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吳舒潔老師的《“内部”與“外部”之間：論尾崎秀樹的殖民地文學研究》一文。
吳老師在文章中指出，作為戰後日本殖民地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尾崎秀樹在日本及其昔日的殖民地之間搭建起了一種新的連帶意識，這種連帶包含了對于“十五年戰争”體制的總清算。尾崎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跨越民族國家“内部”與“外部”的中介性視角。“非國民”與“灣生”的經驗，使尾崎秀樹在着手其殖民地文學研究時就已抱持某種與“日本人”相間隔的主體态度。尾崎通過文學發現了曆史救贖的契機，反對籠統地将戰争時期的文學指斥為“不毛文學”，尾崎關注的是文學如何卷入政治體制，而外部的政治又如何内化為文學主體的理想和判斷。尾崎秀樹以殖民地文學為方法，執着于探究文學所應承擔的責任，通過将“外部”的殖民地“内部化”，暴露出了日本近代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置換關系。隻有認識到文學對于殖民地意味着什麼，才有可能了解日本文學與戰争的關系，進而揭示日本的近代為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敗局。尾崎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日本對外擴張的曆史緊密交織在一起，進而開辟出了一個認識民族主體的新的思想場域。
本文刊發于《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01期，保馬推送的是作者提供的完整版，感謝吳舒潔老師的大力支援！
▲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
人間出版社，2004年
“内部”與“外部”之間：論尾崎秀樹
的殖民地文學研究
文|吳舒潔
1991年，在陳映真等人的努力下，日本學者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對于台灣主流學界來說，這本著作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思想方式都顯得有些“另類”。作者穿梭于日本及其殖民地之間的文學思考，将東亞盤根錯節的殖民與戰争圖景重新呈現在人們面前，對此陳映真曾如此評價：“日本的現代化是日本明治維新以降，繼而以對外侵奪的‘十五年戰争’犧牲包括台灣在内的亞洲的結果——這就是尾崎先生所欲在《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這一劃時代的、無與倫比的巨著中所要建構的曆史意義。”[1]作為戰後日本殖民地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尾崎秀樹在日本及其昔日的殖民地之間搭建起了一種新的連帶意識，這種連帶并非帝國優越感的延續，而是包含了對于“十五年戰争”體制的總清算。在日本近代曆史的發展中，殖民地究竟占有着怎樣的位置，殖民地的文學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構成了日本文學的一部分？對于中日關系而言，尾崎的研究則提醒我們去注意殖民地這樣一種跨越民族國家“内部”與“外部”的特殊政治形态，以此為視角打開中日之間交錯的曆史構造。
一、“非國民”與“狼眼睛”
尾崎秀樹的兄長即是著名國際情報組織“佐爾格小組”的核心成員尾崎秀實，其父尾崎秀太郎因受當時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邀請，舉家遷居台灣，擔任台灣日文報刊《台灣日日新報》記者。1928年，尾崎秀樹出生于台灣，在那裡度過了少年時期。1945年他剛進入台北帝國大學攻讀醫科，随即被征召入伍，直到1946年才傳回日本。尾崎一家與殖民地台灣的密切關系，決定性地影響了尾崎兄弟的中國認知，如尾崎秀實的獄中自述，正是因為在台灣直接感受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各種關系”，他才對中國的民族問題産生了格外的關心[2]。而在“殖民地生，殖民地長”的尾崎秀樹，作為所謂的“灣生”，更是形成了不完全内在于日本人的主體認同。
