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2年2月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重點就目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
新聞稿中用了這樣的描述：“普京介紹了烏克蘭問題的曆史經緯以及俄羅斯在烏東部地區采取特别軍事行動的情況和立場，表示美國和北約長期無視俄羅斯合理安全關切，一再背棄承諾，不斷向東推進軍事部署，挑戰了俄羅斯戰略底線。”
習主席在通話中指出，近期，烏克蘭東部地區局勢急劇變化，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方根據烏克蘭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方立場。要摒棄冷戰思維，重視和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通過談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中方支援俄方同烏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中方關于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基本立場是一貫的。中方願同國際社會各方一道，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此前，2月21日和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兩次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烏克蘭問題的曆史軌迹、特别是冷戰後以北約東擴為沖突焦點的發展程序作了全面闡述，向全球系統解釋了俄羅斯最高決策者對烏克蘭問題的認知架構，以及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的核心關切。
當地時間2月24日淩晨，俄羅斯總統普京授權在頓巴斯展開軍事行動，并發表電視講話。
2月23日，面對西方媒體在中國外交部新聞釋出會上極為經典的無理糾纏，發言人華春瑩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一些國家應該想一想，在美方違背同俄羅斯的協定，5次将北約東擴到俄羅斯家門口、并部署大量先進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想過把一個大國逼到絕地的後果？
華春瑩的說法，翻譯成直白的語言就是，對烏克蘭局勢的發展以及俄羅斯行動的邏輯，給出了一個簡明扼要的答案：把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逼到絕地，或者說，觸碰了俄方劃定的安全利益的紅線，讓這個大國的上司人發現自己退無可退，那麼你們就不要在局勢變化之後，繼續用某種拙劣的文字遊戲再來碰瓷大國。
其實，美國對此應該非常清楚，冷戰時期著名的古巴飛彈危機，美國是如何看待蘇聯準備将中程飛彈運進古巴、将此作為一種防禦美國入侵古巴的威懾性武器的，又采取了怎樣的行動？
如果有基本的同理心，或者對國際關系的曆史有基本認識和了解，就會知道，北約持續不斷的東擴對俄羅斯會産生怎樣的刺激和影響。
這不是什麼大難題，美國那邊也不缺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有識之士。2014年，布熱津斯基就明确說過，不妨向莫斯科承諾烏克蘭會像芬蘭那樣奉行中立路線。布熱津斯基認為，這種模式可能意味着“互相尊重的毗鄰，（烏克蘭）與俄羅斯和歐盟經濟關系的廣泛面；不加入任何莫斯科認為旨在反俄的軍事聯盟”。另一位美國外交資深人士基辛格博士則有更加深邃的觀點，他說，西方應當弄明白，“對俄而言，烏克蘭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外國（西方确實對這一基本事實了解糟糕）”。當然精于勢力均衡之術的基辛格也明确指出，并不希望美國将烏克蘭讓給莫斯科，他認為，妥協應當是烏克蘭成為“東西方之間的橋梁，而非這些對手中的一個在對抗另一些時的前哨”。
持中而論，這兩位資深人士的構想，雖然不符合任何美西方冷戰後流行的“民主vs專制”的分析架構，但确實是從美西方中長期利益出發，在務實地分析和考量美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追求的目标、可供支配的資源以及各選項的成本-收益之後，提出的相當具有政治智慧的解決方案——無論是當時亦或現在，對美西方來說，均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更加笃信進攻性現實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華麗辭藻與浮誇架構深惡痛絕、并是以自嘲為“是個19世紀的人”的米爾斯海默教授，六七年前對美國一方面主導北約蠻橫推進、另一方面對俄羅斯的強烈反對“深感驚訝”的現象，有過精辟評論，大意是，可能華盛頓這群是21世紀的人類，他們已經忘記了美國自己曾主張并延續至今的門羅主義，核心要點是不允許美國以外的任何“域外”國家在美洲——包括南北美洲，部署軍事力量，那麼遵循門羅主義的原理，美國絲毫不應該對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抵制）感到驚訝。
