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青海都蘭血渭一号墓“外甥阿夏王”（དབོན་འ་ཞ་རྗེ་ཕྱག་རྒྱ།）印章的出土，引起國内外的高度關注。我個人對此沒有深入的研究，但得到藏學界和考古學界諸多師友的指導幫助，撰就小文，從印章、敦煌文獻及鮮卑金銀器等各方面談幾點認識，以求教于方家。
（一）印章是身份的象征
漢代以來，印章（玉、金等材質）在中國普遍使用，它就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再議的必要。我這裡也就大家都熟悉的史料舉例說明一下。
漢晉王侯印，這個到處都有：
漢晉時代，朝廷封邊疆諸民族首領為王為侯賜印：
其中就有鮮卑歸義侯印：
在敦煌吐蕃文獻中，多見官府或高僧用印：
以上，印章都是展示主人身份和地位。
是以，血渭一号的外甥阿夏王印，自然就應該是墓主人的身份。
（二）阿夏王即吐谷渾慕容氏王
印章是一方面。問題就是這個外甥阿夏王是否吐谷渾王？我認為已經通知過高科技手段檢測和鑒定、又經專家們考證認定的吐谷渾王莫賀吐渾可汗（其母吐蕃墀邦公主）應該是正确的。相關的證據和理由已經有很多的發表，筆者不再重複；另外提供兩點依據：
一是敦煌藏文文獻記載的阿夏就是吐谷渾，也叫退渾。漢文史籍叫阿柴，但敦煌的藏漢文對照寫本（P2762V）上清清楚楚地寫着འ་ཞ་即退渾，འ་ཞ་རྗེ་即退渾王（右圖）；此འ་ཞ་རྗེ་與印章上的འ་ཞ་རྗེ་文字絲毫不差。這裡還寫有漢（རྒྱ）與漢天子（རྒྱ་རྗེ）、回鹘（དྲུ་གུ，即突厥）與回鹘王（དྲུ་གུ་རྒྱལ་པོ）等民族的漢藏文。這份文獻寫于吐蕃結束統治近半個世紀以後的敦煌張氏歸義軍時代，當時的吐蕃語一直是他曾經的占領區各民族間的通用語言，特别是官方文書通用語言。假如說，即使印章上的阿夏與漢文史籍中的阿柴不是一回事，敦煌文獻這一最原始的記載應該不會有誤。
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慕容氏自古就有的發達、先進的金器加工和使用的曆史淵源。作為鮮卑族的一支，慕容氏是從東北來到西北的。早在漢晉時期，東北和北方的鮮卑族就已經有了發達的經濟文化。這一點出展現在東北的鮮卑貴族墓出土文物方面，特别是出土的各種金器和金飾。最著名的就是金飾品，如收藏在遼甯省博物館和内蒙古等地的慕容鮮卑金飾品：
我們再看血渭一号墓和周邊其他墓葬出土的金飾品：
兩者比較，空間上由東北向西北，時間上由漢到唐，一脈相承。特别是動物金飾，很有特點，雖然相隔上下五百年，縱橫上萬裡，但也還是很像出自一人之手。這就展現出一種古老的民族工藝的傳承。而且，東北、北方和青海，有成千上萬這樣的金飾品出土，可以專門進行比較研究。
是以，血渭一号也好，周邊其他一些墓葬也好，應該都是古老的鮮卑族的慕容家族，特别是王公貴族之墓。
（三）鮮卑慕容氏的強盛和繁榮
鮮卑屬東胡族的一支，很早就活動于中國東北和北方的更廣大地域内，東漢時代即見于史籍。魏晉時代慕容氏與拓拔、段、宇文、乞伏等都成為鮮卑族大部落，先後稱雄中國北方數百年。其中慕容氏在十六國時代就先後建立前燕、後燕、南燕、西燕和北燕政權。其中有一支很早就到了甘肅青海一帶，這就是後來先臣服于唐、後歸屬吐蕃的吐谷渾王國。但在吐蕃興起之前，有賴于鮮卑族老祖宗奠定的基業，吐谷渾一開始就很強大，也很繁榮。作為一個遊牧民族，掌握着先進的金器加工技藝，又曆來十分重視和進行商業貿易；因為地處偏遠，長期以來并沒有對其他民族構成威脅，而是利用這一地區豐富的資源繼續發展牧業與手工業，并與周邊友好交往，共同進步。
據說鮮卑族原本有文字的，但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後被禁用，改用漢文。我們看到的鮮卑金飾器上刻的是漢文。是以到後來，無論是臣服唐朝還是歸屬吐蕃，作為鮮卑族慕容氏都能夠入鄉随俗，使用漢文或和吐蕃文，遵守唐朝或吐蕃的各種制度，這一切都順理成章。
至于金飾器的圖案紋樣的中亞元素，這個也好了解，即這個廣闊的地域内各民族間互相交流的結果，吐谷渾作為慕容鮮卑，吸收和整合外來文化是他們的長處。中亞金飾器受到鮮卑影響，即粟特地區流行的金飾也受到吐谷渾的影響，或者說直接是由吐谷渾加工制造的——據說這方面也已經發現記載。
鮮卑族的曆史遠比吐蕃曆史悠久，繁榮強盛的時代更是早于吐蕃；漢晉時代鮮卑族的慕容王國的經濟文化要比唐代吐蕃發達；金銀器後來在吐蕃廣泛應用，也應該來源于慕容氏的傳播；慕容氏西遷并長期定居青藏高原一帶，對吐蕃及周邊社會的進步發展也起到過促進作用。
結論：吐谷渾墓
誠如專家們所認定的，都蘭血渭一号墓是吐谷渾王墓。曆史上，中國各族人民都對中華民族的繁榮和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盡管有一些民族已經由于融合于中華民族大家庭而消失在曆史長河中，但他們的貢獻不僅永垂史冊，而且也不斷地為考古發掘所證明。血渭一号墓等即是鮮卑族的鐵證！
另外，相關的吐谷渾墓葬棺闆畫上的吐蕃裝人物，是吐蕃占領時期對統治區内所有住民的強制性要求，如吐蕃時代營造敦煌石窟的蕃裝供養人像，有題記證明基本上都不是吐蕃人；慕容氏在敦煌壁畫中的供養像一般都是着漢服，在吐蕃管轄時代着蕃裝也就順理成章。這一方面也展示出鮮卑慕容能夠入鄉随俗，對異族文化的接收和融合能力的強大。
參見《“外甥阿柴王之印”血渭一号墓墓主人身份和族屬确定！專家論證：青藏高原劃時代的重要發現！》（網絡資料，2021年1月）。《青海都蘭熱水2018血渭一号墓：木石五神殿，壁畫彩棺全》，（網絡資料，2019年5月）。
參見《兩漢魏晉金印圖鑒：王侯将軍章金質官印印面印蛻》，（網絡資料，2018年），及各種相關圖錄。
參見郝柯羽：《試論鮮卑人體金飾品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基于數量統計的考察》，《文物春秋》2019.3；《金色榮耀：絲路、黃金草原與遊牧文明影響下的著名金器》（網絡資料，2018年）。烏蘭托亞、孔群《鮮卑民族的金銀器》，《内蒙古畫報》2007年第4期；張景明、趙愛軍：《鮮卑金銀器及相關問題》，《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等。
參見馬德：《小議敦煌壁畫中的蕃裝人物》，載《敦煌吐蕃統治時期石窟與藏傳佛教藝術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
來源：敦煌研究院，作者：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