▲尾崎秀實（左）與尾崎秀樹（右）
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之際，尾崎秀實因“佐爾格間諜案”被處以極刑，這一嚴重的“叛國”行為将尾崎一家排除在日本“國民”的全體之外。尾崎秀樹把這種處境類比為日本傳統的“村八分”[3]制度，雖然表面上仍是日本人，但實則已遭到共同體的一緻絕交。在日本的總力戰體制下，“國民”的認定已經發展成一種排他性的暴力機制，連同以天皇制為核心的“國體”共同構成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動員的基石。被烙上“非國民”罪名的尾崎秀樹，“因被日本人疏遠而有了作為日本人的自覺”，這種自覺在日本戰敗的那一刻得到了更加真實的确認。他曾自述，“讓我意識到自己到底還是日本人的，是1945年8月15日” [4]。他不是作為日本人體驗着戰敗，而是因戰敗意識到了日本人對于其它民族的罪責。
▲佐爾格
“非國民”與“灣生”的經驗，使尾崎秀樹在着手其殖民地文學研究時就已抱持某種與“日本人”相間隔的主體态度，這與帝國意識驅動下的日本傳統“支那學”研究大相徑庭。尾崎兄弟對于中國問題的關注，雖然與其父親的漢學教養相承，卻因深刻地卷入近代東亞殖民與戰争的體驗，而獲得了全新的中國觀。[5]竹内好曾經說過，日本的殖民地，從它們不再是殖民地的瞬間開始，學術上的關心也就消失了。[6]即使在戰後日本學界所展開的戰争責任批判中，對于殖民地經驗的總結與檢討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付之阙如。旅月曆史學家戴國煇也對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姿态”多有批評，指其“欠缺以中國史的一構成部分，加上包含日本在内的現代亞洲史的一構成部分去掌握台灣”，隻是作為日本國際戰略的輔助，附随着所謂“地域研究”的一般命題。[7]然而，尾崎秀樹的殖民地研究完全擺脫了那種帝國中心論的“亞洲-中國”的知識生産，以其背負着曆史債務的贖罪意識開啟了日本與舊殖民地以及中國之間的對話。
▲戴國輝《台灣：人間·曆史·心性》，岩波文庫 ， 1988年
在20世紀60年代，尾崎秀樹的學術研究同時涉及三個領域：殖民地文學研究、魯迅研究、大衆文學研究，三者看似跨度極大，内在的問題意識卻彼此承接。當時以竹内好為首的一批戰争世代知識分子組織了各類共同研究會，圍繞文學的戰争責任、日本近代文學的傷痕以及中日關系等主題展開系列讨論。1960年3月至年底，《文學》雜志主辦了“戰争下的文學”的共同研究，竹内好、平野謙、橋川文三、安田武、尾崎秀樹等人均參與其中。[8]此外還有普通社組織的“日本中的中國”共同研究會，以及中央公論社舉辦的“滿洲國研究會”等。這些共同研究代表了戰後進步學者反思日本近代，以中國為方法推動東亞曆史清理的知識努力，從中也可看出尾崎的研究取向與路徑，他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一書，主要即是參與這些共同研究的成果結集。不過，在借鏡中國近代曆史經驗的熱潮中，台灣史和台灣文學乏人問津，在竹内好的大力支援下，尾崎的殖民地文學研究才逐漸産生影響。當時尾崎擔任竹内好主持的《中國》雜志的主編之一，經竹内好引介結識了台灣學者戴國煇，共同促成《中國》推出了三次台灣特刊。[9]到了1970年代，以戴國煇為首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成立，台灣研究才算是在日本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隊伍。[10]
▲尾崎秀実《現代支那論》，岩波書店，1982年版
對于尾崎來說，最為内在的學術沖動來自其兄長的經曆。為了追查兄長被害的真相，尾崎也經曆了魯迅式的“受挫于政治而轉向文學”的思想轉換。循着兄長的線索，他逐漸探入“佐爾格間諜案”所勾連起的曆史時空，以魯迅為中心追尋東亞民族主體間交往對話的“痕迹”[11]。魯迅不僅構成了戰後日本自我批判的思想資源，也構成了尾崎學術之路的起點與基軸。在《與魯迅的對話》一書中，尾崎以“狼眼睛”這一意象描述了魯迅文學帶來的沖擊：“從我哥哥死刑那時起，我就被阿Q遭槍斃前看到的狼眼睛死死抓住了”，和阿Q同樣被處以極刑的尾崎秀實，在其臨死的瞬間是否也看到了森森的狼眼？[12]未莊人審判的目光，一如尾崎一家所遭受的“國民”壓迫。尾崎從“狼眼睛”裡看到了“權力的眼和群眾的眼”重疊構造的暴力[13]，二者的合謀不正是推動了日本法西斯主義體制的運轉，也決定了尾崎秀實的死嗎？
