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貝與貝币》，楊斌著、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541頁，108.00元
什麼是曆史？可以說，曆史就是記錄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走過的路程。書寫曆史的角度，可以有無窮多的變化，不過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怎麼寫，曆史總是人的曆史。自然物也有自己的生命演化曆程，可以稱之為自然史，但它跟我們所說的曆史不是一回事。如果有一位曆史學者以一種自然物為中心，講述它的曆史，那麼，作者所探讨的實際上是人類與這種自然物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它的自然史。楊斌先生新著《海貝與貝币：鮮為人知的全球史》，觀察的焦點集中在現代人熟視無睹的海貝，意圖透過這一海洋生物，講述人類與海貝的一段關系史。對那些習慣于通過文明、國家、社會、民族等等概念機關來認識曆史的讀者來說，此書所描述的一幅曆史圖景可能十分陌生，無疑也是非常新鮮的新知識。
一、“貝币世界”
讓我們從書名中作為關鍵詞的“海貝”與“貝币”開始對這部全球史新作的讨論。
“海貝”，在普通人的眼裡，不過是海洋裡出産的貝殼的泛稱，按照生物學家的界定，海貝屬于軟體動物門腹足綱玉黍螺目寶螺科，一億年前它們就已經出現在了地球上，比我們人類古老太多。海貝生活在熱帶和亞熱帶海洋的淺水區，以藻類植物為食，其生活區域往往跟珊瑚礁密切相連。迄今發現的海貝品種超過兩百五十種，從西印度洋的非洲東岸到東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島，分布區域廣闊，不同亞種有形态、體型上的明顯差異。“貝币”，就是一度進入人類曆史、作為貨币使用的部分海貝。在兩百多種海貝中，曾經扮演貝币角色的主要有兩種，一是貨貝（中文名為黃寶螺），另一種次要的是環紋貨貝（中文稱金環寶螺）。印度洋中的馬爾代夫群島是貨貝最大的供應地。
印度尼西亞巴圖島出産的貨貝（黃寶螺）
《海貝與貝币》的寫作目标，作者自述，是“試圖對從考古時期到20世紀初期的亞非歐大陸内外的貝币做一番全球性的考察”，“一一考察印度、中國、東南亞、西非以及太平洋諸島和北美的海貝與貝币”，“解釋長時段、跨地區的經濟和文化聯系、網絡及互動”。通覽全書，《海貝與貝币》實際上主要刻畫的是一個以馬爾代夫出産的貨貝為中心的“貝币世界”，地理空間涉及到印度、東南亞、中國、歐洲、西非、太平洋群島、北美。
作者用了十分之七的篇幅（全書總共十章），詳細分析這一“貝币世界”在不同時空中的伸縮變化。馬爾代夫的貨貝進入南亞之後變成貝币，始于公元四世紀（這大概跟普通人“古已有之”的想象大相徑庭），起點在印度東北部的孟加拉地區，随後延伸到印度北部、西部的部分地區。向東，貝币進入東南亞，從下緬甸的濱海地區到今天的泰國，又繼續北上，到達中國的雲南（九世紀），在這裡使用的時間長達七八百年。大約從十一世紀初開始，馬爾代夫的貨貝在直線距離七千公裡之外的西非，以尼日爾河為中心，開拓了“貝币世界”的一塊飛地。
以十六世紀為界，這個“貝币世界”的曆史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此前，它的中心在孟加拉地區，從此地輻射周邊。此後，歐洲人的殖民擴張，迅速改變了遊戲規則。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相繼闖入印度洋，占據了貨币的源頭——馬爾代夫，貨貝跟棉布、槍支等其他商品一起，被他們用來在西非購買黑奴，再販運到美洲。西非取代了孟加拉，成為“貝币世界”供需網絡的中心。作為貿易網絡的重要一環，在大西洋另一邊的美洲也吸納了部分貨貝。于是，這一來自印度洋的海洋生物真正實作了全球性的旅行。十八世紀是罪惡的海貝-黑奴貿易最為興盛的時期，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也參與到競争之中。到十九世紀初，由于歐洲各國相繼禁止奴隸貿易，流入西非的貨貝驟然跌落。不過，歐洲商人很快又在西非找到了黑奴的替代物——棕榈油，海貝貿易重新興起。
