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二戰名将、英國元帥蒙哥馬利通路中國。
在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時，他說：“閣下所指揮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
而毛主席卻以他特有的幽默，微笑着搖搖頭，說：“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筆！”
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名一生指揮戰鬥無數的優秀軍事家，用兵如神，正如其所言：我平生最得意的一役莫過四渡赤水。
羅炳輝上司的九軍團，正是毛澤東四渡赤水出奇兵這盤棋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正是靠着羅炳輝的第九軍團獨自與敵人周旋，才為紅軍主力跳出包圍圈争取了寶貴的時間。
“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調虎離山襲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這曲《四渡赤水》，是羅新安最難以忘懷的歌曲，每當他哼唱起這首歌，父親羅炳輝那威武壯碩、英勇作戰的身影便會浮現在他的眼前。
又不禁回憶起1946年的那個夏天。
1946年6月21日，在年幼的羅新安眼中，家中突然地多出了許多身影，他們有的高大威武、筆直地挺立在不同的地方，散發出可怕的氣息。有的聚成一團，默不作聲，時而能聽到啜泣的聲音。
這些都超出了年幼的羅新安的了解，不明白這些陌生人在自己家中做什麼，仿佛自己正處在一個十分壓抑的氛圍中。
在羅新安跟媽媽一同吃飯時，年幼的羅新安跑到附近爸爸睡覺的地方，奶聲奶氣地喊着：“爸爸，吃飯。”
周圍的空氣仿佛瞬間凝固，他感到全場的氛圍更加壓抑了。
羅炳輝将軍在成功上司棗莊戰役後突發腦溢血，1946年6月21日，在陳毅等上司同志的守護下，羅炳輝将軍結束了自己光輝而又短暫的一生，享年僅49歲。
當時，他的身份是新四軍第二副軍長兼山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
6月24日，陳毅同志在給羅炳輝兒子們的信中曾囑托道：
“羅炳輝将軍是一個鐵骨铮铮的硬漢，于苦難中誕生卻為終結苦難而奮鬥終身。你無需以别人為榜樣，隻需學你的父親，将父親的理念凝記在心并付諸實踐，那你一生的事業就将光明而無窮盡。”
父親的葬禮後，羅新安和妹妹羅魯安一直與母親張秀明相依為命。
母親張秀明是一個标準的中國勞苦婦女形象，留一頭友善打理的短發，手上有經常勞作而産生的老繭，略微的駝背展現出生活的重擔，雙眼卻綻放着不屈的意志。
解放戰争時期，作為烈士的家屬，通常是部隊到哪兒，他們一家人便跟到哪兒。好在軍隊并未虧待他們，部隊每到新的駐地，一家人與其他烈士家屬都是優先安置的對象。
盡管有軍隊的照看，失去了丈夫的張秀明依舊要忙碌許多，一家人的吃喝問題、衣物和住行上的問題也需要母親辛苦操勞。
為了維持家庭的生計，張秀明長期處于忙碌狀态，期間不可避免地疏忽了對兩兄妹的照顧，兒時的羅新安在失去了父愛的關懷後也缺少了母愛的關心，他的成長便有些“放肆”了。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内環境日漸安穩，随着羅新安的長大，兒子的教育問題成為了母親張秀明的難題。
與中國的大多數母親一樣，張秀明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所成就，送孩子去接受好的教育是絕對要做的。
