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shengminwujiang 生民無疆 2022-02-23 06:30
西方考古學家、曆史學家依靠“水上漂”的石碑敷衍出來的古埃及史、依靠土坯磚演繹出來的巴比倫史，很不靠譜。其實，另一個“古文明”的古印度史，也同樣很不靠譜。現在發幾篇關于古印度史的文章。其實，這些文章是幾年前寫的，如今稍作修改發出來，歡飲廣大讀者指教。
今天發第一篇。
據西方專家說，人類曆史上有一個曆史悠久的“古印度文明”。據說，早在公元前二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就在印度次大陸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文明”。
西方人所說的“古印度文明”，是誕生在東起緬甸、西至阿富汗、北抵喜馬拉雅山的廣大地區的一種“古文明”。
如果曆史上有這個“古印度”文明的話，今天就應該稱之為“印度次大陸古文明”。
當今印度國的某些人，不知哪來的如此良好的感覺，硬要說“古印度文明”完全屬于他家的文明，甚至宣稱，他家的文明影響了中國二千年。這真的有點精神不正常了。
這個“古印度文明”，是在英國人在占領印度次大陸之後，主要依靠英國等西方考古學家們，以他們考證古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的慣用套路，“考證”出來的。換句話說，所謂的“古印度文明”，是西方人編造出來的；如今，印度人拿着雞毛當令箭，還想以此忽悠别人。
為了行文友善，下面我用“印度”二字來指代“古印度”。
中國人都知道，既然是考證，那首先是要找古書看，要閱讀很多很多的古文獻。
那麼，西方專家在考證“古印度文明”時，是否閱讀了很多很多的古文獻呢？
《印度通史》（【印度】辛哈、班納吉 著，張若達、馮金辛、王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在談到“古代印度史料”時，第一個标題就是“曆史文獻的缺乏”，接下來便說（P18）：
在公元11世紀到達印度的著名穆斯林學者阿爾-伯拉尼說過：“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曆史次序；他們在述說國王的年代系列時是漫不經心的，當他們非說不可的時候，就困惑起來，不知說什麼好，他們總喜歡講故事。”下述弗裡特的觀察幾乎重複了阿爾-伯拉尼的話：“古代的印度人是否具有真實的曆史感、以明朗的和批判的眼光來編輯真正的曆史的才能，是很成問題的。.....他們能寫短小的曆史文章，簡練而具體，可是有一定的限度。不過他們沒有以如此精心結構的而且正确可靠的真正曆史著作作為證據留給我們，來證明他們有以一般的方式處理曆史問題的能力。”
一言以蔽之：古代印度沒有史書。
這是很令人沮喪的事情。直到11世紀，即中國宋朝的時候，印度壓根兒就沒有史學家，隻有“故事學家”。更糟糕的是，印度的故事學家們統統毫無時間概念，談及“國王”的時候統統是颠三倒四、亂七八糟的。
西方的“曆史學家”就是依據這個，靠拍腦袋，整出了印度國王們年代序列。
按照這個标準，中國的《封神演義》、《隋唐演義》，完全可以作為“正史”了。
印度沒有古代的史書，僅有一點沒有時間概念的故事，那怎麼展開“考證” 呢？
下面，我們就看看印度史是怎麼出籠的吧。
“是以，對印度古代史有興趣的學者們必須從各種來源中去搜集材料”，西方專家求助于并且“主要依靠宗教的文獻”，《印度通史》：
就最古的時期說，由于沒有什麼碑銘記載可以利用，他們必須主要依靠宗教的文獻。吠陀文獻為雅利安人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提供了有價值的知識。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宗教著作中包含了曆史人物和曆史事變的重要參考資料。……這是很明顯的，依據文獻上的這些零星散亂的材料還是畫不出一幅往昔的适當圖景來。
原來，古印度史的頭号的、主要的“史料”， 是宗教文獻！