十九世紀是“貝币世界”最後的繁榮時期。馬爾代夫的貨貝供應已經無法滿足這個跨越三個大洋的貿易網絡的巨大需求，歐洲商人轉向東南亞，尋找新的貨貝來源，蘇祿海周邊的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紀中葉，産自印度洋西側東非海岸的環紋貨貝，作為馬爾代夫貨貝的替代品，被德國人和法國人大量輸入西非。超額的海貝流入之後，最終在十九世紀末導緻了西非貝币體系的崩潰。
在印度、東南亞、以及中國的雲南，“貝币世界”的退縮過程各有地方特性。在印度，英國殖民統治者雖然不喜歡貝币，但是最初采取了承認和接受的實用主義态度，從1781年開始引入銅币，之後逐漸用銅币取代了海貝，導緻十九世紀貝币在印度持續貶值，漸漸退出曆史舞台。在東南亞，貝币的使用地區主要是鄰近孟加拉的中南半島西部，貝币和金銀一起構成雙重貨貝制度，最終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的雲南，由于海貝貿易中心轉向西非引起的連鎖反應，貝币的使用在十七世紀初已經出現明顯衰減，加之晚明稅收的白銀貨币化，以及明末清初大量鑄造銅錢，貝币受到極大沖擊，整體上到十七世紀中葉便消亡了，盡管此後作為小額零錢仍然繼續存在了一個多世紀。
對影響“貝币世界”消逝的因素，楊斌先生更願意強調的是全球格局的變動，他認為這是全球性的歐洲現代體系“吞噬”地方性的孟加拉貝币體系的結果。
二、“移步換景”
《海貝與貝币》的結構設計，以不同空間為順序展開叙述，移步換景，逐一描述它們在“貝币世界”的曆史變遷中有過何種表現。
首先是馬爾代夫（第二章）。作者廣泛采撷九至十七世紀波斯-阿拉伯文獻、中文文獻、歐洲文獻的記錄，描述這個印度洋中的群島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特産而成為“貝币世界”的源頭。其次是印度（第三章）。作者敏銳地指出了，盡管印度古代很早就在使用海貝，但是這跟四世紀開始在孟加拉地區出現的貝币是兩回事。他還特别提到，在印度，金屬鑄币的使用要早于貝币。實際上孟加拉是印度東部長期缺少金屬鑄币的地區，尤其是在八至十二世紀，波羅王朝和塞納王朝統治下的孟加拉，因為政府停止了鑄币，貝币填補了金銀币留下的空白，在社會經濟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其實，在這裡隐含了一個關鍵的推論，已經呼之欲出，但作者并沒有将其點明：貝币的出現，以及衍生出一個跨區域的“貝币世界”，實質上是在廣闊的亞非歐大陸文明地帶中，金屬鑄币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貨币體系，而少數地區因為金屬供應不足，不得已尋找低成本的替代性選擇，以實物作為貨币。換句話說，“貝币世界”是亞非歐大陸文明地帶的邊緣和縫隙。繼而，作者使用包括印度地方文獻在内的多種材料，細緻刻畫直至十九世紀貝币在印度不同地區的流通、使用情況，晚近英國殖民者的政策和表現也被納入了讨論。
關于東南亞的貝币（第四章），無論是文字史料，還是考古發現，作者所能利用的資料相對較少，因而空白、晦暗之處所在多有。根據以往學者們的推論，貝币從印度東北部開始向外擴張，沿着恒河河谷和布拉馬普特拉河河谷，抵達泰國的昭披耶河盆地。直至十九世紀，貝币作為小額貨貝流行于下緬甸和暹羅。東南亞社會如何使用貝币，作者可以用到的細節材料，來自于泰文文獻《清邁編年史》《孟萊王法典》和泰文碑銘，它們提供了十九世紀末之前貝币在暹羅和蘭納王國（即今天的泰國）的表現情況。從蘭納繼續北上，就到了中國雲南的西雙版納，從暹羅南下，就是馬來半島，這兩處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貝币。但是，從暹羅再向東，即高棉、交趾支那，則不在“貝币世界”之内，因為來自中國的銅錢已經在這些地區占據了統治地位。
