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歌英譯傳播中華文化

在唐詩璀璨的星河中，李白的詩歌（以下簡稱“李詩”）是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不僅中國文人與讀者癡迷其中，許多國外學者亦對其懷有極高的研究興趣。李詩英譯有200餘年的曆史，大部分為選譯本，鮮見全譯本；在譯詩技法上，散體居多，詩體較少。不同譯者群體的譯文各有千秋，他們在文化“交遊”中，為李詩在西方的傳播與接受找到了不同的突破口。

李詩英譯的三個階段題

雖然有關詩歌可譯性的争論一直存在，但是翻譯詩歌的努力卻從未間斷。自18世紀中葉開始，李詩英譯活動赓續不斷，延續至今。通過對中外譯本的系統爬梳，筆者将李詩英譯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世紀初期之前，是李詩英譯的早期階段。16世紀末，随着傳教士來華，中外文化的碰撞催生了較多的漢詩英譯作品。中國學者王麗娜認為，最早将李詩譯為英文的是英國政治家、詩人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之後，又有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理雅各（James J. Legge）、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赫伯特·艾倫·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英國傳教士、外交官和漢學家嘗試翻譯李詩。德庇時曾譯《贈汪倫》和《曉晴》。道格拉斯曾譯《登金陵鳳凰台》，并将譯作發表在其所著《中國》（China）一書中，書中附有原詩的拼音，供外國讀者吟誦。

這一時期，李詩英譯者多為英國人。譯者未将李詩作為一個獨立對象來研究，而是将其作為中國文化典籍或唐代文學的一部分，所譯李詩數量不多，研究深度不足。譯者受中西方文化差異影響，常出現誤讀現象，存在對詩歌本意的了解偏差。大部分譯者受西方詩歌創作趨勢影響，采用了散體形式翻譯，譯文難以再現原詩的音韻美。

第二階段為20世紀前半葉，在這一時期，李詩翻譯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逐漸形成了一些翻譯準則。彼時，美國開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新的角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日趨活躍，也出現了一些代表性李詩譯者。包括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等。此外，英國漢學家阿瑟·威利（Arthur Waley）和日本翻譯家小畑薰良等人的貢獻也不容忽視。

龐德是當時以自由體英譯中國詩歌的代表，是中國古詩走入美國詩壇的引領者之一。其譯著《華夏集》（Cathay）和《五年間》（Lustra）分别收錄了7首和12首李詩。他突破了格律的束縛，以傳達原作的意境為重，這使得其譯文受到西方讀者的喜愛。當時，深受西方學術界好評的還有賓納等人合譯的《群玉山頭：唐詩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該書收李詩27首，同樣采用了散體意譯法。威利的譯著中涉及李詩的有《漢詩選譯》（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和《漢詩選譯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他還在刊載于倫敦版《亞洲季刊評論》的《詩人李白》（The Poet Li Po）一文中列舉了23首李詩譯文。日本學者小畑薰良在美留學期間出版英文本《李白詩集》（The Works of Li Po, the Chinese Poet）。他同龐德一樣，采用散體意譯方式，不拘泥于形式和韻律，其譯文旨在向讀者傳達原詩中所含的思想感情。《李白詩集》在歐美數度再版，至今依然吸引和影響着無數讀者。

這一時期，李詩美國譯者的譯作在數量和品質上都開始超越其英國同行，譯者群體從傳教士、外交官發展到專業譯者、詩人等，其成因或在于美國蓬勃開展的新詩運動。該運動在高潮時曾以中國古詩為武器，試圖擺脫英國詩歌傳統的束縛。

第三階段為20世紀中後期，在這一階段特别是20世紀末以來，國内譯者開始在漢詩英譯上發力，不僅湧現出大量譯者，而且産生了傳播效果上乘的譯本，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古典詩歌作出了巨大貢獻。代表性譯者有翁顯良、許淵沖等。翁顯良主張用自由體表達中國詩歌所蘊藏的意象。翁顯良在其所著專集《古詩英譯》（含李詩）中，将漢詩英譯的理論運用于實踐，選譯的詩歌時間跨度大、種類多，是一本富有特色的漢詩英譯佳作。許淵沖認為漢詩英譯，既要工整押韻，又要境界全出，力求完美。他緻力于把唐詩、宋詞等譯為英語韻文，提出“三美”理論，并将其運用于翻譯實踐，尤其是詩歌翻譯中。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譯者參與李詩英譯，通過譯本努力向西方讀者介紹李詩，其貢獻不僅在于翻譯實踐，還在于翻譯理論。2020年10月，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趙彥春譯著《李白詩歌全集英譯》由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李白存世詩歌1052首，共8卷。在書中，趙彥春以其創立的翻譯學歸結論為基礎，向讀者和其他譯者展示了關聯參數在翻譯過程中的具體運用及效果，為讀者整體分析評價譯作提供了名額架構。

詩體散體各不同

總體而言，國外李詩譯本以散體、選譯為主，國内李詩譯本以詩體、選譯為主。詩歌翻譯中一直存在詩體與散體之争，争論的焦點在于譯文中是否應保留原詩的韻律。以譯者行為批評理論考察可知，詩體譯者偏向于語言人，彰顯了語言性；散體譯者偏向于社會人，其社會性更為突出；兩類譯者彼此相連，隻是側重不同。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周領順認為，譯者對原文的定位、譯者對讀者的定位（包括譯入與譯出）、譯者對自己的定位，乃至譯者對譯文的定位都直接影響着譯文的走勢，幾個“定位”之間彼此關聯。這些都是出于務實的需要，是以，也會有相應務實的态度與手段，即使對偏于“求真”的文學型文本而言，同樣要保持較大的自由度。

前文提到的部分譯者将李詩譯為散體，甚至有譯者将散體譯為詩體。原因或在于文學型文本通俗化程度較高，故而譯者介入的成分也就較多。對于譯者而言，為了求取最佳語境效果甚至市場效果而部分偏離“忠實”是常見現象，這是從動态的人本視角看待問題。

縱觀李詩英譯史，筆者認為，雖譯者衆多，譯本紛呈，但也存在不足與問題。第一，在選詩數量上，絕大部分譯本所涵蓋的李詩篇目有限，且重譯、複譯現象明顯。第二，在譯詩品質上，由于譯者身份、譯詩目的、譯詩理念等不盡相同，現有譯詩在品質上參差不齊。第三，在譯詩技法上，詩體/韻體/格律體、散體/自由體均有所見，譯界未就其譯法達成共識，以至于譯者們各行其是，創造出随心所欲乃至良莠不齊的譯本。

根據李詩英譯者的身份特點，可将其分為傳教士或外交官、漢學家或英美學者、詩人和華人學者四類群體，其譯文各有千秋。傳教士或外交官群體譯詩時常将漢詩格律進行本土歸化，漢學家或英美學者群體側重李詩意義和精神的再現，詩人群體偏重譯詩的審美追求，華人學者則更多關注李詩對中華文化元素的傳達。以上國内外譯者在文化“交遊”（社會交往）中，為李詩在英語國家的傳播與接受找到了不同的突破口，使詩仙遠遊，詩魂傳播。通過中外譯者的不斷追求與努力，外國讀者對李白及其詩歌有了更多的認識，同時，李詩對于世界文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産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李詩英譯不僅可以助力中國古典文學的廣泛傳播和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英國文學，促進了中西方文化交融與文明互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李白詩歌全集英譯及譯本對比研究”（17AZD040）、2020年甘肅省高等院校外語教師發展研究項目“網絡實踐共同體對甘肅省高校英語教師科研上司力發展的影響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西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編輯：陳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