主要依靠宗教文獻撰寫出來的國家曆史，在中國人看來，這完全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遺憾的是，即便如此，也遠不能“畫不出一幅往昔的适當圖景來”。
西方專家不得不開展拉網式搜查，終于又發現了号稱“可以編成最有價值的曆史”的“曆史文獻”，即所謂“史詩”之類民間傳說，這是排行第二重要的“史料”，《印度通史》：
大家知道“皇族世譜”(或皇位的直系繼承表)是從很早的時代起就編寫并儲存起來了。許多這種類型的表可能是結合在“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诃婆羅多》)及《往世書》中。《往世書》傳統的主題是由“薩加”(宇宙創造)、“帕拉蒂薩加”(世界在周期毀滅後的再建)、“梵薩”(神仙世系)、“曼凡塔拉”(曆史上不同世代的組合)及“梵薩奴查裡塔”(古帝王的王朝史)組成的。雖然“史詩”及《往世書》包含了傳說中述及遠古時代的知識，它們現在的面目卻可能是在基督誕生以後才形成的，《往世書》的某些部分無疑是後來的作品。它們在發展的過程中自然結合了一些沒有什麼曆史價值的材料，年代也變得混淆起來了。
可見，這不過是“宇宙創造”、“神仙世系”之類，是比宗教文獻更不靠譜的東西。
如果依靠這個也能編造出“古印度文明史”，那麼，中國的盤古開天、後羿射日、嫦娥奔月、哪吒鬧海、愚公移山、牛郎織女之類的故事，哪一個不是絕佳的“史料”！
顯然，“古印度”沒有任何靠譜的史料。
于是，西方史學家求助于“外國的著作”，即第三類“史料”，《印度通史》：
學習古代印度史的學生必須認真注意外國----希臘、羅馬、中國、穆斯林----的作家和旅行家的記載。
令人憂慮的是，希羅多德在談到印度時，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印度人的精子是黑色的。這樣的記載，不知該如何使用？
也許《印度通史》也發現了這樣的問題，在談到希臘、羅馬的“著作”時，作者很有意思地說，《印度通史》：
從未到過印度的希洛多德就提到波斯人對印度西北部的征服。我們有關亞曆山大入侵的知識完全來自希臘和羅馬的作家，如奎太斯·克爾舍斯、德奧多那斯、阿利安、普魯塔克等等所遺留的記載。在印度文獻和碑銘中絕未提到這一重要的事件。
不僅希洛多德從未到過印度，而且，希臘、羅馬的“著作”記載的那些事情，在印度找不到半點痕迹。
《印度通史》在談到來自中國的“著作”時，強調指出：
中文的記載對印度孔雀王朝以後時期的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沒有它們的幫助，我們不能了解塞種人、安息人和貴霜人的移動。中國的旅行家，如法顯與玄奘，給我們留下了有關印度的寶貴記載。不利用中國的曆史資料，要編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著名的西藏曆史學家太羅那特在這方面提供了有用的知識。
印度史學家老實承認：離開了中國史料，“古印度文明”沒法寫。
的确，中國的史料，浩如煙海。離開了中國的《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二十四史和無以計數的各類史書，還有大批的旅行家的遊記，不僅印度曆史上的主體人群塞種人、安息人和貴霜人的來源都搞不清楚，而且，印度史完全失去了時間參照，萬事不知何年何月！
因為，隻有中國擁有數千年連綿不絕的編年史，印度曆史上的人和事，隻有參照中國的編年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時間序列。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中國史書所記載的印度史，皆為漢朝以後人和事。而晉法顯、唐玄奘等人所記載的，除了目睹的印度當時社會狀況，便是一些與宗教相關的古老傳說。這些，均不足以讓印度産生比中國更“古老的文明”。
印度史的第四類“史料”，是“銘文”，《印度通史》：
