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6級小沈同學來信：
“想問一下老師相對于翻譯腔的‘道地的中國話’的定義。這個‘道地’究竟有沒有一個評價的尺度？比如說以清末民初的語言作為道地的标準，或者用現今中國人認知的說話通順作為标準？”
我在回答“機器翻譯能夠滿足人際交流的需要嗎”這個問題時，曾提出判斷道地中文句子的兩個标準。一個是獨特的節奏和韻律，一個是獨特的意會和默契。（見微信公衆号文章《“如果機器翻譯再強大，還有學外語的必要嗎？”——把語言老師吓出一身冷汗的機器翻譯，痛點在哪裡？》）
其實，無論是清末民初的文學語言，還是今天通順的書面語言，判斷是否道地都隻有一個标準，就是清楚自然。
同學們可能會說，這不是兩個标準嗎？其實，清楚和自然是相輔相成的。自然，就容易清楚；清楚，也就自然。
自然是清楚的條件。那些讀上去不自然的句子，“氣滞”的句子，它的語義就費解，很難清楚。
而一旦一個句子的意思清楚了，這就意味着它利用自己的形式實作了功效的最大化。
在人類的語言交際中，最有效的語言形式，不是用複雜的規則将自己封閉起來的形式，而是用盡可能簡單的政策觸發意會的形式。
我多次說過，根本而言，語言形式的線性化對意義的表達既是整饬又是束縛。
整饬讓意義有條理起來，并因而明晰；同時整饬本身又因抽象化、線性化而付出了代價，使複雜多元的資訊單一化。是以，意義的真實還原需要依靠語言形式和語境聯想的共同努力。
沒有前者，意義就處在混沌的狀态，因缺乏了解的次元而費解——你是要“闖關東”，還是要“走西口”，抑或是“下南洋”？
而沒有後者，意義的了解就抽去了豐富的内涵，因次元的單一而費解，甚至誤解。
中文在語言形式和語境聯想的取長補短、“珠聯璧合”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道地的中文有四“工”：
1.意會之工
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指出，如果說西方文法是一種形合文法，即通過詞形變化和各種連詞、介詞來表現語詞的互相關系，那麼漢語文法是一種意合文法。
所謂意合，表現在漢字的組合在形式上沒有特定的要求，隻講究意義的配合。通常所說的“搭配不當”“主謂不合”“動賓不配”，大都不是“詞法”問題，而是語義邏輯問題。
當兩個字并列起來的時候，不是因為它們在詞形上相配，而是因為它們在意義上相合。
當一個字修飾另一個字的時候，不是因為它們在性、數、格上一緻，而是因為它們在一起産生了修飾、限制和補充的關系。
兩個有因果關系的句段一前一後組合起來，僅僅是因為推理正确，而不是因為兩個句段中動詞的時态、體貌形式用對了。就像王力說的那樣：“就句子的結構而言，西洋語言是法治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
漢語的意會不僅超越了西方意義上的文法，還超越了邏輯。在漢語中，諸如“恢複疲勞”“打掃衛生”“吃食堂”“曬太陽”“養病”“救火”這樣不合邏輯的組合，都可以在意會中合法。
每一個漢字和字組，在本質上都是一個意義支點。一種意思，漢語的組合總是用提取意義支點的方法，使表達盡可能精煉。漢語文法學上有許多已成為經典的例子：
“一個電話就趕來了”
“三天假還說不夠”
“兩張北京”
“三個鐘頭的火車”
“這種腦袋沒地方買帽子”
“一個紅燈，一下子排到崇文門”
“花生米下酒”
這些例子的意義往往要說幾句話才能說清，但中文在表達和了解時隻需選幾個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塊兒。
這是不是說漢語就沒有文法呢？準确地說，是漢語沒有西方語言那樣的文法。洪堡特在他的《論文法形式的性質和漢語的特性》一文中對此表達了很深的了解。他說：
“任何語言的文法，總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記或文法規則顯示出來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記和文法規則可以設想的”；
“在漢語裡，跟隐藏的文法相比，明示的文法所占的比例是極小的。”
2. 流動之工
西方語言句子的謂語由限定動詞充當。句中如果出現其他動詞，則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與謂語動詞的差別。這樣一來，西方語言的句子就有了一個“刻度”，即以謂語動詞為中心的組織。于是“主謂”“主動賓”這樣的極具切割性的模式成了西方語言句子的常态。
漢語的句子，據我們對陸文夫中篇小說《井》的語言調查，“主動賓”型的句子隻占全部句子的百分之九。大量的句子都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現。
即使在占句子總數百分之九的“主動賓”型句子中，也有一半句子是長賓語。即句首是“誰知道……”“你沒看見……”“你能說……”“看你……”“我想……”，它們後面的成分被“主動賓”模式看成了賓語。而這些“賓語”好長啊——
“徐麗莎覺得那個時代已經久遠了，五四運動反封建，也已經反了四十年，這老太太怎麼還講些三從四德呢！”
所謂“長賓語”，不是賓語内部的擴充，本質上依然是句讀段的流動。這種流動是按照時間順序或邏輯事理進行的，而不是依靠某個動詞作中心來控制的。
張志公曾談到《紅樓夢》中一個例子：劉外婆初進榮國府，與王熙鳳正說着話，“隻聽 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
