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将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減輕家庭養育負擔。具體來說，“普惠托育服務”指的是将托育服務作為政府基礎公共服務，提供可負擔的、可獲得的和優質的托育服務。
2021年12月釋出的《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下稱“第四期婦女調查”）指出：“女性承擔家庭照料主要責任。其中，0-17歲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輔導作業和接送主要由母親承擔的分别占76.1%、67.5%和63.6%。雖然女性家庭照料負擔重，但公共服務支援不足。家有3歲以下孩子者中有“托幼服務”需求的比例為35.1%，而3歲以下孩子白天主要由托幼機構照料的僅占2.7%，由母親照料的占63.7%。”
這個調查是由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繼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後，又一次聯合組織實施的全國規模的重要國情、婦情調查。
家庭照料一直被視為家庭事務，但是對主要負責家庭照料的婦女來說，大量的無償勞動時間投入，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對個人和社會都帶來很多深層次的影響。這些影響更多的是來自社會結構性的原因，是以需要從更宏觀的政策、經濟和文化的視角去思考女性群體所面臨的困境。
女性返鄉如何成為鄉村振興中的關鍵力量
由于城市化的不斷發展，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特殊女性群體，返鄉創業女性和農村留守女性。《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表明，返鄉女性中，由于婚姻和子女原因返鄉的占74.5%，相比之下男性為30%。在很多返鄉女性中，本來在城市已經站穩腳跟，工作和收入都非常不錯，但是為了照顧孩子和老人，隻能放棄在城市可能更好的個人發展而選擇回鄉。
張冬梅（化名）是廣東韶關始興人，中專畢業後就在廣州工作，早在2005年她一個月的工資就到了五六千元。但是當她結婚并生了孩子後，由于城市缺乏完善的支援農村流動人口子女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和很多進城務工農民一樣，讓孩子回鄉去讀書是張冬梅沒有選擇的選擇。曾經是農村留守兒童的她，不願自己的孩子再經曆留守兒童的那種痛苦，“無論怎麼難，我都一定要在小孩身邊”，她說。
沒有太多猶豫，張冬梅放棄了城市有着大好前途的工作，選擇了回鄉。然而，和城市相比，鄉村的經濟發展機會和資源都非常有限，對于返鄉女性來說，所能從事的職業非常單一且薪資很低。張冬梅決定從零開始學習銷售，進入了當地一家知名服裝連鎖店。由于在城市打工積累的經驗和優勢，她很快做得得心應手，一直做到店長，管理着十幾名員工。
事業的不斷發展需要投入成倍的時間，這違背了張冬梅決定回鄉陪伴孩子的初衷。看着女兒的成績一直下滑，她非常心痛。為了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輔導孩子學習，她開始是主動提出降職，隻做店員，但這還是無法平衡工作和照護孩子的需求，隻好再次辭去這份又剛剛幹得有聲有色的工作。
權衡再三，張冬梅決定從事時間更為靈活的電商工作，然而這遭到了丈夫的反對。一直将小孩的幸福和家庭的和諧放在第一位的張冬梅，遲遲沒有邁出第一步。直到有一次兩歲的女兒因為吃了不好的水果而大病一場，她決心開始做農業電商。為了說服丈夫，她積極參加了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下稱“綠芽基金會”）的生态農業教育訓練，學習農業技術，讓丈夫對自己的創業有信心。
張冬梅的丈夫是司機，經常在外跑長途，家裡的老人和小孩一直由張冬梅照料。如今她剛剛開始做農業，隻試着承包了5畝地，但已經非常繁忙。每天早上六點半便起床給孩子做飯、做家務，然後出去照看果園，中午和晚上都要回家做飯和給孩子檢查作業。晚上等孩子睡覺之後，再整理果園生态種植的資料，複盤當天的問題，考慮明天應該怎麼做。在不同行業工作過的張冬梅感慨：做農業真的好辛苦！
