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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俄烏戰争以來，各種分析文章、視訊動态、群友評論、民間觀點紛紛，可大緻概述為：知識分子、中産群體總體挺烏反俄；民間多挺俄，并多見“純爺們”“戰鬥民族”之類情緒化表達；官方則理性務實，不拉偏架，審慎表态，還借助《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等契機釋放對美、澳的友好資訊。
筆者不以地緣政治、國際形勢或軍事學為研究方向，對誰“對”誰“錯”、發展趨勢并無特别見解，本無意作文。然天天被朋友圈、小視訊、一些“智庫”“論壇”微信群中，各種缺乏專業甚至拼湊的觀點“轟炸”，并多見雙方、多方互相站隊、指責、“親切問候”、網戰……紛紛擾擾，還是想表達幾個觀點。
“問題的根本在于感情和立場”
不去評論“對錯”，也不參與任何一方。
一是，毛澤東早就做過總結，“問題的根本在于感情和立場”。站在俄烏、“自由世界”、普通群眾不同立場，和對誰抱有更多的感情，得出的結論肯定不同。是以誰都不可能絕對正确，誰都說服不了另一方；
二是，俄烏問題确實錯綜複雜，牽涉曆史、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等全方位。事實上，約翰·米爾斯海默、塞缪爾·亨廷頓等政治學家早在十多年前就預測到俄烏必然爆發戰争，今天這場戰争，何嘗不是雙方長期準備、甚至為防止戰争而爆發的戰争。大多數人從某個點甚至某幾個點切入去談都有失偏頗。除了客觀論述、報道，任何負責任的學者、媒體都不應草率地誇誇其談，誤導他人；
三是，在這裡要反對以商業和流量為目的的假新聞、假消息，和不加辨識的生産、擴散違反公序良俗的各種危言聳聽。
不管我們如何呼喚“peace&love”，戰争始終是人類的一大旋律。據網上流傳的不完全統計（2014年版《人類戰争的曆史》），在有記載的5560年的人類曆史上，共發生過大小戰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另據美聯社調查報告，僅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就爆發了大約300場局部戰争，大約有1000萬人死于戰火。
我們對戰争并不陌生。作為一個80後，襁褓時期的“對越反擊戰”，兒時的1991年“海灣戰争”，我們都沒有特别印象，當時的媒體也并不發達；少年時期的1999年科索沃戰争，我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第一次感同身受；青年時期，美國的全球反恐戰，通過網際網路圖文、視訊的形式，直覺地刺激着我們；漸入中年，又遇上叙利亞戰争，這場戰争多國角力、一打十年，無論多麼慘烈、多不人道，打得久了，跟生活一樣變得麻木。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戰争硝煙剛剛散去，2022年，正當我們埋首生活，疲于奔命，這場俄烏戰争又必然地爆發了。3月3日，俄羅斯首次披露“俄烏特别軍事行動”傷亡資料，俄軍死亡498人，1597人受傷，烏克蘭超過2870人死亡，約3700人受傷。
“人”，在戰争面前就是一串數字。期望作為“人”的鬥争各方，能從不同立場，漸漸站到“人”的共同立場，去面對和處理。
另一面，我們所見那麼多侵略戰争、慘烈戰争，何以隻有今天的俄烏戰争才能炸網？真要說人道、人性、義憤填膺，反應這麼激烈，口誅筆伐，那麼，對水深火熱的叙利亞、阿富汗，被滅國的南聯盟，被摁在地上摩擦的伊拉克人……再上溯四十年，我們的父輩，上溯七十年我們的祖輩的慘烈犧牲，是不是有點過于厚此薄彼，不太公平？
戰争并不遙遠，不要忙于指責、批判。尊重别人的感情和立場，堅守自己的一點血性，力所能及地幫助而不是煽風點火，及至做好自己最壞的打算，或許才是應有的理性态度。
争吵中看到希望
各種論戰，反應出長期積累的一種文化撕裂。四十多年來，我們存在一種社會分化、固化的危險，我們不能讓這種撕裂擴大成社會裂痕——這也是今天國家堅定不移地反壟斷、鄉村振興、倡導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
我們首先要勇于自我批評。
不止俄烏戰争，這些年，在許多重大社會問題上，作為社會中堅力量和中産階級代表，許多知識分子群體已習慣言必“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表達，下不接地氣，置平民立場、充滿不平衡沖突的社會實情不顧，上容易偏激，常常陷入普世價值、西方經驗的一葉障目，或者“光破不立”——對誰都一頓批判但又給不出實際意見或建議。
