書，已經成為了文學研究和社會史相交織的典範之作。她開宗明義地說，大家在蘭波的行蹤上已經浪費了“太多筆墨”，但真正重要的卻是，以“改變生活”為智語的蘭波，能否代表和巴黎公社起義相稱的詩歌語言變革？蘭波在1871年5月寫道：“未知事物的發明要求新的形式”。他在夏天時甚至還起草了一部“共産主義憲章”，可惜已佚。但據他的友人回憶說，蘭波提出廢止代議制政府，而一切付諸公決（見羅斯書21頁）。羅斯和阿拉貢的看法大不同，她認為，蘭波在“後公社”的1875年陷入沉默，終止了詩歌寫作生涯，但他對“寫作和歌唱的用途”早有反思。正是在1871年，蘭波提出“我要成為一名勞工”。寫作，和“巴黎勞工們”的活計一樣，同樣是工作，這種工作沒有任何特權和優越性，而和各行各業的勞動彼此平等，互相映照。與此同時，“這麼多的勞工正在死去！”于是，我們在《巴黎狂歡節或巴黎人口劇增》中讀到：
你的使命确立，死亡沉吟，被選擇的城市！
用沉重的銅号在心中堆積尖銳的哀鳴。
詩人将把握卑賤者的啜泣，
苦役犯的仇恨，被詛咒者的心聲；
（王以培譯本）
詩歌作為工作從文化特權和社會隔絕中不斷解放出來，這才有巴黎公社中蘭波的真正“在場”。羅斯給出一系列詩歌隐喻和起義智語、勞工俚語和政治漫畫的雜糅例子。比如，蘭波名篇《醉舟》中迷狂的語言急流和巴黎公社失敗的關系，曆來耐人尋味，其中一個意象是“藍酒”（vin bleu），也醉人耳目，算作大膽的超現實隐喻的佳證。而根據考證，其實“藍酒”确有所指，19世紀歌舞表演場上的廉價紅酒，灑到桌布上洗不掉，便留有藍漬，于是底層群眾——也就是這種酒的消費者——稱之為“藍酒”。
另外，《彩圖集》中“綠嘴唇”一語，也是“絕對隐喻”之範例，但實際上來自于巴黎勞工語言，意指妓女晨起時的病态面容，也出現在其他詩人的公社智語詩中。至于《巴黎戰歌》這一“打破進階藝術和報告文學之間壁壘”（羅斯書139頁）的公社之詩（不用管蘭波是不是在公社），更以歌曲律動串聯起來許多公社智語、張貼和諷刺漫畫的題目。其中，蘭波把梯也爾等凡爾賽反動政府上司人諷刺為“愛欲之神厄洛斯”，而當時，公社人士中早已玩起這個“諧音梗”，因為“des Eros”連讀，和“一堆零”音同，而“零”在勞工俚語中又指無能、無定見之輩。在一系列漫畫中，梯也爾等人被描繪為臃腫無能的空心人，也就是一堆“零”，還望向“強奸共和國”。不久後，這堆“零”就是屠殺勞工的劊子手。
正如伊格爾頓所總結的，這樣的詩歌語言就像街壘一樣，用城裡各種順手找來的雜七雜八的物件堆成。詩歌的臨時拼湊的工作美學，對應于街壘的城市空間政治。在巴黎這現代性之都，和街壘對立的，是紀念碑。街壘是雜亂搭建的，是橫陳的，紀念碑是精心營造的，是豎立的。和蘭波的詩歌工作對立的，是形式的經典，是純詩。薩特說蘭波的隐喻是爆炸性的，是擴張的、雜多的統一體，而波德萊爾和馬拉美的隐喻卻是凝定的、濃縮的，這也可以說是詩歌中的街壘和紀念碑之别吧。
公社社員們曾忙于拆毀展現法蘭西帝國榮光的紀念碑。據說旺多姆紀念碑在倒下之時，塵土飛揚，早已從内朽壞的碑體材料中還跑出一群耗子！但在革命的緊急時刻，把注意力都放在這上面，在戰略戰術上是否合适？從馬克思、恩格斯以來，不乏這樣的批評：巴黎公社急着改變這座都城的面相，卻沒有分心去搗毀法蘭西銀行，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但正如城市象征物和政治經濟學一樣重要，正如蘭波要打破詩歌經典的統治地位，公社也要打破經典紀念碑對城市空間的統治。相反，公社曾以印刷布告牌的形式提出了“被詛咒者紀念碑”的項目，第二帝國的“地獄史”将全在上面，連巴黎改造的規劃者奧斯曼也榜上有名，可謂是一種反向紀念碑。