這卻讓張秀明犯了難，此時一家人雖然初步穩定下來，但周遭并沒有好的學校，送羅新安兄妹去上學就意味着要抛棄已有的安定環境，去搬到一個全新的、陌生的環境中。
經過慎重思考，張秀明還是決定帶着羅新安和妹妹羅魯安進入上海定居。
作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教育條件毋庸置疑。
張秀明認為：憑借上海的教育條件，一定要讓羅新安成為像他父親一樣為國為民的國家棟梁，為大多數人民的幸福而奮鬥。
懷揣着對未來的美好期望，羅新安一家人搬遷進了上海。
此時，雖然國内的局勢已經漸漸穩定，但母親因為剛入上海，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忙碌，不可避免地缺乏了對子女的關心。
羅新安在生活中已表現出有些小任性，但母親卻以為是孩子的天性，并未深入關心疏導。
1951年春，羅新安7歲了，已經達到了上海的國小入學年齡。
但不知是母親張秀明的過于忙碌而忘記了入學之事，還是對子女的不舍，張秀明在周圍人的提醒下才把他送到了上海的華東保育院。
華東保育院于1948年成立，是為了解決南下部隊孩子和烈士子女的安置問題而專門成立的學校，它分幼稚小班、幼稚大班和國小班。
羅新安被送入國小班，正式成為一名一年級學生。同年，妹妹也成功進入該保育院的幼稚大班。
在把羅新安兄妹送入保育院的那一刻，張秀明緩緩舒了一口氣。底層的人民樸素地堅持着一個邏輯：受教育就能改變命運。張秀明認為：娃兒們以後一定能成為他們父親一樣能為國家做貢獻的人。
因為缺乏母親的教育，加上羅新安骨子裡的不安分，羅新安在初入保育院時經常不守保育院的規矩，頗令保育員們頭疼。
他不僅經常在上課時偷偷溜走，還經常在午睡時戲弄同學，這些調皮搗蛋的行為讓他在保育院出盡了名頭。
調皮的孩子有許多，但調皮到人盡皆知可不是容易的事，有保育員甚至在情緒極端波動時吼出：“這娃娃有病！”。
由于不肯認真學習加上逃課，學期結束後，學習成績并不達标的他不出意外地被留級了，無法與他的同學們一起，升入下一年級。
然而，在學期結束的大會上，令年幼的羅新安撓頭的事情發生了。
老師給同學們學期末總結時，竟然給他頒了一個“進步獎”，并與他單獨談話，深入地交流打開了羅新安的内心世界。
羅新安并不是一個天生調皮的人，年幼時自主喊爸爸吃飯的舉動也表明他是一個懂事的孩子。但長期缺乏父母關愛的羅新安有了被父母讨厭、抛棄的感覺。
年幼的他選擇了做一些能夠吸引人注意力的事情來嘗試得到周圍人的關心。
有時候，小孩子從“調皮搗蛋”到“安靜認真”需要的，僅僅是一點點關心和愛護罷了。
之後的羅新安開始努力學習，不再上課逃課、做一些捉弄人的事情。
随着羅新安的一天天長大，張秀明仿佛能從他稍顯幼稚的臉上看到羅炳輝的模樣。
小時候的羅新安在問及爸爸去哪裡的疑問時，母親張明秀總是回答：“爸爸在帶兵打仗，要很久才能回來”。
母親也經常給羅新安講述自己的父親羅炳輝的故事。
在故事中，羅炳輝十分喜愛與小孩子在一起玩耍，羅炳輝曾在戰火連綿的歲月中，帶着5個孩子到了延安；在烏江戰鬥中，父親曾指揮300多名“紅小鬼”進行戰鬥等等。
羅新安一直認為爸爸還在，他隻是出去帶兵打仗了，不常常回家罷了。等爸爸回來了，便會與自己一起玩耍。
年幼的羅新安也會幼稚地數算着天數，數算着多少天後可以見到歸來的爸爸。
隻是到他十九歲的那年，他發現他所凝記的數字，突然沒有了意義。
1963年，19歲的羅新安在山東臨沂烈士陵園看到了自己的父親——羅炳輝将軍的墓。
自己的父親，連同千千萬萬個犧牲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夜晚中的烈士一起，被葬在了他們曾浴血奮戰的土地上。幾千天的等待，無數個日夜的守候，換來了苦澀的答案……
回想起小時候陳毅叔叔給自己寫的信，長大成人的羅新安仿佛明白了父親的事業是什麼，自己要做的又是什麼。
父親雖已離去，但父親的光芒仍将照耀着我前行
