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2月27日報道（文/弗蘭克·布魯尼）
幾年前的一個清晨，我醒來時視力特别模糊。之後，醫生們很快查出了問題：我中風了，很罕見的類型。一夜之間，它破壞了我右眼眼球後面的視神經。
最糟糕的情況？左眼也會照這樣發展下去，而那将使我失明。
最好的情況？稍有好轉。大為好轉。但我永遠不會像以前那樣看得那麼清楚。
身邊人變得清晰
的确，我視力大不如前。我視野的右側總是蒙着一層薄霧，就像等待着永遠不會升起的太陽。有時，我會弄混物體相對的确切位置。是以，當我應該敲出“live”（生活）時，我常常敲出“love”（愛），而當我應該敲出“love”時，我又常常敲出“live”。在鍵盤上，字母“i”和“o”是相鄰的。而且我對深度的感覺會變得不太正常。在我中風後的幾個月裡，那些讓我給他倒葡萄酒的人們可以證明這點。我會倒得溢出他們的酒杯，把酒灑到他們腿上。
我不倒酒了。我感到懊惱。我生活在焦慮中，希望我的左眼能挺住。它的确挺住了，還出現了一種醫生們沒有預料到的幸運情況：一點點地，我身邊的人們變得清晰起來，我的意思是，我逐漸看清了他們的恐懼、掙紮和勝利。
“飛機失事，義肢，失去了8歲的兒子。”一位曾和我在曼哈頓同一家健身房鍛煉的作家遭遇了這些。這是對一個悲傷故事的簡要概括。開飛機是他的一項愛好，他開的飛機墜毀時，機上唯一的乘客——他的獨子——死了。他差點失去第二條腿，在康複中心度過接下來的五個月。這一切我不是從他本人那裡知道的，而是從他的熟人那裡了解到的，而且是在與他進行了多次樂觀熱情的聊天後才知曉的。在與他的聊天中，他沒有流露出任何迹象。我感到震驚和慚愧。
“令人衰弱的頭痛、不間斷的尖叫、頻繁的自殺念頭。”這是一位曾經向我吐露秘密的名人所遭遇的一切，而且我懷疑，任何觊觎這位人士财富和名氣的人都不願意與他互換身份，至少不願帶有這些條件。這些内情讓我肅然起敬，因為這些揭示者還在砥砺前行。
有些挂在别人身上的标簽我能輕易讀懂，因為現在我對世界的解讀截然不同，有些是别人挂在我身上的，他們了解我本人的标簽（“視力受損，可能失明”）。我不必強迫有煩惱的人分享經曆。這些會在不經意的時候一點點流露出來，而我隻需保持足夠敏感，抓住細節。
我會繼續留意以前或許會忽略的評論，并将一些對話進行下去，而過去我或許會匆忙結束或繞過這些話題。在我曾參觀并發表演講的一所大學裡，有人提到了校長夫人的健康問題；後來與她見面時，我溫和地問及相關事情，并了解到，在其身邊的人也不知道的許多日子裡，她挺過了背部劇痛。
拉斯維加斯一家餐廳的經理認出了我，而且是在看過我寫的自己視力危機的文章之後。他向我吐露心聲說，自己有終身性視力問題；後來我又與他聯系，并了解了他的全部故事。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關于磨難和成就的故事。這是關于毅力和正向思維的一課。它讓我正确地看待自己并沒有那麼嚴重的困擾。
從痛苦中領悟
在我看過和讀過這麼多之後，我從别人隐藏的秘密和經受的痛苦中領悟到了啟示或者說寓言。著名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2019年自殺時，我感悟到了這些。
我曾經采訪過克魯格。他的舉止讓人愉悅，采訪也舒服自在，這讓我大感意外。采訪通常讓人有壓力，但那次經曆與衆不同。
我要告訴你們我新聞職業生涯中的一個秘密，一個預示着影響我餘生的自我懷疑和怯懦的秘密：在我拿起聽筒給采訪對象打電話之前，我必須穩定一下自己的情緒。我得深呼吸幾次。我擔心自己問錯問題，或者沒有問對問題。擔心自己笨嘴笨舌，提問的方式讓人尴尬。如果我要采訪的對象頗有名氣或德高望重、資曆深，我就會被吓倒。上午11點的采訪許多是在11點02分開始的，定于下午3點的采訪許多是在3點03分開始的。這并不是因為我馬虎拖延。這是因為我需要用這些額外的時間來進行深呼吸，這些時間非常寶貴，值得我為自己的延誤道歉。
但我記得我是按時打給艾倫·克魯格的。我們在通話前來回發了幾封郵件，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态度讓我平靜下來。作為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曾在貝拉克·奧巴馬總統治下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在提高最低時薪所造成的影響方面做了開拓性研究，他确定了這不會導緻招聘減少和就業率下降。
吸引人的是，他還利用資料得出了有關疼痛和幸福的結論。他發現，失業不僅僅會造成情緒困擾。尋找工作的男性還會提示身體上的疼痛，服用更多止痛藥。至于幸福感，根據他對調查資料的分析，增強幸福感的最佳方式之一是與朋友共度時光。他經常參加社交聚會，克服工作一周後的疲勞。
我2014年底找他交流。當時我正在寫一本書，讨論美國人對普林斯頓大學等頂尖大學的情結。恰巧那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過客座教授。克魯格和數學家斯泰西·戴爾研究了大量上精英大學所産生的經濟效益的資料，他們認定這一經濟效益被高估了。克魯格的電郵信箱位址是公開的，是以我給他寫了封電郵，詢問他是否願意與我在電話裡聊聊這項研究。作為破冰話題和說服手段，我提到自己曾短暫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
他迅速回信說：“你随時可以在我的課上講課！”他很樂意讨論自己的研究，但他道歉說，當時不行，因為他在意大利，而意大利之行後，他會有幾天很忙，忙女兒大學畢業事宜。他問道：“我們可以約在下周三或周四談談嗎？這個時間會不會太遲了？”我清楚地感覺到，如果我說等不及，他肯定會想辦法配合我的時間。
我告訴他，下周三我可以。後來，我們進行了交談，他太有禮貌了，太令人愉快了，太有耐心了，太棒了。他談到了我的書，那本書将于次年出版。每當我在新聞中看到克魯格的名字——我經常看到，因為他對記者非常寬厚——一種溫暖的感覺油然而生；我甚至有點迷上他了。提及他的文章旁有時會配照片，那些照片顯示，除了才華橫溢和善良外，他還很英俊。有些人擁有一切。
克魯格去世後，奧巴馬發表了聲明，回憶稱克魯格擁有“永恒的微笑和紳士精神——即使是在他糾正你的時候”。曾與克魯格一同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泰晤士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我還算了解艾倫，但從未發現任何可能發生這種事的迹象。”
接替克魯格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貝齊·史蒂文森發表了一連串推文。其中，她提到了克魯格對疼痛的研究。她寫道：“如今，我知道他也很痛苦，也許是為了轉移自身痛苦，他思考他人的痛苦。”
她還說：“事實是，我們所有人的痛苦都比外界知道的多。”（胡婧譯自2月15日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原題為《視力下降讓我看得更清楚》）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