弗裡特說，“......幾乎完全由于對銘文的耐心研究……我們才有了印度古代政治史的知識。而且對印度所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我們主要的依據仍然是銘文。抛開銘文，便很難肯定任何明确的日期和鑒定。而且還可以用它來校訂我們從傳說、文獻、貨币、藝術、建築或其他來源中所能獲知的各種事物。”用來記載銘文的材料是很多的：鐵、金、銀、黃銅、青銅、銅币、陶器、瓦器、磚、石、晶體等。
盡管中國出土的有銘文的青銅器無以計數，碑刻無以計數，但是，中國人很清楚，一直作為拾遺補缺，那是可以的；倘若誰說要靠“銘文”修史，那必是一個笑話。
發明了水上漂石碑、土坯磚檔案的西方專家再次展示出出土“銘文”的神功，不僅為“古印度史”創造了“文字史”，而且就此發明了古印度史的時間。于是，西方專家編寫印度史時一本正經地說：“抛開銘文，便很難肯定任何明确的日期和鑒定”。
印度史的第五類“史料”，是“貨币”。
我們知道，西方專家特别熱愛以“貨币”開疆拓土、發明古文明。是以，印度史料中，貨币是少不了的。一旦有必要，可以随時創造古代貨币。
印度史的第六類“史料”，是“紀念物”， “其中大部分是獻給宗教的建築物”。
我們知道，代表古希臘、羅馬高度文明的“名勝古迹”便是如此：“其中大部分是獻給宗教的建築物”。是以，印度史料中，必須如此。一旦有必要，可以随時出土這些建築。
就是依靠上述的六類“史料”，西方人弄出了洋洋灑灑的、動辄公元前幾千年以前的“古印度文明史”。
摩亨佐·達羅遺址
我們知道，西方史學家頭号本領是玩“考古”，第二号本領便是根據考古演繹故事。早在1922年，西方專家就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了一個公元前3250年至公元前2750年間的先進的“城市文明”，《印度通史》：
在摩亨殊達魯(信德省，拉爾卡蘭縣)和哈拉巴(西旁遮普省，蒙哥馬利縣)的發掘……早在公元前3000年，一種豐富而發育良好的文化就在印度河流城繁榮起來了……因為在摩亨殊達魯和哈拉巴發現的印鑒上所刻的文字……這是一種都市文化。在摩亨殊達魯，考古學家們發現了一座巨大而美麗的城市的遺迹……建築物的結構上使用了磚塊……在家畜中，我們發現有駝峰的公牛、母牛、水牛、綿陽、象、駱駝、公豬、山羊和公雞的遺迹。……摩亨殊達魯人民知道使用金、銀、銅、錫、鉛和青銅。尚未知道用鐵。
這是至今被“世界史”專家們廣為傳頌、奠定“古印度文明”江湖地位的考古學成果。
但是，西方專家是憑什麼就斷定這個“遺址”如此古老，以至于古老到了公元前3250年？這就得問蒼天了。
我的疑問主要在下面幾點。
第一，在摩亨殊達魯和哈拉巴“出土”了大量的印章文字，令人奇怪。古印度人搞那麼多的印章，在哪兒用印呢？難道蓋在貝葉即樹葉上？這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第二，便是金屬和貨币的問題，這裡我們隻談金、銀。金、銀是貴金屬，最大價值在于可用于交換。然而，據晉法顯《佛國記》：
（中天竺）貨易則用貝齒。
直到中國東晉（317-420年）時，被西方專家稱為印度最早的居民的中天竺人，依然是以貝殼為貨币。
唐玄奘又告訴我們，西域的白銀均來源于中國新疆焉耆的銀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
漢朝以前，準确說，在大月氏未抵達中亞地區之前，西域普遍不知道金銀為何物。到了唐朝，金銀才開始變成公認的貨币，而西域的白銀，則主要來自中國新疆地區。
是以，“古印度文明”的“貨币史料”顯然是不靠譜的。
第三，關于家畜的“考古成果”，也顯然是違背曆史的創造發明、胡編濫造。根據中國旅行家的著作，直到唐代，印度的家畜業仍十分落後。印度人僅僅養牛養馬，完全不會養駝、騾、驢、豬、雞。
據晉法顯《佛國記》：
（中天竺）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五天國法……亦不養駝、騾、驢、豬等畜……唯愛養牛。
第四，“出土”的建築物竟然廣泛使用了磚塊，如此說來，5000年前的古印度人就已經普及了燒磚技術？
西方所謂的“古印度文明”，既沒有任何靠譜的曆史文獻為依據，也沒有靠譜的考古成果作為支撐，完全是憑空杜撰出來的。
一言以蔽之：印度史不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