從高中畢業後，他的母親張明秀告訴他：“為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這是你爸爸對你的期望。去報考軍校，學習一門技術，是和平年代實作幫助國家的最好方式。”
回想起見到爸爸陵墓時的情景，羅新安暗下決心，一定不辜負父親的期待。
于是，他果斷選擇進入哈爾濱軍工大學，學習國家專業技術人員緊缺的無線電專業。
1968年，羅新安從學校畢業，當時新成立的無錫無線電廠需要技術人員，羅新安懷揣着秉父遺志、報效祖國的心情，奔赴了無錫。
4年後，蘇州的電視機廠又調他去研發技術，羅新安一直堅守：“父親想讓我當軍人、學技術，就是讓我服從指令。和平年代，國家建設就是指令，哪裡需要，我就去哪裡！”
羅新安在不同的崗位上總能幹得風生水起，并取得驕人成績。
在蘇州電視機廠積累了5年的工作經驗後，羅新安不忘初心，聽聞國家需要運動員的訓練建設錄像系統方面的技術，他又毫不猶豫的投入到這個全新的領域。
他的技術研發填補了國内多項技術空白，是以羅新安獲得了三次國家級和上海市級的科技成果獎。
上世紀80年代，事業已經小有所成的羅新安受邀參加紀念羅炳輝将軍的一個活動。但羅新安卻發現了一個現象令他憤懑。
公社的人為了接待他而大擺宴席，桌上的食物不僅珍稀，而且多的吃不完，但公社的貧民們卻還在為填飽肚子而努力。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他将自己的思考報送給上海市委市政府，很快，市政府給予了肯定的回複，并設立了監察部來監察整治社會上的亂象。
身邊同僚曾開玩笑說他不務正業。但羅新安卻不以為然，他相信嚴于律己、鐵面無私的父親是希望他這樣做的。
羅新安與兒子羅承
羅新安大學畢業後到江蘇進入無錫無線電廠成為一名技術員，這一年，羅新安已經31歲。
這已經是一個男生需要成家立業的年紀，好在，羅新安與一個姑娘喜結連理并生下了一個兒子起名為：羅承。
“承”這個字的寓意為承接爺爺羅炳輝的遺志：為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
從兒子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羅新安對兒子與同時代的其他父母一樣，希望兒子能成就一番大事業。
懷揣着對兒子的期望，在如何教育兒子的問題上他頗下功夫，希望兒子能根據他的預想成長。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一心想教育好兒子的羅新安卻在實際的教育現實中屢屢受挫，兒子羅承并不像羅新安所想象的繼承祖父的遺志，反而不斷表現出對父親的忤逆與任性。
面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他還曾懷疑自己“不适合做父親”。
1981年，羅新安的家庭又遭變故，羅新安和羅承的母親離了婚。
在離婚判決上，法院将孩子羅承判給了羅新安，7歲的羅承面對父親與母親分離的現實，與父親羅新安的隔閡日益加劇。
盡管羅新安對兒子的教育更加上心，但事實卻是殘酷的。
上國小後，羅承的叛逆傾向更加嚴重：他逃學，多動亂動，學習成績也大幅波動，甚至經常在課堂上大喊大叫，幹擾正常上課。
最為嚴重的一次，羅承竟沒有在放學後回家而是躲了起來，直到晚上九點，焦急的羅新安才在公園的長椅上找到了兒子。
當時的羅承雙手抱膝，看向父親的眼神裡有着濃濃的警惕。
自此以後，經常性離家出走竟成為羅承的正常活動。
這種種情況，讓羅新安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中，不用想去實作大多數人的幸福，他已經連自己兒子的幸福都無法保證了。