米爾斯海默教授的很多論斷都有可充分商榷之處，但至少他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一緻性，即願意承認俄羅斯有權擁有與美國同樣的對國家安全核心利益的關切，而沒有采用在美西方媒體、研究機構以及政客言行中常見的巨嬰式的多重标準。
基辛格8年前刊登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
不過很顯然，就現在的情勢來看，無論是資深戰略研究者對曆史的洞察，還是當代美國研究者基于美國戰略實踐進行的歸納，又或者是潛藏在美國政府外交檔案中有過的實踐經驗，都沒有能夠克服“赢得冷戰”帶來的樂觀情緒，沒有能夠阻斷“任意享受冷戰紅利而無需為此承受任何代價”的錯誤想法。當然，大量已經被全球各方觀察到的事實也證明，北約如同一頭外表精緻實則粗鄙的野獸，張狂地在精細的歐洲地緣政治版圖上狂飙突進近30年，在成功地将俄羅斯逼入國家戰略選擇的牆角之後，最終迎來了可能對華盛頓的決策者有些意料之外，但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絕地反擊。
總體來看，這就是美西方國家惡意消費冷戰紅利，在北約東擴問題上，于客觀與主觀兩個次元做出了一系列可交叉印證、互動強化的錯誤決策後，最後迫使俄羅斯陷入“要麼爆發，要麼緩慢滅亡”的無助境地的前夜。而事态的真實發展，也已經向世界宣告：一個大國被逼入絕地之後，是會采取一切方式反擊的，包括使用武力。
從俄羅斯開始在烏克蘭實施“特别軍事行動”後，美西方的政要和媒體似乎一夜之間都想起了名為“國家主權”的概念，瞬間變身純潔的和平天使，忘記了冷戰結束後美西方國家是如何高舉“人權高于主權”“民主和平論”“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恐怖主義”等旗号，在利比亞、叙利亞、伊拉克、南聯盟等地制造諸多災難，帶着對自由、民主、和平真摯感情所驅動的激昂情緒，在各種場合反複讨論算不算“侵略”的重大問題。
實話說，這種套路着實虛僞、尴尬得令人發指，其背後則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西方國家的政要和媒體，繼續固執地沉浸在冷戰結束以後“西方勝利，曆史終結”的迷夢中，堅定地相信這個世界是根據他們的需要和想象來運轉的，什麼時候用什麼标準讨論什麼問題做出什麼判斷，完全想一出是一出，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認為是什麼就必須得是什麼。這種精神狀态，已經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多重标準”，更像是一種具有自我強化特征的精神瘟疫和由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所導緻的集體性心理疾病。
而今事态的發展超出了他們的預期，西方國家在北約東擴上做出的錯誤決定終究招緻了“雖遲但到”的絕地反擊，而看似強勢的西方精英——無論是政客，還是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在精緻到極端的利己主義的驅動下，整齊劃一地進入“白蓮花”模式，甚至還真的從這種純屬胡攪蠻纏的情緒化行動中尋求到某種心理上的安慰。
這不禁讓人在感歎之餘，也為在短短三十年前還興奮于赢得冷戰的所謂西方世界感到深深的悲哀。這是何等的悲劇展開，才能以如此高歌猛進之姿态，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内将曆史給予的戰略資産揮霍一空，尚不知自省，還在面有得色的指天怼地，堕落如斯，令人感慨。
就目前為止在烏克蘭地區的發展态勢，截至行文時間，前方傳來的最新消息是，俄羅斯總統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稱烏克蘭方面表示正在重新考慮與俄羅斯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舉行會談的想法，選擇了波蘭首都華沙，然後消失了。對，那個在當上烏克蘭總統前以表演為職業的澤連斯基消失了，預期後面的劇本會有這樣的展開：用各種方式拖延與俄羅斯的談判與接觸，西方國家密集進行各種具有強烈視覺效果地政治表演，無論是譴責還是制裁；同時，用種種來源的資金，最大限度地讓烏克蘭持續流血，試圖将烏克蘭局勢中東化、阿富汗化，冷酷地讓烏克蘭變成“困住”俄羅斯的泥潭，用烏克蘭人民的血繼續為美歐政客的個人履曆寫下猩紅一筆。
細讀普京的兩次發言，結合俄羅斯、中國以及諸多國家在冷戰後的經曆，再加上觀察西方國家三十年濫用冷戰紅利的曆史，可以發現，美歐政客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的一個基本偏好，就是将個人及其所在政治派别的利益，淩駕于整天挂在嘴邊的國家利益之上，可以說是導緻當下局面的最至關重要的原因。
如前文提及的，無論是布熱津斯基、基辛格，亦或米爾斯海默，對于如何正确處理冷戰後的歐洲地緣政治安全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洞見；以俄羅斯在此期間的整體表現來看，也不乏解決問題的契機，但最終都被完美錯過了。在此過程中，最關鍵的權力，掌握在美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手中。