楊斌先生早年以“世界史中的雲南”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對雲南曆史特性的深刻了解無疑構成了他的研究中紮實的基礎。關于雲南的貝币（第五章），他主張，雲南的貝币制度實行于九至十七世紀，在此之前，被漢武帝征服的滇國所遺留的海貝，僅僅是上層統治者的财富，而非社會流通的貨币。海貝在雲南作為貨币使用，是“貝币世界”從孟加拉到東南亞、再到雲南的延伸過程的結果。貝币之是以能夠沿着這一路徑北上進入雲南，關鍵原因當如學者江應樑的分析，雲南盛行貝币，是因為這裡長期缺乏銅錢。
先秦中國的海貝（第六章），這個話題可能是本書引起中文讀者強烈興趣的部分，不過就從馬爾代夫出發的“貝币世界”而言，這又像是一個多餘的部分，因為先秦在時間上遠遠早于形成“貝币世界”的四世紀。楊斌先生的具體看法，暫且按下不表。我們接着看“貝币世界”的另一個區域——西非。
西非貝币區域（第七章），距離印度洋是如此的遙遠，讓讀者産生深刻印象。關于貝币在西非的緣起，因為缺少證據，成了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困難問題，亦即，或者是海貝貿易促成了西非以此作為貨币，或者是西非先以海貝為貨币，進而尋找新的貨源而促成了海貝貿易。楊斌先生采取的是相對穩妥的論述政策，僅僅為讀者描述海貝貿易可能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紅海、波斯灣是地中海-印度洋貿易的傳統通道，馬爾代夫的海貝跟其他商品一起，首先來到地中海世界，進而利用駝隊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開辟于八世紀），或者繞道走海路，抵達西非。埃及、北非、乃至地中海西部的港口，都可能是海貝的轉運站。十四世紀初的阿拉伯文獻明确記載了西非人使用海貝完成買賣，而貝币體系的發端可能在更早的十一世紀。至此，楊斌先生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個通過貿易網絡勾連起來的“貝币世界”：中心在馬爾代夫和孟加拉，東至泰國和馬來半島，北至中國的雲南，西部還有西非這塊飛地。
西非班貝拉王國的貝币（1796年采集）
在這個以貝币為中心的故事裡，1500-1900年，這四百年上演了最波瀾壯闊的一幕。随着歐洲人的殖民擴張程序，馬爾代夫的貨貝開辟了新的海上通路，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除了輸送到西非之外，還抵達了歐洲和北美。使用貝币的區域并沒有擴大，但是，與此相關的海貝貿易大大擴張，影響遍及世界不同的角落，這是一個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曆史現象。不過，因為《海貝與貝币》“移步換景”式的結構安排，這個現象被分在了兩個章節裡分别講述，即西非（第七章）、北美（第八章）。盡管所費筆墨在全書之中占比不多，但是歐洲殖民者從事海貝貿易的跌宕起伏、轉折變化、交易細節等内容都有細緻刻畫，這當然是受益于歐美學者在相關問題上的深厚積累。值得一提的是，海貝-黑奴貿易的興盛，促使西非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強大政權——達荷美王國。這個國家軍事機器的運轉，完全依賴海外輸入的巨額海貝。