其次，我們要看到更多的希望。
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思維模型，應當是——群眾講血性，中間階層講人性，上層講理性。
群眾缺血性，譬如日韓，資本與階層固化，群眾以級别、資曆定勝負并無意反抗，社會缺乏活力、創新意識，必然陷入中産陷阱難以掙脫；
中堅需講人性。其一、一個國家必須有足夠的中産階層才能保持穩定發展，而培育中産的根源在全球化市場分工，他們崇尚國際化、普世價值是正确、且應當倡導的。其二、作為社會主導力量，也應首推“人性”，隻講血性不講人性必然導緻混亂（如衆多動亂的第三世界國家），而全民高知理性又并不現實；
上層建築須理性。上層建築牽一發動全身，影響全體國民的身家性命，情緒化、講大道理，時常是行不通，甚至要誤國誤民的——例子近在眼前，烏克蘭便是。
一個理想社會，應當是三者互相了解、尊重、融合，而不是充滿偏見、互相指責，大家同心協力，才能對内不斷“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外謀求民族複興、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事實與希望也正在于此！
我們的社會，億萬群眾有血性，“我命由我不由天”，人人不迷信“命”與虛無，人人各求前程，人人各自奮鬥，敢于反抗、突破、創新，社會與國家又給予較充足的空間，構成了偉大國家的底色；
我們的社會，擁有龐大的中堅階層。他們擁有專業的技能，開放的思維，較穩定的家庭和物質結構。這個勤于思考的民族，他們沒有耽于物質，而是樂于思考，勇于追求和承擔社會責任，這是一國穩定進步的根本動力；
我們的社會，擁有理性而智慧的上層思考、清晰而穩定的國家戰略。在百年大小戰争、複雜鬥争中，植根人民，目光遠大而清晰，腳步堅定，依托穩定的體制和一定的糾錯能力，始終不依附于人、由弱而強，也足以證明其成功。
對一個人來說，血性+人性+理性，才有健全人格，國家同樣如此。放眼全球，具有這種健康“國格”的國家屈指可數。縱然不完美，縱然某些方面進步還有點慢，但我們的社會，依然健康，依然在進步。
何謂“文化自信”，這便是文化自信！
警惕“單方面自信”
另一面，單方面的“文化自信”，也充滿曆史教訓。
2019年火爆全網的《長安十二時辰》，就描繪了“萬國來朝”的大唐盛世。整個大唐，國民上下充滿血性，尚武，追求功業，以軍人治國。但血性之下，高潮來得快去得也快，帝王好大喜功，唐中期安史之亂後，國家陷入持續動亂、民不聊生。
宋代，軍人出生的統治者矯枉過正，推行文人治國，史學界對其評價完全兩極化。
一種觀點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巅峰”：宋代政府開明、重文重商，知識分子有着崇高的地位，以緻文化大家輩出，且儒佛道千年輪流“坐莊”的思想混亂後，以程（程頤程颢）朱（熹）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融合儒佛道學說而成宋明理學、心學，影響深遠。
經濟上，兩宋GDP占全世界60%～70%，商業發達，但商稅平均僅2.5%，還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币，并順帶刺激了歐洲資本主義啟蒙和社會變革；
另一種觀點是宋朝“積貧積弱”，物質與精神豐裕的背後，是兩宋的死循環：知識分子“歌舞升平”的狂歡，和“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民間血性喪失——打不過，對外四處求和、花錢買“和平”，對内施行“曆史上最壞的兵制”，即“禁軍”+“廂軍”的職業雇傭兵制，戰鬥力低下——國家靠花錢撐着，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六七，甚至六分之五用于軍費——積貧積弱，在低級遊牧文明、不要你錢隻要你命的蒙古人沖擊下亡國。可見，知識分子治國、文明程度再高、經濟再發達，照樣有緻命危險。
宋代以降，元明清統治者吸取教訓，既不讓軍人掌權，也不讓知識分子奪勢，始終走集權之路。他們對外閉關鎖國，對内取消丞相（知識分子首領）制、大搞特務制、大興文字獄，打壓知識分子，同時重征商稅、推行官營、抑制商業，并用各種反人性的制度壓制群眾和社會，中下層、社會活力盡失。統治者一眼望去，一派“天朝大國”景象，卻在與西方的短兵相接中一觸即潰。
如上，曆史反複證明，哪怕再正确的唯一論、一言堂，都将演變為民族和人性災難。