▲日文版《阿Q正傳》、《狂人日記》
“為何沒有一個人對尾崎秀實的死表示異議”，帶着這樣的“執着之念”[14]，尾崎從中日互相對抗的民族主義動向中去思考“國民”的生成機制，也由此挖掘出了兩國革命運動“相同的礦脈”。是以，殖民地文學與日本大衆文學實際上構成了尾崎觀察帝國-殖民地結構下不同民族主體生成、對話、抗衡的兩條路徑。在戰後關于文學的戰争責任的讨論中，尾崎特殊的主體意識——來自“非國民”與“灣生”的經驗，産生了一種具有高度自反性的觀看視角，這使他在深受竹内好影響的同時，也沒有将魯迅或殖民地問題過快地化約為“亞洲的原理”，而是在東亞近代關系的互相牽制中反複确認日本人的反思立場。這裡的“日本人”，當然并不指向封閉的國民話語，而是背負着亞洲人民的“傷痕”以尋求真正解放的民族主體。在尾崎看來，“8月15日之後，也是說一億總忏悔，這是沒有主體性的和尚忏悔”[15]。“日本人”這種高度一緻的全稱，導緻沒有人會去承擔實際的責任。如果說竹内好試圖從日本“外部”的魯迅/中國發現“具有自由意志的責任倫理主體”，那麼被“狼眼睛”所攫取的尾崎，則迎向了“日本人”/“國民”所深陷其中的曆史暴力結構。
二、體驗的一般化與曆史的反複
一方面，尾崎秀樹繼承了其兄站在左翼立場上對于東亞民族問題的思考，尤其是“在意識到民族問題在中國的意義同時，也想到了日本的國民再組織問題”[16]；另一方面，他的“非國民”體驗深刻地内在于這一思考中，進而打破了個體、國民、民族三者之間的單向關系，使戰争責任的檢討并不局限于日本内部的視角。在尾崎秀樹的研究中，總是能看到一種多重交疊的主體意識，對他而言，殖民地人民的傷痛“其實是我們日本人的傷痛”，“我能夠通過自己的肌膚感覺到他們的傷痛。如果除卻這一點，我将無法叙說殖民地文學”。[17]這一攜帶着鮮明“自身像”的研究姿态，或許缺乏曆史研究的客觀性——事實上，尾崎在史料掌握上的不足也加深了這種主觀投射的色彩，丸山升也批評其過于依賴政治（組織或無視個性）與文學（個性）的對立架構，未能在研究者的“自身像”與研究對象之間保持一種緊張關系[18]。然而尾崎個人獨特的殖民地體驗不僅僅是情感性的，更是将其“作為債務加以曆史性地确認，并從研究的角度對待它”[19]。正如戴國煇對于殖民地研究的期待：“作為活在同時代的社會科學家經曆不幸的殖民地體驗（從群眾的立場來說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雙方，但都是不幸的體驗），将此經驗在各自的曆史之中做正确的定位、邏輯化。”[20]尾崎的研究無疑是在這一方法論的自覺中展開的。
▲《人間叢刊》之《迎回尾崎秀樹》
如同丸山真男指出的，“在某種意義上，從8月15日的高潮點開始，日本的民族主義便擔負了同那些很早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其他遠東地區的民族主義大緻相同的課題”[21]。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奴役的曆史，也是日本近代史無法割棄的内在組成。然而對于日本戰後沒有經曆過殖民地統治的一代人來說，很容易把殖民地當成“外國”，以一種“客觀”的态度超越這段曆史。更為複雜的是，随着北韓戰争爆發、舊金山和約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日本在擺脫戰後被占領狀态的同時也陷入了新殖民地化的處境。然而在20世紀六十年代日本的民主化和民族主義運動中，人們對于殖民地情境的拟想并未充分建立在清理日本殖民罪責的基礎上，這也導緻了各種帝國主義式的亞洲想象（“脫亞”或“興亞”）暗中借屍還魂。是以，竹内好、鶴見俊輔、尾崎秀樹等人以戰争體驗為原點，試圖重新溝通日本從戰前到戰後的曆史，将戰争經驗“改寫成可供利用的現在時态”[22]，使之被組織進戰後的抵抗運動中。