西非-北美-歐洲之間的三角貿易，在世界性的殖民貿易網絡之中，無疑是關鍵的一部分。銷往西非的海貝，跟其他商品一起，沿着三角貿易的路線流轉，其中有一部分“沉澱”在了北美殖民地。在獨立戰争之後的一段時間，美國商人直接參與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為此運輸了大量海貝到北美。在我看來，這并不是一個相對不重要的細節。如果換一種寫法，也許可以考慮，以歐洲商人為主線，描述一幅1500年以後世界性的海貝貿易圖景，亦即：以太平洋的蘇祿群島為東端的起點，經過印度洋中的馬爾代夫以及東非海岸，繞過好望角到達大西洋中的西非海岸，進而延伸到歐洲和北美，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群和社會串聯起一起。
三、“貝币世界”隻有一個嗎？
《海貝與貝币》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篇幅用來描述以馬爾代夫為起點的這個“貝币世界”。當然，應該說它的确是世界性的，直接使用貝币的區域涉及到印度、東南亞、中國、西非，而且，因為歐洲人的海貝貿易而牽涉其中的區域更為廣闊。不過，它并不是唯一的。作者隻用了一章（第八章），簡略描述了除了這個“孟加拉體系”之外，在太平洋諸島以及北美洲，還有其他使用貝币的地方社會。
新幾内亞島是太平洋諸島中使用貝币的典型區域。島上居民分散為若幹個經濟相對自足的群體，有多種貝币使用方式，甚至毗鄰的兩個社會群體（如美爾帕人和恩加人）使用同一種珍珠貝，卻賦予它不同的含義。既有像卡帕庫人這樣，廣泛使用貨貝作為貨币的社會，也有其他的社會對貝币毫無興趣。貝币在太平洋諸島的差異化表現，反映了當地社會的發展程度較低，經濟活動的規模與亞非歐大陸不可同日而語。因而，毫不意外的是，随着歐洲人的到來，大量海貝進口，當地社會秩序的運轉受到了嚴重威脅，盡管勉力維持，難以避免衰退、終結的命運。
在北美洲，貝殼貨币在不同區域的印第安人社會扮演了重要角色。最顯著的形态是管狀的貝殼珠子，經過精細加工，名為琬朋。琬朋因其制作複雜而顯得稀有，既用作裝飾物，也是交換媒介，也就是承擔了貨币的部分功能。十六世紀的歐洲商人，在毛皮貿易中認識到了琬朋的重要性，不僅采用琬朋為交換媒介，而且開始自行制造，因而在十六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北美琬朋數量暴增，在煙草等多種交換媒介中脫穎而出，變成跟歐洲人的硬币混合使用的常用貨币。
佩戴貝殼珠飾的北美印第安人（1905年）
在講述琬朋的故事時，楊斌先生有一段在我看來特别重要的讨論，亦即，通過比較琬朋與商周時代中國的海貝，可以對貨币的起源問題有新的了解。他認為，這兩種貝殼在各自的社會裡都是貴重物，可以作為禮物贈送，也是難得的裝飾品，還能用于葬禮。當琬朋達到足夠數量的供應，就搖身一變，成為貨币。而商周時代的海貝，因為一直處在稀缺狀态，無法成為通用的交換媒介，錯失了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貨币的機會。
在這裡，除了海貝的供應數量，我想還有必要考慮兩種影響因素，一是某個社會自身經濟發展的程度，二是它與周邊的外部世界交往、整合的程度。無論在西亞、埃及還是印度，從實物形式的各類交換媒介發展到按照一定标準制造的金屬鑄币，期間有一兩千年的過渡過程。已知最早的金屬鑄币，在公元前七世紀前後，相繼出現在地中海東岸的呂底亞、印度以及中國。貨币史學者并不能肯定地告訴我們，這一曆史現象屬于同一種制度發明的傳播變形，還是不同社會發展的類似條件造成的雷同表現。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在亞非歐大陸的文明地帶最終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以金屬鑄币作為主導型流通貨币的經濟模式。