知識在網際網路上，而智慧在文明的血液中。古人雲，兼聽則明，求同存異，誠哉此言。
中國目前的問題
我經常在與朋友的讨論中說，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經濟當然有問題，但國外的問題、美國的問題，并不比我們少；也不是治理——治理當然也有問題，同樣，國外的、美國的問題也不比我們少。今天，我們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文化。
如果朋友還不了解，我便問要他這個問題——你，信什麼？
市場？主義？傳統？宗教？科技？都是，又不都是。那到底是什麼？
我曾在《鄉村覺醒年代》中打過一個比方，今天的中國，就像武俠小說中一個出生貧寒的有志青年，曆經萬般磨難，終于學成各種武林絕學——無論自由市場，還是共産主義，無論傳統文明，還是現代思想，無論宗教信仰，還是高科技理念，無不樣樣精通。
他終成一代大俠！行走江湖，自是有餘，但内在功法太多（且越來越多），又不可能放棄，便得承受各種内力沖突，乃至經脈堵塞之風險。風不止，樹亦不靜，各種聲音時常打架，非要争個你死我活，隻會讓這個大俠精神分裂、乃至走火入魔。
人再厲害，再富有，再強大，終究還得面對自己。相比西方文明的外向性+“與神對話”，這正是東方文明之所長。這位大俠應該做的，應當是正本固原，再融貫各派所長，最終開創屬于自己、而不是拿來主義的新功法！
他終将成為一代宗師！讓我們助他一臂之力，而不是互相抵消。
一個時代使命
這樣的沖突與融合，我們并不陌生。中國曆史上，總體有兩次“内功大融合”。
第一次在漢代。
春秋戰國，相對一國來說，都是外國，諸子百家，也多是外來思想。好在社會開放，百家争鳴。及至秦國，儒、法聯盟，一統天下，但随後又走向強權、暴政，不過十來年便告傾覆。
漢朝立國，高祖後，文景二帝又用黃老之學治國，休養生息，積蓄力量，才有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漢武盛世。武帝時，董仲舒融合儒、法、道、墨、陰陽家學說，以“天-地-人”為架構，以三綱五常為秩序建立“大一統”思想，直接而深遠地塑造着中國此後數千年曆史。
此後數千年，盡管國家分分合合，乃至幾經外族屠殺、驅趕，始終有一條清晰的主線，促使一個民族在坎坎坷坷中生存下來，并不斷同化異族、不斷壯大。今人以現代眼光，或出于革命、創新需要，不顧曆史規律、時代背景地簡單批判，有失偏頗。
第二次在兩宋。
漢末，思想大一統支援下的皇權大一統走向專制、荒淫，儒家禮教成為幫兇，逐漸被世人遺棄，此時佛學傳入，一度興盛。魏晉南北朝期間，兵燹不斷，社會動蕩，各種道理都不管用，主流知識分子用以躲避現實的玄學大行其道。至唐朝初期，李家王朝尋根問祖至老子李聃，仍尊道家。武則天篡位，又借禮佛抑道，推動外來的佛教再度盛行。
隻是無論道、佛，面對藩鎮割據、内鬥都無能為力。此後是唐末、五代十國的人心大動亂，數百年乏善可陳。及至宋朝立國，知識分子再次主導社會變革，以程（程颢、程頤）朱（朱熹）為代表，融合儒、佛、道思想，開創集大成的宋明理學。内功大成，内可幫助國家抵禦“積貧積弱”，外使中華文明再次影響東亞。時至今日，宋明理學、心學依然備受東亞各國推崇，是東亞文明圈的基礎。
近代曆史，大家耳熟能詳，各種外來思想沖擊下，各種自我革命、改革中，國人逐漸自我壓制文明傳統，直至目前文化的外在繁榮與内在沖突并存的時代。
有充足的思想養料，才能有充分的精神融合。有激烈的思想沖突，才能有存異求同的前行動力。冥冥之中，中華文明千年一次大融合，今天，我們能否将市場與主義、傳統與現代、信仰與科技融合，進而實作自身文明的第三次“大融合”？
“人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在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這不僅是民族複興的希望，也是幫助全球解決西方模式導緻的“現代化陷阱”、建構人類命運新共同體的希望，亦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機遇與時代使命。
願人們從各種喋喋不休、翻來覆去、“圓環套圓環”的低級争吵中醒來，去照見自己，去擁抱更開闊且偉大的星辰大海！
- 作者：劉子，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個人公号：劉子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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