▲鶴見俊輔（1922年－2015年）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殖民地體驗加以“主動地認識（和其方法化）”[23]，也就獲得了一種從殖民地回看日本的反向視角。竹内好就認為，殖民地作為日本本國的投影，能夠從中客觀地看見本國的全體像，尤其是像“僞滿洲國”這樣一個以“國家”形态存在的殖民地，從其曆史中早已能汲取到今天美國占領沖繩的教訓。[24]尾崎更是明确地提出，“通過舊殖民地這一分光儀，重新定位日本在亞洲的位置的必要性”[25]，同時也在中日關系之間構造了一個複雜的方程式。對于日本而言，殖民地既是作為“外地”存在的異民族區域，同時也是其帝國-國家的政治版圖努力吸納的組成。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内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等治理政策的演變，充分說明了殖民地并非簡單地以他者的方式被看待。而當這些帝國的邊緣最終竟成為軍國主義擴張的“生命線”時，日本内部的“國民”與“國體”想象也不斷遭到挑戰。可以說，在殖民統治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始終“充滿反複與異質交鋒的緊張關系”[26]。正是通過對内的“國體主義”國家統合與對外的帝國主義擴張，内/外的話語界定互相置換、支撐，才發展出近代日本扭曲的“亞洲主義”國家道路。這也意味着對于戰争責任主體的審視，不能僅僅局限于舊有的民族主義邏輯，而必須引入帝國-殖民地的座标去再現國家主義在“内部”與“外部”的運作和變形。
▲“皇民化”訓練中的台灣青少年
沿着這樣的思路，尾崎尤為關注不同的民族主體如何在帝國-殖民地的統合體制中發生碰撞，由此制造出複合或分裂的主體狀态。他的視角穿梭于台灣文人、東北文人、在日北韓文人、“滿洲文人”、在台日本文人等多種身份之間，民族問題也被放置于一個支配與抵抗互相牽制的關系中展開。盡管丸山真男認為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極端國家主義）體制導緻了個體被高度納入集團，“所有人以及社會集團的關系都是不斷地受另一方的制約，同時又制約着另一方”[27]，但是在殖民地的時空裡，“一君萬民”的權力體卻充滿了沖突與裂隙。這一特征在尾崎的“滿洲文學”研究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展現，在“滿洲文學”虛幻的“民族協和”表象之下，其實各民族作家仍然在各自的傳統、各自的時間裡塑造着自己的文學。甚至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這樣的想象的文學共同體中，參加者們與“國策”之間的距離也是清晰可見的。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主會場大東亞會館
竹内好曾高度贊賞尾崎秀樹把戰時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1961年的亞非作家會議（A·A會議）東京大會重疊起來的讨論。這一研究開創性地跨越了相隔的曆史時期，在戰時與戰後的斷裂中提醒着記憶的連續性。1961年正值剛果、寮國、阿爾及利亞等亞非國家民族解放鬥争最嚴峻的階段，A·A會議東京緊急會議的召開，密切配合了亞非人民的鬥争情勢，也代表了日本在戰後試圖重新融入亞洲共同體的努力。然而面對日本作家與亞非人民的國際主義連帶，尾崎秀樹卻警覺到了某種“曆史的反複”。當日本陷入半真實半虛構的殖民地自我認同時，“日本與中國、亞洲、非洲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什麼，又丢棄了什麼”？尾崎尖銳地指出，“又有誰因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苦悶而死呢？‘亞非作家東京大會’本來應該是在這個因苦悶而死上召開的”。[28]那些先後參加了這兩場大會的人，如龜井勝一郎、石川達三、阿部知二等，“在他們内心，什麼東西怎樣改變了本質，對此我希望聽到以文學家的責任加以說明”。日本作家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所抱有的那種上司亞洲的優越感，是否其實仍隐現于戰後亞非連帶的想象中呢？在談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尾崎幾乎是抱着一種抉心自食的态度：“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比起文學者大會，大學生的出征、征兵年齡的下降以及特攻隊的出擊等諸多事實，猶如過去的傷疤更讓人一想起來就心痛。”[29]無論是抵抗還是協力，隻有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置于決戰體制的恐怖中，才能充分了解外部的政治如何内化為文學主體的理想和判斷。在面對二十年後的A·A會議時，這樣一種嚴苛的主體批判視角仍然有效地映射出了帝國理念的殘影，正如竹内好敏銳察覺到的，日本不經自我批判地參與新共同體的熱情，實際上是戰後“新興亞論”沉渣泛起的表現，欠缺的正是主體承擔責任的意志[30]。