基于如上看法，我想或許可以為《海貝與貝币》講到的三個“貝币世界”提供一種猜測性的解釋。以馬爾代夫-孟加拉為中心的貝币世界，屬于亞非歐大陸文明地帶的交換網絡的一部分，不過，是相對邊緣的部分。這個交換網絡的主體由金屬鑄币主宰。“貝币世界”的誕生，恰恰是因為金屬鑄币成為主流，在缺少金屬的地方，以相對低成本、标準化高的貨貝作為替代物。是以，這個“貝币世界”的性質屬于金屬鑄币體系的附屬和補充。
太平洋諸島和北美的“貝币世界”，與亞非歐大陸并無聯系，是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北美洲的貝币，涉及範圍看起來也是相當廣闊，在北美大陸的東西兩側，以及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谷等地，都有使用；但是，就其表現方式而言，尚未發展到标準化制作并且普遍流通的程度，相當于亞非歐大陸出現金币鑄币之前的早期階段。貝币在太平洋諸島，與北美類似，也是自然形成的交換媒介之一，可以稱之為原始貨币，但是，由于地理空間、人口規模所限，社會經濟交換的規模遠遠低于亞非歐大陸和北美。
四、先秦中國的海貝
《海貝與貝币》為先秦中國的海貝專設了一章（第六章）。放在以馬爾代夫-孟加拉為中心的“貝币世界”的描述之中，看起來有些突兀。不過，這一曆史現象無疑是中文讀者極為關心的，也非常希望看到作者将其放在世界曆史的觀察視野之下，能夠給出何種新的解釋。
不同于其他各章的叙述方式，楊斌先生在這一章裡，沒有直接描述先秦中國使用海貝的各方面資訊，而是不惜花費大量筆墨，縷述各家觀點，從當代一直上溯到司馬遷，呈現出學術界的認識狀況。讀者的初步印象很可能是——衆說紛纭、宛如迷霧。
相對而言，學者們基本達成共識的一個問題是，從考古發現能夠判定海貝的基本分布特點：就時空而言，有明顯的自西向東發展的趨勢，而且均在長江以北；就随葬數量而言，新石器時代尚不多見，商代逐漸增加，至西周達到最盛，戰國中晚期開始減少。由此可見，先秦中國的海貝使用，首先是一個北方的現象，其次是西周時代的風尚。而且，這些出土海貝的自然屬性，也沒有異議，即可分為三類：絕大多數是貨貝，少數是環紋貨貝，還有一些拟棗貝。
引起争議的問題是，這些海貝來自哪裡，通過何種交通管道輸入中國北方？以往學者的答案俨然進入了“競猜模式”：印度洋，南中國海，中國東南沿海，山東半島沿海，琉球，都有可能。困難在于，海貝自己不能告訴我們它産自哪裡，而海洋生物學家迄今還不能明确告訴我們，作為熱帶海洋生物的貨貝，在商周時代生存的最北界限在哪裡。楊斌先生采信的是彭柯（美國芝加哥大學）、朱岩石（日本國學院大學）兩位學者的意見，主張這些海貝來自印度洋，經過中亞的土庫曼，走歐亞草原、蒙古草原，到達青海東部或長城地帶。這一立場可以概括為“西來說”，相對于來自中國南海、東南沿海等處的說法，屬于少數派。
還有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即海貝在先秦中國的使用，究竟屬于何種性質，是否中國最初的貨币。在中國貨币史的有關讨論中，有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見，亦即在戰國金屬鑄币出現之前，貨貝曾經充當了最初的貨币。自司馬遷《史記·平準書》以下，曆代學者以各種方式論證了這一觀點。海貝自己不會說話，當代學者可以使用的證據是商周金文，因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了解金文材料的片言隻語。為數不多的學者（如日本學者柿沼陽平）表達了對這一成說的懷疑，其中以台灣學者李永迪所做的反駁性論證較為系統。他認為，海貝在商代和西周的主要功用是裝飾、随葬和禮儀，西周中期開始具有價值尺度的功能。亦即，海貝承擔了貨币的部分功能，但還不是貨币。楊斌先生在這個問題上，還是站在少數派一邊，主張中國最早的貨币是出現在戰國中後期的各種金屬鑄币，其中一種形式是流行于楚國的青銅仿貝。也就是說，承認海貝的确在中國早期曆史上有過重要影響，但是不宜奉上“最早的貨币”這一桂冠。連帶着，楊斌先生也嘗試回答了四川三星堆的海貝問題，認為其性質當如中原的海貝，雖然貴重，但并非貨币。讓他感到棘手的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貝之中，環紋貨貝居多，貨貝次之，這種比例關系恰好與中原相反，也就意味着，它們很可能有不同的來源。