當然，在反動政府圍城和攻城的日子裡，公社創造了新的社會空間（這其中就有蘭波的詩歌），卻最終還是受制于19世紀最偉大的資産階級都會的空間結構。勞工們面對的已不再是大革命以來曆次法國革命的巴黎，經過了奧斯曼的城市改造工程，已經布滿了筆立的林蔭大道，而小街小巷不複多有。這使得街壘戰在公社的防守中功效大減。
本雅明在《拱廊街計劃》手稿中曾引到這樣的說法：“奧斯曼建造寬而筆直的大道以打破密集而曲折的社群，可不是閑得沒事毫無用心；而對于神迹、連載小說，和人民密謀的秘密花園，那些小街巷恰曾是它們的土壤。”說到底，巴黎的城市空間，就像社員們所直覺到的，代表了布爾喬亞的統治結構。而反諷的是，據本雅明考證，公社最後的據守陣地之一正是巴士底獄，那裡是1789年大革命開幕之地，彼時，作為革命階級，布爾喬亞曾和勞動人民一起戰鬥。
《蘭波作品全集》，作者：[法國]阿蒂爾·蘭波，譯者：王以培，版本：作家出版社 2011年11月
公社失敗之後
巴士底獄在巴黎右岸。社員的最後抵抗集中在右岸，對抵抗者的最終屠殺，也發生在右岸。2008年冬，我在巴黎遊學時，正好住在右岸，也曾專門去二十區的拉雪茲神父公墓憑吊。那是12月的一個周日，典型的巴黎初冬天氣，陰郁微雨，在公墓中遊蕩，有濕冷刺骨之感。遇到肖邦、巴爾紮克乃至普魯斯特的墓，隻需要按圖索骥，而我轉了許久許久，才碰上《國際歌》詞作者歐仁·鮑狄埃之墓。“國際悲歌歌一曲”。又走了一陣，我終于來到巴黎公社紀念牆前。當我哼唱那“團結起來到明天”的旋律時，這巴黎最大的公墓中密密麻麻的墓碑已經擦黑了天空。
離開公墓，我向蒙馬特高地折返，一路上感覺有曆史的亡靈相随。蒙馬特高地正是右岸上林蔭大道不能通達之地，布滿“曲折密集的社群”和“小街巷”，作為“人民的秘密花園”，當年見證了公社起義的全過程。1871年3月的蒙馬特高地事件是勞工接管城防的開始，是公社的導火索。而在公社最後的日子裡，恩格斯緊急轉達馬克思的軍事意見：“鞏固蒙馬特爾北部高地，普魯士防線”。可惜為時已晚。
公社失敗之後，也就是在蒙馬特的制高點，第三共和國在大資本家的資助下，同意修建聖心大教堂。聖心大教堂雖說是為了紀念普法戰争中的死者，但在1873年巴黎主教和國民大會的通信中，明确載有“寬宥公社的罪行”的用意。這是實際軍事鎮壓之上的又一層鎮壓：空洞的官方說法對反叛的“工作”的鎮壓，宗教建築對“人民的街巷”的鎮壓，象征物對亡靈的鎮壓。這讓人想起蘭波最後散文詩集《彩畫集》中的《民主》：
在大都會我們将供養最犬儒的賣淫。我們将屠滅合乎邏輯的反叛。
在此告别，不管去哪。我們是美好志願的新手，将有我們的野蠻哲學。……世界還在運轉，就讓他崩潰瓦解吧。這才是真正的運作。前進，開路！
（在王道乾譯本基礎上改譯）
看夠了城市的“喧嚣和色相”，詩人“出行遠去”（《彩畫集·出行》）。1875年，蘭波停止了“寫作和歌唱”，先是在歐陸徒步旅行，然後又去爪哇，也到過亞丁灣，最後在非洲，在帝國主義的豔陽熾烤中，他做起了軍火走私生意。1891年，蘭波在馬賽去世，沒來得及回到他的家鄉。
如今，聖心大教堂早已成為俯瞰巴黎全貌的旅遊景點，但它潔白的外形投向的卻是曆史的陰影。冬夜，亡靈在陰影中聚集。一首詩能檢閱多少詩人的工友、時代的敵人、曆史的亡靈？至少，詩歌也曾是“合乎邏輯的反叛”……
草于巴黎公社150周年、蘭波去世130周年之際
作者｜王璞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