如果換一種說法，說“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的少年”，這也未嘗不可，但中文卻不太習慣。因為這種歐式的長定語念起來憋氣。而《紅樓夢》這樣的說法，把長定語化作一個個述謂性的句讀流動起來，語氣流轉自然，且符合事理的順序，因為劉外婆聽到一路靴子腳響，首先映入眼簾的肯定是一個少年，然後才看清他的樣貌。
3. 虛實之工
虛實和意會幾乎就是一枚硬币的兩面。因為有了意會，在語言形式上就“人詳我略”——你知道了，我還說什麼呢？例如：
“他有個女兒，在郊區工作，已經打電話去了，下午就能趕到。”
這個句子的後三個句段的施事者（所謂“主語”）都是可以意會的，是以自然就“隐身”了。
而有意思的是，這些“隐身”的成分，又都是不可複原的——中文的句子已經在不考慮它們身份的前提下組織起來了。這個組織起來句子在結構上完全自洽，沒有為那些“隐者”留下任何位置。同學們可以試一下：
“他有個女兒，（這個女兒）在郊區工作，（我們）已經打電話去了，（這個女兒）下午就能趕到。”
這樣的對話自然嗎？它聽上去是不是像學中文的老外說的？顯然，括号裡的“隐身”成分一旦複原，漢語這個句子就不可接受，因為它不像中國人在說話。
中國人說話，一不會說聽話人已經意會的東西，二不會每個句段都“五髒俱全”，顯得臃腫不堪。中國人說話的布局是“虛實相間”。
中文意會的東西一多，句子就不再是一個機械的實體，而開始疏通、流動起來。在這裡，虛實之工和流動之工正是相輔相成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文是時間性的，西文是空間性的。
當我們說中文是時間性的，我們在說什麼呢？
我們在說中文有大量的意會，
我們在說中文的組織是流動的，
我們在說中文的建構政策是虛實相間。
大陸現代文法學在引進西方文法體系和理論方法後，習慣了西方語言的團塊思維，即一個合格的語言組織一定結構嚴密，關系緊張，沒有“漏洞”，而中文“疏通”的句子組織是有缺陷的。是以，大陸文法學界為一些較為典型的中文句子“會診”過，說它們有病：
“貴賓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
“當他醒來之後，覺得右膀子沉重悶脹。”
“通過學習使我提高了認識。”
這些非常自然的表達都被現代文法學診斷為缺主語。
一個自然的肌體被診斷為有病，到底是誰有病呢？
現代文法學有病，病在食洋不化。
4. 具象之工
和中文的意會、流動、虛實密切相關聯的，是具象的方法。中文深切認識到——
隻有具象而非一味抽象才能周納豐富的意涵，克服線性形式的局限；
隻有具象才能使語言的組織疏密有間，意境通透；
也隻有具象才能使中文的文氣不緻阻滞，句段不緻闆結，自然流動起來。
中文的具象思維，有多種表現，試舉一二：
一曰具象并置。
我們上文所舉的例子：“進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其中“輕裘寶帶、美服華冠”，不用動詞“穿”或“戴”，隻将四種服飾形象組合在一起，少年的裝束就呼之欲出。同學們在這裡很容易想起古文的“枯藤老樹昏鴉”。
其實，這個句子中的具象并置并不僅僅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我們之是以容易看出這兩個四字格是具象的，是因為它們沒有動詞，而這還是西方文法的觀念。在漢語句子組織中，隻要是“骈”意盎然的結構，無論是否有動詞（述謂詞），都具有一定的具象性。
典型的結構就是四字格。是以，“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本質上都是具象并置。
二曰具象定格。
中文句子在叙述行為事件的時候，用名詞性的物象來傳達動作之态，這是中文具象思維的“高光時刻”。例如：
“小辣椒一躍而起，閃電式的一記耳光，扇得童少山暈頭轉向。”
“一躍而起”本身已經是用四字格叙事，帶有一定的具象性；而“閃電式的一記耳光”就像動作畫面的瞬間定格，用名詞性的“一記耳光”生動傳達了動态的行為，讀者如聞其聲，曆曆在目。
我們以前談過的例句“大娘望着她的背影，一聲長歎，兩行熱淚”，也是同樣的具象定格。
同學們可以從這些句子生動感受到中文的具象經營是如何與意會、流動、虛實的經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這些經營共同起作用的時候，道地中文泊泊而出。
當“一躍而起”和“閃電式的一記耳光”，“一聲長歎”和“兩行熱淚”各自有序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想到了俄羅斯電影理論家愛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
愛森斯坦說：“兩個蒙太奇鏡頭的對列，不是二數之和，而是二數之積。”
匈牙利電影理論家巴拉茲進一步解釋說：“上下鏡頭一經連接配接，原來潛藏在各個鏡頭裡異常豐富的含義便像火花似地發射出來。”
俄羅斯另一位電影理論家普多夫金這樣定義蒙太奇：“把生活現象之間潛伏的内在聯系，變為彷佛昭然若揭、鮮明可見、可以直接感受而不必解釋的聯系”。
這裡說的“積”，“潛藏在各個鏡頭裡異常豐富的含義”如火花般發射，和“潛伏的内在聯系”“鮮明可見、可以直接感受而不必解釋”，都指出了具象組合的巨大功效。
而這樣的思維，在愛森斯坦看來，就是中文的漢字思維——蒙太奇有如象形文字中一個“犬”字加一個“口”字，表示狗叫。
從漢字結構汲取智慧的愛森斯坦，他不知道的是，中文的文法同樣是“理性蒙太奇”。
中文的漢字思維和文法思維異曲同工，心理同構，這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嶄新課題。
看到這樣的課題，同學們眼裡的21世紀中國語言學研究，是不是魅力值滿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