1984年，因為羅承在校期間表現情況令人堪憂，被學校送到了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特殊學校采用嚴厲的管理制度，是不少問題學生的噩夢。
這時候的羅新安意識到：自己的兒子羅承已經不再是有點調皮的學生，而是成為了問題少年。
到此時，羅新安的心中已經滿是悔恨，回想起自己曾躊躇滿志，意圖将兒子培養成他爺爺羅炳輝那樣的國家棟梁，卻因自己的教育事務而使兒子與父親逐漸疏遠，成為了問題少年，
這是對他羅新安十年來教育的莫大諷刺。紅軍名将的孫子竟會有如此下場。
為了将兒子羅承重新領回正道，羅新安開始嘗試從青少年犯罪心理和法律的角度來解決兒子的問題。
為了驗證自己一段時間的學習成果，他還參加了中國第一次律師資格證考試，并取得了律師資格。
一位父親為了挽救孩子的未來做出的努力不禁令人動容！
兒子羅承在被送入特殊學校後的行為表現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變本加厲。
從學校畢業之後他就逐漸接觸社會上許多的閑散人士，即使羅新安送他去軍校，羅承都可以做到從管理嚴苛的軍校中逃跑。不得不說這也算是一門本事。
在羅新安研究過青少年犯罪知識後，羅承的種種行為可以說是将書中的犯罪名稱實踐了出來。
通過研究和判定，羅新安盡管心底很難相信，但事實上兒子羅承患有“反社會人格”。
在将兒子的情況向醫生表明後，醫生搖了搖頭，告訴羅新安：“患有這種病症的小孩我已見過許多，但他們都未徹底痊愈，這種病幾乎無藥可救。”
但是面對自己的親生骨肉，以及來自祖輩的期盼，羅新安并沒有選擇放棄。
羅承入院了，但在入院期間他又搶走了羅新安的一千多元并逃離。
羅新安的頭發近乎一夜須白，雙眼也透露出迷茫。他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兒子卷錢跑路，自己教育失敗，祖輩期盼落空。
然而，人的偉大不在于建立豐功偉績，而在于面對苦痛卻毫不退縮、奮發向前。
年過半百，卻失去兒子的羅新安并未就此沉淪，他心想：如果連兒子的幸福都無法保證，談什麼為大多數人的幸福！
在與兒子再次相遇之前，羅承一邊搜尋兒子的下落，一邊探尋兒子病症的解決之道。
終于，1996年，羅新安與兒子羅承在時隔多年後，終于再次見面。
此時的羅承在逃往南京之後因被人砍傷，不得不回上海治療，這也是父子二人多年後的第一次重逢。
面對許久未見的兒子羅承，臉上皺紋更加深陷的羅新安曾雙眼緊閉，又緩緩睜開，藏不住的，是心底那份欣喜。
在羅承住院期間，羅新安提議采用國外的催眠心理治療方式來消除他的“反社會人格”。
或許是在外已經曆許多，而這一次羅承竟然同意了。
治療的過程異常順利，在催眠心理治療之後，兒子羅承明顯表現變好了，而這時候羅承也有了回歸正道的可能性：羅承迷上了電腦程式。
為了讓兒子将注意力聚焦在其愛好上，羅新安全力支援他，提供了許多幫助以供其學習。
讓羅新安欣慰的是，羅承終于有了一技之長，成長為了一名電腦高手，同時他還可以憑借自己的電腦技術找到一份體面的電腦工程師的工作。
在羅承31歲的時候，他的事業更進一步，成立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電腦網絡公司，看着兒子的事業逐漸走上正軌，羅新安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晚年，羅新安繼續把青少年教育作為自己的事業，研讀了大量心理學、教育學方面的書籍，為中國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編寫的《理想在我心中》一書，更是成為中央宣傳部推薦的百本讀物之一。
羅新安在他編著的《中國道德新論》中的一句話印證了他的一生：“人差別于動物，在于有信念，我和父親的信念一樣——為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