▲1961年東京亞非作家會議
三、文學的立場
在尾崎那裡，殖民地體驗并非凝固的記憶，而是溝通戰時與戰後、日本與亞洲的一種思想取徑。如果說政治的暴力随着戰争的終結而消散了，那麼體驗及其所召喚的“個的自覺”，卻無法就此輕易跨過曆史的傷痕。和魯迅一樣，尾崎通過文學發現了曆史救贖的契機，反對籠統地将戰争時期的文學指斥為“不毛文學”，因為這樣就不得不将戰後的民主主義文學直接嫁接于昭和初年的普羅文學運動，“是以也就不能正确把握文學者是如何認識1941年12月8日的，同時也就不能正确把握他們又是如何為1945年8月15日所困的”[31]。在“十五年戰争”期間，文學并非完全被動地喪失了主體性，倘若存在所謂的“不毛”，“那就應該把不毛本身作為對象，研究它與日本近代文學在本質上的脆弱性是如何連在一起的”。[32]殖民地文學作為配合國防國家體制、召喚國民精神的重要載體，構成了一種貫徹于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曆史認知形式，引導我們去思考日本的近代性話語是如何向外擴張、延伸、移易，而又走向了自身不可避免的敗局。
正如尾崎對A·A會議的批判所揭示出的，在曆史重複的表象下，文學最容易以獨善其身的方式逃脫政治的罪責。是以必須從文學的邏輯入手，将文學家放在文學家的位置上予以剖析,“用文學家們自己的手償還”債務[33]。這裡所謂文學的邏輯，并非指向内在自足的文學觀，而是文學如何卷入政治體制并以主體的姿态進行選擇與行動。也隻有如此究極文學的責任，才有可能在戰後重新提出文學的自律性，建立起文學與“個的自覺”之間的等式關系。
▲鹿地亘（1903年—1982年）
是以，不同于在竹内好那裡被無限放大的文學的原理性，尾崎關注的是文學如何卷入政治體制，而外部的政治又如何内化為文學主體的理想和判斷。他曾引用魯迅對鹿地亘所說的話對中日左翼文學運動的差異進行比較：魯迅說，日本作家的轉向指的是“不與政治發生關系”，是以轉向後仍能繼續寫作；但中國作家則不然，轉向即是為南京政府工作。對此尾崎進一步作出解釋：同樣是轉向，中國作家隻有死亡或背叛兩種選擇，但日本作家卻能在承認天皇制的前提下，隻要不再從事政治活動就是轉向。像日本那樣從“政治家”退卻為“文學者”以形成抵抗線的方式，對于中國作家來說是荒謬的。[34]
尾崎在“滿洲文學”那裡同樣看到了這種荒謬的分裂狀态。他将“滿洲文學”定義為“以‘民族協和的理念’為主題的文學”[35]，這意味着不是将“滿洲文學”簡單地視為日本的“外地文學”或是某種區域文學，而是将其了解為日本“國策文學”的延伸。然而在這塊帝國的“處女地”上，文學并不僅僅追随政治，反而比政治更具有動員性。就日本人而言，尾崎重點分析了兩類逃離帝國戰争的文人群體，一類是“為尋求浪漫主義的夢想而來到新土地的日本浪曼派的一群”，另一類則是“從普羅文學運動中被淘汰，自願與之斷絕關系的一群‘轉向作家’”。[36]這兩類群體都希望在舊帝國外部的土地——“大陸”實作其文學理想，将“滿洲文學”建設成具有變革意義的新文學共同體。
然而，“在文學上越是追求誠實，就越能了解與民族協和背道而馳的、不可回避的鴻溝之存在”[37]。從文學的邏輯出發，尾崎洞悉到了“滿洲文學”的宿命與悖論：一方面，“滿洲文學”将曆史與地理的現實要素全部舍棄，以象征化的方式重塑着關于“大陸”的浪漫想象；但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學深厚的傳統仍然頑固地殘留在“滿洲文學”的作品裡，也恰恰是因為這種頑固性，“滿洲文學”才有可能把文學的含義固定在“僞滿洲國”的地理環境上[38]。在“滿洲文學”虛幻的共同體想象裡，各民族作者仍然在各自的傳統、各自的時間裡塑造着自己的文學。滿洲的“自然”——古丁所謂的“自然的教示”“自然的指令”[39]，作為當地人民“無抵抗的抵抗”，展現着強悍的民族生命力，這或許也是尾崎從文學中所領悟到的“個的自覺”。這種自覺迥異于“滿洲浪曼派”等日本文人對于“詩性精神”的無限推崇，它将文學牢牢紮根于民族的地理與傳統中，在被近代文明裝扮起來的“滿洲建國”神話的背面，發出了中國人“被壓抑的生活本能的呐喊”[40]。