綠芽基金會是專注支援鄉村女性發展的公益機構，他們支援的“張冬梅”們還有很多。這些返鄉女性或者農村留守女性，往往面臨經濟來源少、發展機會和能力有限，同時精神上的孤獨和苦悶。這些鄉村女性的困境，由于觀念的阻礙，既有資源的匮乏，很難依靠她們自身得到解決。
綠芽基金會的秘書長鄒偉全，早在2007年-2012期間還在中山大學讀人類學博士時，就經常去鄉村偏遠地區做田野調查，從那時起她就對于農村的發展現狀非常了解。後來她辭去中山大學的教職，從2013年綠芽成立起便一直在這裡工作。
在實際的工作中，鄒偉全發現，很多農村都缺少公共文化生活，由于人口減少，鄉村也越來越凋敝冷清，留守和返鄉的農村婦女的農閑時間，幾乎都花在了麻将桌上。然而，這些看似不可改變的現狀，有時候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支援就能極大地激發她們的能量。
譬如當她們發現一些農村媽媽不會說國語，幾乎不能出門和人打交道，融入縣城生活非常困難。于是綠芽就邀請老師們用朗誦詩詞的方式來教她們說國語，結果這激發出很多鄉村媽媽的詩詞愛好，開始自發在交流群裡組織各種興趣小組，經常在群裡讨論詞牌令和詩詞韻律，節日時候組織詩詞朗誦比賽。逐漸地，她們還開始自己創作詩詞，到今天綠芽已經收到了400多篇農村女性自己創作的詩詞。
這種心理狀态的變化，讓她們更有信心去發展個人技能，為家庭帶來經濟上的效益。就像綠芽支援的另一名鄉村女性決定創業時遇到家庭反對，她對丈夫說“我先去學習，改變我自己，然後再來改變你，最後改變我們的家庭”。最後她也真的做到了，甚至她還改變了自己生活的鄉村。
廣東省韶關市的姐妹花（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圖）
還有很多像綠芽一樣專門支援農村婦女發展的公益機構，這些機構根據支援對象不同的自身潛能、興趣、以及當地的資源禀賦和社群環境，提供個性化的支援和解決方案，激發她們的潛能，再根據她們自身的需求提供針對性的資源。
這樣的例子在綠芽支援的農村女性中非常多。在一些鄉村，這些留守婦女們不僅隻關心自己家庭的發展，還積極參與到社群公共事務中，豐富社群精神文化生活，一起讀書，一起照料村裡的留守學童和孤寡老人。這些農村女性在兼顧了家庭照護責任之外，還能實作個人發展，進而改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狀況。如果還有充足的資源和恰當的支援方式，這些女性還能積極參與到農村社群的公共事務中，成為鄉村振興中的積極力量。
單親媽媽們更迫切需要個人職業發展和育兒責任的兩全
2019年，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和唯品會公益唯愛媽媽項目共同釋出了《十城市單親媽媽生活狀況及需求調研報告》（下稱“單親媽媽調研報告”），單親家庭中有超過80%是單親媽媽家庭，她們對較低價格的專業育兒照料服務（62.7%），以及彈性就業時間（61.8%），是表達最為強烈的需求，其次是職業發展的需求，包括職業能力教育訓練（56.1%）和職業指導（54.6%）。
“單親媽媽調研報告”預估現有的單親媽媽至少達到2000萬，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由于她們往往獨立承擔育兒責任，個人職業發展和24小時育兒的沖突，讓她們面臨比其他女性更大的挑戰。同時，由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很多單親媽媽不願意公開她們的單親身份，尤其不願意公開自己的孩子來自單親家庭，而這讓她們陷入更加孤立無援的境地。
由于育兒支援的公共服務和專業機構很難找到，單親媽媽從個人社會網絡擷取幫助的頻率比公共機構要高得多。根據“單親媽媽調研報告”，她們最常求助的是自己的父母，占60%。而在提供支援的公共機構中，最多的是公益組織與社會團體，占到46.7％。
“唯愛媽媽”就是其中的一個公益支援項目。讓單親媽媽們組成“互助小組”，讓她們互相支援，互相賦能，緩解單親媽媽們在離異、獨撫養育、被家暴等種種傷痛中積累的負面情緒。還會邀請專業機構為小組提供專業支援，為她們開展原生家庭療愈、獨撫養育、法律互助等不同主題的小組課程。此外，“唯愛媽媽”還為單親媽媽們建立可靠的社群互助網絡，項目負責人介紹，社群使用者的活躍度非常高，幾乎平均每天都能有3000-4000條資訊，而活躍度最高的時間段一般是半夜1-3點。
這些媽媽們白天需要工作掙錢去養育孩子，晚上回家更要照料孩子，真正屬于自己的時間往往隻剩下後半夜。很多單親媽媽為了友善照顧孩子，不得不放棄穩定有保障或者高收入工作，轉向不穩定的、收入較低但時間靈活的非正式工作。在“唯愛媽媽”支援的單親母親中，有的開小賣部，因為可以時時刻刻将孩子背在身上，還有很多隻能将孩子托付給父母來照料。
