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征和風骨，每一代人也有着自己的獨特的精神和文化。如果想要洞悉一人的性格，從其作品出發便知一二。當我們現在遊覽故宮的時候，牌匾上寫着的
“故宮博物院”字型潇灑，富含勃勃生機，這是郭沫若先生在建國時為故宮題寫的匾額。
從字型上看去，我們便可以隐隐約約地看到郭沫若内心的激動，這是對新中國地殷切向往，是打破浮塵過往，迎接新朝陽的氣魄。對于郭沫若，我們都不陌生，他是大陸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詞人，不過他的一生不僅在散文、詩歌中度過，也同時對曆史和考古頗有研究。由于正好處于晚清、民國時期，他的作品都帶着堅韌不拔的奮鬥氣息，且含有對生命的思索和民族觀。
是以，當1971年郭沫若被邀請題寫故宮匾額的時候，他也将自己一貫的自由風格融入其中，以行書書寫“故宮博物院”，想借此給這個紫禁城換上一副新面孔。這樣展現了郭老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文化内涵，希望能夠在不遺失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将傳統文明以更好的方式傳承。
那麼，在1971年之前，曾經的牌匾是什麼樣子的呢？當大家看到這副老舊的匾額，可能會大跌眼鏡，因為上面寫的五個大字看上去不是出自名家之手，平平無奇，好像并無什麼欣賞價值。如果了解這幅字背後的人，就會感歎它出世的不易。
說道晚清名臣李鴻藻，估計不少人都知道，他和李鴻章是政治上的宿敵，在列強侵華中屬于主戰派。在政治上他以清廉出名，而在藝術上他也頗有建樹，寫的一手出彩的“顔體”，隻可惜他這個才能并沒有留給自己的兒子。
而說起他的兒子李石曾，也是民國時期的大人物。雖然他生于清朝的末尾，但是在留學風潮中卻變成了新時代的青年。
1920
年，在法留學後，他受委托建立了中法大學，并同時在法國創立裡昂中法大學。這兩所大學對于中法之間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幫助的，不僅推動了文化間的融合與促進，而且使近代的中國湧進更多的新思想。
不過，他的最大貢獻莫過于修建故宮博物院。當時，上級向他下達了清點文物、修築損壞建築的指令，他接任後，便開始着手進行文物的修繕工作。他組織考古、曆史專家們對故宮内的文物進行整理和分類，并把圖書小心的封存。可以說，故宮中的文物能夠儲存得這樣完整，與李石曾的工作是分不開的。
不過他的工作也并不順利。由于他周圍的不少人對故宮裡的古董以及新時代的“老古董們”厭惡，他也遭受了口誅筆伐。不過身為老古董之一的李石曾，仍舊堅持自己的主見。畢竟他曾經曆過清末風雨飄搖、動蕩不安的時代，對這些文物懷有敬意和喜愛。即便現在是新時代了，但是也不意味需要完全摒棄舊時代的産物。
在1926-1928年，他被迫逃離，随後又回來重新組織了理事會，并任故宮理事會會長。當故宮完全修完後，為了紀念他對故宮修繕所做的貢獻，上級提議讓他來為故宮博物院題詞，這也就是原來牌匾的出處。
在這副牌匾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幅字與郭沫若的字型完全不同，它沉浸着時代的氣息，仍舊放不下那些沉痛的過往。李石曾的字型透露出他嚴謹的作風，也暗含着他們家廉潔、公正的家風文化。在其父李鴻藻的影響下，他的内心也擁有憂國憂民的思想和堅毅的風格。這幅楷體正是他的性格和過往經曆的象征，由于時代原因，他還未放下舊時代，是以字型顯出凝重的氛圍。
字如其人，通過這兩幅牌匾，我們仿佛重溫了民國的老歲月。這些歲月就像故宮的文物一樣，曆盡時間的洗禮，最終會變成我們心中的警示和回憶。畢竟，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居安思危，在現在美好的時代，我們心中仍舊應牽挂時代的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