丸山真男曾指出，日本沒有作為各種思想坐标軸的原理，因而成為了各種外來思想的雜居空間，“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态即是構築在這樣的思想地層之上的。如此看來，“滿洲文學”夢想的破滅，不是政治摧毀了文學，而是文學揭示了政治的虛構性。當“滿洲”被認為是戰敗前日本最後的希望時，“滿洲文學”則已将日本軍國主義的脆弱完完全全暴露了出來。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行動》，（左台灣譯本）聯經出版社，1984年；（右大陸譯本）商務印書館，2018年
是以，尾崎将“滿洲文學”視作日本文學近代性沖突集中爆發的一個“現場”。“滿洲文學”被統治者賦予了代替、甚至超越政治的功能，這一點實際上形成了對1930年代日本普羅文學運動“政治主義”的倒置。正如曾擔任過近衛内閣農相的有馬賴甯對于滿洲農民文學的寄望，“農民文學不是要沿着現有的國策，而是希望它能成為今後制定真正地解救農村的國策的原動力”[41]。當島木健作、山田清三郎等“轉向作家”為響應國策來到滿洲，試圖通過開拓文學改造現實時，目睹的卻是文學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割裂。對于“轉向作家”們而言，開拓文學的浪漫主義非但沒能驅散他們在政治上敗北的苦悶，反而使他們聯想到了日本深重的農村危機。在這些人身上，尾崎讀出了一種“時代的屈折意識”，即使如山田清三郎那樣費力地将自己的“轉向”意識合理化，甚至效仿“納普”的經驗提議組建“滿洲藝文聯盟”，終究無法逃脫思想和情感上“巨大的雪崩現象”[42]。
▲上海時期的尾崎秀實
尾崎對于滿洲開拓文學與日本“轉向”問題的關聯性互讀，凸顯了其“文學的立場”所具有的總體性視野。“轉向”研究是戰後日本思想界的一個重要議題，但就尾崎自身而言，這一問題更包含了刻骨銘心的痛苦，因為正是日共上司人的叛變導緻了兄長尾崎秀實的死[43]。由是我們才能夠了解他所揭示出的“轉向作家”精神上的“雪崩”。政治與文學的沖突并沒有随着日本戰時體制下的文學統合而獲得解決。“轉向作家”們将1930年代失敗的文學夢想重新寄托于殖民地，結果陷入了更徹底的潰敗，其根源正是來自“轉向”問題所無法消化的政治與文學的對立。開拓文學——尾崎稱之為一種“幌子文學”（肩書き文學），最終随着“建國神話”的破産消失了，然而“27萬餘人（戰争結束時在冊人數）的開拓團員又是以怎樣的感受接受這個‘神話時代’的終結的呢？”[44]“漫長的開拓史，終隻不過是虛妄一片”，開拓文學的狂熱不可能改寫農民與土地之間的強韌關系，滿洲的農業開發也未能成為“解放亞洲的原動力”。作為開拓文學的意識基底的，實則是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封建性與軍事性，這種内在發展動力的薄弱，導緻了各殖民地經濟體必須被更加緊密地納入帝國體制。“日本開拓移民所走的滿是荊棘的道路，明明也是台灣農民所遇到的……”，開拓移民在日本及其占領地之間的橫渡往返，曆經戰前到戰後“30年的苦鬥”卻一無所得，文學對這一曆史悲劇所應負起的責任，隻有站在“十五年戰争”與整個近代東亞曆史形制的縱深中，才能夠明白地指出來。
在尾崎那裡，“文學的立場”是作為連帶日本及其殖民地的一種貫徹性立場，隻有認識到文學對于殖民地意味着什麼，才有可能了解日本文學“内部”的問題。面對日本戰争責任主體的空洞化，尾崎對于“文學的立場”的堅持，在支配與被支配、“看”與“被看”的對抗結構中剖析文學主體賴以成立的條件，進而使得任何對戰争責任的轉移或讓渡無處遁形。他反對用“陽奉陰違”這樣的說法為協力戰争的文學家們開脫，“因為就文學家來說，語言便是一切。如果他說的話不足以信賴的話，那麼我們還可以相信什麼呢？”[45]正是基于這種對文學本真性的恪守，尾崎将語言的破壞視作殖民地文學最嚴重的“傷痕”。他在談及北韓作家張赫宙的“轉向”時指出，“作為日本人的我們，沒有批判張赫宙的資格。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曾是支配國的一員，更是因為我們對作為将他們逼到這種地步的文學家的責任尚無自覺”[46]。被剝奪了民族語言權利的殖民地作家，是無法以同等的正義去評判其文學立場的，是以尾崎認為，如果要追究殖民地文人的戰争責任的話，這個責任最終應當歸結為日本文學者的責任。