就冷戰後三十年西方各國的戰略決策實踐的觀察，可以獲得某種不完全的結論：冷戰結束後，美西方國家的總體發展趨勢，就是用一種遊戲人間的态度去看待和了解對外戰略決策，類似北約東擴這種問題的決策考量，更多取決于是否能夠帶來足夠的國内政治籌碼，是否有助于政客赢得選舉；至于很難成為選舉議題的地緣政治後果，以及涉及西方國家乃至全球中長期戰略穩定的嚴肅思考，這三十年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系統驅逐出思考空間。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當西方國家面臨日益明顯的由制度和體制做決定的結構性治理乏力，無法面對國内日趨顯著的貧富差距、經濟結構失衡、增長乏力、族群撕裂等深層問題挑戰時，将被其設定為挑戰者的國家和上司人進行臉譜式地妖魔化，塑造為具有顯著國内政治動員效果、轉移沖突的所謂外部敵人，這幾乎成為美西方國家的通則，甚至成為一種新型政治正确。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史上最嚴厲”制裁，願為烏克蘭上司人提供庇護。圖自RT
不僅對國際局勢、對戰略對手的認知方面如此，在建構應對能力和體系方面也是如此。以美西方為典型，他們對以經濟-金融制裁為核心的所謂“幹淨”政策工具，有一種病态的執着。所謂“幹淨”，就是西方具有想象中的優勢，在短期内（做出決定的政客的任期内）無需為工具的使用支付成本，且可以在任何問題上所向無敵，以至于連那些按照地緣政治博弈理論、國家在做出某些選擇時必須要做的準備都不願意投入。
由此導緻的結果，以這次北約東擴烏克蘭極限施壓俄羅斯國家安全底線，誘發俄羅斯絕地反擊的事情來看，自始至終，美西方同時做着兩件截然相反的事情：一方面，極力放大和妖魔化俄羅斯的反應，将俄羅斯應對北約東擴至烏克蘭的各種應對措施，妖魔化為“獨裁上司人”與“自由世界”的對抗；另一方面，極力放大“自由世界”憑借經濟-金融制裁工具“不戰而勝”的必然性，全然沒有做出任何其他方面的準備。以至于，當烏克蘭事件進入發酵階段後，全球、尤其是那些精神上對美西方的強大崇拜失去了原生政治認同的個體，目瞪口呆地發現，原來他們認識的那個強大美國、那個看上去不可戰勝的“西方”，仍然停留在好萊塢作品和他們的想象中。現實世界中出現的，是炮聲沒響幾下，就已經邀請烏克蘭最高上司人“流亡海外”的英國首相，以及在白宮聲情并茂地祭出遠低于市場預期制裁力度、表達堅定情感支援的美國總統。
極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伴随着一次次國内政治動員的成功實踐，美西方的決策者似乎真的形成了某種确定認知：可以用這種不負責任的方式，輕率處理類似北約東擴這樣的問題，還能避免陷入需要付出真實代價的風險。
繼而，這種錯誤認知和實踐，不僅在西方國家，還在部分處于西方輻射範圍内的大大小小的地區擴散，特别是一些類似烏克蘭這樣身處敏感地緣政治關鍵點位的國家和地區上司人，也接受了這種極為輕浮且不負責任的認知：可以無條件信任西方，可以無風險挑釁俄羅斯安全紅線，來自西方的安全承諾和經濟支援是可以無限制揮霍的空白支票，任何言論都是被允許的，任何決策都是可行的，完全無需任何擔憂。
電影《無間道》裡的那句台詞，“出來混的，都是要還的”，在不經意間，給出了極具戲劇張力的答案。俄羅斯下定決心做出的絕地反擊，是被美國霸權逼出來的絕地反擊，最終在實踐層面，給出了答案。
作為戰略上被美西方國家在三十年間逼近“不爆發就緩慢滅亡”絕境的俄羅斯，在抽掉整件事情的曆史經緯之後，當然很難成為符合西方主導的嚴苛的道德-理論标準意義上的“完美受害人”。實事求是地講，完美受害人一般要麼躺在屍檢台上，要麼已經被寫入教科書成為經典案例，在美西方霸權籠罩的世界中還能存活在那講道理的，總得做點什麼先活下來才行；而這些，在美西方霸權主導的話語體系中，都被描述為瑕疵、問題、缺陷、不足等。
拿中國來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舉措，就毫不留情地被美國貼上了“拒絕履行國際義務”的标簽；就北約而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在科索沃戰争中被炸的那筆血債，還欠着呢。實話實說，真正愛好和平的人，真正能夠明辨是非的人，是很難追随并相信以“一炸一路”出名的美西方，在俄羅斯于烏克蘭問題絕地反擊的事件上，不痛不癢地讨論什麼不幹涉主權之類的話題的。
直白的說，今天的世界，因為美西方對冷戰紅利地肆意消費，因為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的胡作非為，已經進入俄羅斯必須絕地反擊的局面。我們需要做的，首先就是摒棄冷戰思維，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在實踐中，就歐洲方向而言，就是要重視和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通過談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在全球，則是真正遵循和落實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在人類面臨複雜挑戰的當下，朝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務實合作，為人類謀求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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