古代中國的銅制仿貝（山西博物館藏，商代晚期）
以上兩個争議性的難題，筆者在前一個問題（即先秦中國海貝的來源）上完全贊同楊斌先生的立場，支援少數派，印度洋的海貝經由中亞和草原通道自西而東，是可以相容多方面證據的一種相對合理的解釋。而後一個問題，亦即海貝是否貨币的性質判定，就不是一個曆史事實問題，無法以真假來決斷。學者們的分歧，首先在于各自對“貨币”的概念有不同的定義方式，持寬松的定義則主張海貝既然充當了交換媒介，就是貨币，反之則加以否認。
五、全球史的寫法
全球史作為一種新的曆史研究與寫作的觀念，從二十一世紀初進入中文學界，迄今已經快有二十年了。如何解說這個概念，學者們有各種各樣的表達。我想，或許可以用一種不那麼嚴謹的說法，把全球史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史學”，就好比一百年前，魯濱孫在美國、梁啟超在中國所提倡的“新史學”一樣，曆史學的發展又到了一個自我革新的關口。全球史的“新”，首先在于它所标榜的“全球視野”，強調人類曆史的整體性。因而，全球史所緻力的研究趨向，就是要跳出民族國家為架構的思維習慣，探索各種跨國、跨文化、跨區域的曆史程序或現象。
現代曆史學的特征之一是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古、今、中、外，各管一段，各有自己的治史“家法”，很多人都是一生緻力于某個極為專門的領域。全球史在歐美起步更早，各種長時段或跨區域的全球史著作出版越來越多，但是，“不夠專業”的譏評一直不斷，隻是整合别人的研究，自己不掌握第一手的資料，等等。在學理層面，這種批評的邏輯是不能成立的，涉及不同範圍的曆史問題，需要不一樣的資料，“第一手”是相對的，視具體的問題語境而定。不過，在現實中，這種批評确實給國内很多曆史學專業學者構成了障礙，對全球史僅僅是觀望而不肯實踐。最早踏出第一步的，是國際知名的中國經濟史專家李伯重教授。他的《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是中文全球史寫作的開風氣之作，将晚明的軍事史放在東亞世界的背景之下，從世界潮流的湧動着眼，加以宏觀的解釋和分析。在該書序言中，他“預先”回答了可能的批評意見：“這是一部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用我自己的方式诠釋了其他學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不僅如此，本書的主線和主要觀點也是我提出的。”
按我的了解，一種可以稱之為全球史的專門研究，它所探讨的曆史現象（或者其曆史語境）本身應該具有一定的知識新鮮度，而且，作者概括的“主線”以及其中的“主要觀點”，就是這部著作的核心價值所在。楊斌先生這部《海貝與貝币》，是繼《火槍與賬簿》之後中文學界又一部成功的全球史著作。他的目标是為讀者描述一個曾經長時間存在的“貝币世界”的整體圖景，這一對象的呈現，對我們既有的世界曆史認知模式構成了挑戰，促使相關研究要對自己的習慣思維加以懷疑和反思，其價值不可謂不大。在寫作方式上，正如李伯重教授所說的，《海貝與貝币》同樣是“集合各家說法”，“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進而發表自己個人的觀點，并且給出了詳細的注釋，說明文獻來源。在我看來，本書是全球史研究與寫作的一個精彩範例，我也相信并且期待着，在它之後，中文學界将會湧現更多具有專業水準的全球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