“唯愛媽媽”項目負責人強調，“在獨撫的情況下，一個人兼顧家庭和社會多重角色，‘時間貧困’是她們面臨的很大問題，尤其沒有時間投入到個人提升，是以和其他職場女性相比，普遍會收入偏低”。“單親媽媽調研報告”指出近八成（79.9%）被調查的單親媽媽沒有從前任處得到足額的孩子撫養費，其中40.7%根本無法從前任那裡獲得撫養費。“唯愛媽媽”努力提供更易獲得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來解決她們迫切的經濟需要，而從長遠看，媽媽們自身的職業發展才能為自己和孩子提供堅實必要的物質基礎。
企業家、單親媽媽嶽華：“我不是要逞強，隻是在現實面前，我必須變強。”（唯品會公益/圖）
工作與育兒的沖突，是單親媽媽個人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無論是選擇工作還是不工作，她們都要做出巨大犧牲和艱難平衡。對于她們來說，國家的普惠育兒政策、學前教育政策将能極大地緩解育兒和工作的兩難，而公益機構的專門支援，則能為她們的個人長遠發展插上翅膀。
共創女性友好的可持續未來
女人總是習慣地被稱為“半邊天”，這也是讓女人們感到驕傲的稱謂。實際上她們常常将工作和家庭兩肩挑。“第四期婦女調查”指出：在18-64歲在業者中，女性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達43.5%。其中，在業女性工作日平均總勞動時間為649分鐘，其中有酬勞動時間為495分鐘；照料家庭成員和做飯/清潔/日常采購等無酬勞家務勞動時間為154分鐘，約為男性的2倍。
實際上，這一現象在全球範圍内普遍存在。根據樂施會2020年在達沃斯論壇上釋出的報告《直面照料時代》，全球有42%的勞動适齡婦女由于無償照料責任而被排除在有償勞動力隊伍之外，而男性的這一比例是6%。為了育兒照料，更傾向于母親選擇靈活就業方式，很多包括兼職和打零工等非正規就業形式，成為婦女獲得社會保障或積累财富的阻礙。随着女性進入勞動和生育的黃金期，男女之間的這種差距将變得更大。
全國婦聯今年送出的兩會提案指出：婦女因生育等原因，就業的靈活程度高于男性，社會保險權益的享受程度低于男性，更易因患病、生育、失業、職業傷害等陷入生活困境。平台靈活就業婦女與正規就業婦女相比，在産假、哺乳假、社會保險接續、生育保險參保等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援，維護權益的途徑也有待完善。全國婦聯是以建議“拓寬婦女在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創業管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将在今年審議《學前教育法》，通過法律強制要求由幼稚園等學前教育機構對三周歲到入國小前的學前兒童實施的保育和教育，并強調了學前教育為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不得直接或者間接作為企業資産上市。
了解成年女性在社會結構下面臨的困境，才能更加了解，需要國家政策的制度性支援、公益機構的個性化多元支援，以及社會公衆對婦女權益保障的日益關注，多方一起努力，才有可能為她們平衡個人發展和育兒照護提供了更多選擇，幫助她們更有信心和更有能力、以及有更多機會去實作家庭和事業的雙赢。
參考資料：
1.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課題組，《第三期中國婦⼥社會地位調查主要資料報告》，婦女研究論叢，2012年
2.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課題組，《第四期中國婦⼥社會地位調查主要資料報告》，婦女研究論叢，2021年
3.《用心種，好好吃——鄉村姐妹生态農業創業記》，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2020年
4.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唯品會公益唯愛媽媽項目，“唯愛媽媽幸福賦能計劃”，《十城市單親媽媽生活狀況及需求調研報告》，2019年5月
南方周末研究員 徐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