尾崎觀察到，殖民地語言存在着二重性的構造，即公共用語為“國語”（日語），在家用語為“母語”[47]，這種分裂的語言狀态從根本上造成了殖民地群眾在表達上的扭曲。當日語從“國語”演變為“帝國語言”的時候，表面的通用性其實并未“超克”近代語言民族主義的邏輯，相反，在強制性的語言同化政策下，民族語言仍然頑固地發揮着制衡的作用。不僅如此，殖民語言的同化教育還迎合并加深了殖民地的階級對立與城鄉差異，因為在日語普及的表象之下，往往隻有殖民地的特權階層才有機會掌握較為純熟的日語。充滿悖謬的是，日語“國語化”的教學建制在台灣地區的施行甚至要早于日本本土，帝國的“外部”對于“内部”的民族國家想象具有着決定性的意義，如同小森陽一所點明的，“不曾存在的作為‘國語’的‘日語’，最需要它的地方是進行殖民統治的前沿”[48]。殖民地人民強大的生活傳統，以及殖民地作家在日語使用上的隐秘抵抗，都在暗中消解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國語-國民-國體的一體化構造，同時也強化了日本人對殖民地作為共同體“外部”的認知——尾崎由此将日本人的“台灣觀”概括為：因日語的通用似乎“近在眼前”，實則“遠在天邊的異國”。[49]
四、作為方法的殖民地
▲尾崎秀樹《近代文學的傷痕》，岩波書店，1991年
尾崎的研究視角不斷往返于日本/内部與殖民地/外部之間，實際上打破了二者的邊界，展現出了殖民地作為日本内部沖突演化的症候性意義。面對戰後“美國的殖民地主義、正在複制的日本殖民地主義和過去的舊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渣餘孽”[50] 等殖民意識的死灰複燃，尾崎以殖民地為方法，通過将“外部”的殖民地“内部化”，暴露出了日本近代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置換關系，而這恰恰是戰後日本民族意識重建的過程中未能被充分警惕的。正如尾崎在《殖民地文學的傷痕》一文中對鶴見俊輔的批評，雖然鶴見俊輔也注意到了日本人對北韓根深蒂固的蔑視，但他卻在某種程度上預設了日語同化政策對于提升北韓文學的必要性，并由此指責北韓作家在日語寫作文體上的不成熟。在尾崎看來，這樣一種建立在語言現代性基礎上的“文體論”無疑是有失公允的。殖民地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上被視為“庶出”，對于本民族文學史而言又是“異端”[51]，或者如在日北韓人的作品，是屬于日本文學還是北韓文學等等，這種難以被命名和歸類的困境，正是殖民地文學畸形發展的寫照。當戰後民主主義運動試圖将“國民”從戰争的污名中打撈出來，推動日本向“國民國家”轉型時，對于如何安置殖民地這一異類的經驗，如何消除殖民主義在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之間形成的思想枷鎖，日本知識界的檢讨仍然是極為有限的。由于僅僅将殖民地視為日本的“外部”或“他者”，人們在談論戰争經驗與國民共同體的内在關聯時，往往不會意識到殖民地經驗對于“國民”話語所帶來的挑戰。
▲尾崎秀實著作，從左至右依次為：《ゾルゲ事件上申書》，岩波書店， 2003年；《ゾルゲ追跡 （下）》，岩波書店， 2003年；《尾崎秀実著作集》，勁草書房，1977年
如前所述，尾崎繼承了兄長的研究志向，以民族問題構築其殖民地研究的骨骼，卻并非以旁觀者的立場去讨論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台灣的成長經驗、兄長的左翼國際主義經驗，以及無法成為日本人的“非國民”經驗，這些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日本對外擴張的曆史緊密交織在一起，進而開辟出了一個認識民族主體的新的思想場域。盡管他的學術研究難免被認為不夠“專業”，然而如此完全地将自己包括在曆史中的方式，卻脹破了封閉的意識形态結構，使文學向曆史敞開的同時也直面着“個的自覺”。在尾崎那裡，作為方法的殖民地始終離不開殖民地體驗的支撐。戰後日本民族主義話語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援引了中國及其它亞非國家的民族運動作為參照資源，然而亞非人民的曆史，又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和日本人民的曆史發生着真實的關聯？尾崎的研究無疑對這種想象性的共同體認知發出了清醒的警誡。
