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球迷看來，罰丢點球其實司空見慣，任何職業球員在漫長的職業生涯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失誤。但即使是像梅西這樣偉大的球員，盡管他之前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如今但當他在關鍵戰役操刀點球不進時，仍然會受到冷嘲熱諷。特别是在本次巴黎與皇馬兩回合歐冠較量之後，許多”馬後炮”的粉絲一直在社交媒體上叫嚣着：“如果梅西首回合沒有罰丢點球，那次回合就能拖入加時甚至點球大戰，巴黎也不至于輸的這麼難堪。”
無獨有偶，在一月底聯賽杯半決賽第二回合阿森納對陣利物浦的較量中，托馬斯·帕爾特伊在阿森納僅剩10人的情況下替補登場，此時比賽僅剩最後15分鐘。原本已經在球隊已兩球落後的情況下，托馬斯·帕爾特伊三分鐘内連續兩次被黃牌警告，最終吃到紅牌而被罰下，整個過程甚至快到他可能還沒流汗。
托馬斯的災難級表現對于中立球迷來說既有趣又可笑，但對于阿森納球迷來說是痛苦的。雖說從整體局勢上來看，期待一名中場球員可以改變俱樂部的命運是不現實的，他的上場幾乎無法改變最後的結果。賽後，托馬斯在Instagram上發文道歉，表示自己會對此事引發的任何後果負責，并會接受所有的批評。甚至還表達了自己對俱樂部和國家的喜愛。最後還承諾自己将積極調整心态，為了更好的發揮而全力以赴。
其實，職業球員向公衆道歉，無論事件多麼有趣或多麼小，事出場上還是場下，在當下已成為一種已經司空見慣的現象。球員決定公開道歉的原因有很多，從紅牌、烏龍球或沒有為球隊赢得比賽做足夠的努力，到比賽之外的嚴重違規行為。前有傑克·格雷利什為酒後駕車道歉，後有凱爾·沃克為違反新冠病毒限制條例（據報道稱原因是牽頭舉辦派對）而道歉。我們平時了解的道歉，是一種在請求寬恕之前表現出的悔意。當個人被視為公衆人物和榜樣時，這種展示悔意的表現必須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進行。畢竟，許多人已經将足球運動員視為富有、被粉絲寵壞和我行我素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至少能做的就是假裝為自己的不良行為感到後悔。公衆需要知道并看到他們所做的事情是錯誤的，無論他們是否感到真正的悔恨。
作為職業足球運動員，他們的私人生活很多時候會變成大衆話題，是以我們會發現媒體上經常會有關于他們的謠言，任何不端的行為很快就會成為各種“廁所小報”的頭版頭條。2019 年，曼聯球星安東尼·馬夏爾向他的未婚妻和全世界道歉，公開承認在感情中欺騙了女方，并使用了“為我在過去幾個月中所做的惡事”這句話。幾年前同樣是在私生活問題上，法國球星奧利維爾·吉魯在社交媒體上公開道歉，承認自己有外遇。其實除了一些涉及場外違規的特殊情況外，球員并沒有被規定必須向公衆道歉。然而，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公衆其實很好奇到底是什麼在推動這些公開的忏悔的現象。不禁發問：球員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這是一種維護公共關系活動還是因為球員們更容易受到輿論為引發的結果？
近期以來，出現最多的道歉是因為一名球員在球場上做錯了什麼，或者感覺好像他們讓他們的球迷或球隊失望了。托馬斯為紅牌道歉、布魯諾·費爾南德斯為罰丢點球、馬庫斯·拉什福德為他在歐洲杯上的點球失誤道歉。從最有同情心的角度來看，球員對這些失誤的後悔程度以及是否能被粉絲原諒似乎取決于球員在社交媒體上的表現。憑借跨多個平台的大量追随者，他們可以直接向公衆發言。是以，他們決定與世界分享他們對自身以及場上表現的大失所望。很難想象，在社交媒體變成主流之前，他們通常隻需要向他們的球隊和經理道歉，或者把這些情緒藏在心裡。現在，就像大多數社交媒體上的人僅僅因為線上而過度分享一樣，球員也會通常因為這點來為不必要的事情而忏悔。
然而，另一種比較腹黑的觀點是，公開道歉的文化可以被視為是解決危機公關問題的手段。内維爾就曾在社交應用上回應費爾南德斯的道歉：“如果道歉文化來自一個真實的地方，那就沒問題了。但通常情況下，它是一種煙霧彈和甩鍋政策，旨在掩蓋問題的嚴重性！”從這個角度看，事件随後的道歉，盡管不排除可能是真誠的，對球員個人來說是起到了一種保護作用的。通過道歉，球員們懇求赢得粉絲的支援，并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有同情心的人物。這不僅是球員想要保住他們目前擁有的名與利，進而不至于因為某個失誤而失去一切。
也許同情和腹黑的觀點之間的界限不能劃得太清楚，畢竟這兩種觀點似乎是共同導緻公開道歉的文化産生的原因。公開道歉的文化是荒謬的，可它其實和網絡生活一樣荒謬。在社交媒體上，個人存在于公共領域，任何互動或表達都可能很快成為他們整個人都受到譴責的事件。所謂，一切都在被審判，而一個人的徹底跌落神壇隻需滑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