▲1900年8月24日“廈門事件”，這座名叫“真宗大谷教本願寺布教所”的房子發生火災，後藤新平派遣陸軍戰隊登陸。後英、法、美、俄、德等國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陸戰隊被迫撤回。
值得一提的是，尾崎特别談到了對于後藤新平的記憶。這位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中發揮了奠基性作用的政治家，曆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和滿鐵總裁，被竹内好視為展現了明治時代“原理的一貫性”[52]，也是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舊稱“後藤新平研究會”）的共同研究對象。尾崎并沒有以“客觀”的姿态簡單批判後藤新平的殖民暴力，而是通過父兄的回憶描述了台灣時期的“後藤先生”：幹練勤勉，“喜歡‘嘗試新鮮事’的性格中有着自始至終的進步性”，既是親切的長輩，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殖民地政治家[53]。但另一方面，作為曆史研究者的尾崎也将視線放大至整個東亞曆史，通過分析“廈門事件”中後藤新平對孫文自台灣登陸福建的默許态度，洞察到了日本帝國南進的勃勃野心。[54]在後藤身上，尾崎寄托了自己“殖民地生，殖民地長”的深厚感情，卻也正是經由這種共通感，更為内在地體察着殖民地如何成為日本官僚政治轉型的試驗場。後藤新平将自己的亞洲主義宏圖建立在台灣這一殖民“中轉站”上，他的“科學主義”政治治理精密地做到了既将台灣納入日本統治，同時又将“台灣人”擯除于“日本人”之外，進而使殖民地總督府成為差別于日本本土的某種特權王國。而他的殖民地統治“成果”，更是直接成為日本邁向所謂“文明國家”以及南進侵略的模仿範例。
▲美國報紙《聖路易斯星報》1900年8月24日報道：《在廈門爆發騷亂，海軍陸戰隊登陸》
尾崎一家特殊的殖民地經驗，貫穿起了東亞近代史的崎岖道路，對于日本來說，殖民地的遺産更是全方位參與塑造了日本的政治治理、經濟形态以及民族認同。殖民地經驗對于“日本”以及“日本人”邊界的挑戰，意味着在思考日本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時，不能不首先對日本的亞洲主義話語進行檢讨。正如三谷太一郎所指出的，“日本把民族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結合起來，而這一點造就了日本與歐美諸國不同的殖民帝國特性。”[55]如果說後藤新平的亞洲主義以其“文明”的同化構築了日本的殖民帝國，那麼與之相對抗的，便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尾崎秀實，在“殖民地台灣與半殖民地中國的現實”[56]中目睹到的“民族的動向”。從台灣到上海，尾崎秀實親曆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更由此認識到兩地相通的社會沖突。當其終于以自身的革命實踐找到了與日本曆史的交接點時，“他含笑接受了死刑的宣判”[57]。尾崎秀樹對于兄長一生的理想寫下了這樣一段注腳：
他忠實于自己意識中的曆史。這曆史指的不是過去，而是未來。他想将自己的曆史，與日本政治的曆史相重疊。這種充滿苦難與自豪的喜悅所構成的一種使命感，緊緊地束縛着他。他是一個具有理想家氣質的實踐家。[58]
能夠誠實地将個人體驗包納進去的曆史，才是面向未來的曆史，其中所流露出的，實際上是從主體的角度承擔戰争責任的勇氣。從尾崎秀實的“叛國”行動到尾崎秀樹的“非國民”體驗，因殖民地經驗而喚起的國際主義精神，突破了日本“以侵略形式呈現的亞洲連帶感”[59]，在日本與亞洲之間形成了一條跨越戰前與戰後的反帝鬥争傳統。戴國煇稱尾崎秀樹“是位意圖與傷痕對決而一直孤軍奮鬥到現在的奇特的台灣關系者”[60]，這種“奇特”的關系，在與日本的近代短兵相接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中介視角去了解亞洲内部的差異與共通，敲打着我們對于自身民族曆史與未來的主體性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