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輝 董存發
梅蘭芳1930年訪美，中美平劇外交能否成功主要取決中方的主觀努力，但是否成功的标準主要有二：一是美國媒體和劇評專家的反應；二是票房績效和觀衆的反應。
（一）美國媒體的正面回報
在美國，向來是先有公共輿論，後有外交政策（“The United States had a press before it had a foreign policy”），[1]而當時影響美國輿論的主導力量是報刊雜志，尤其是最著名的大報《紐約時報》。自1930年1月27日始，《紐約時報》連續報道，不斷追蹤梅蘭芳到紐約演出（2月17日）之前的行蹤，從1月17日到2月16日一共發表7篇報道，遠勝廣告的效率。演出開始後，《紐約時報》從2月17日到4月20日期間，共發表35篇報道，還不包括梅蘭芳離開美國後的兩篇後續報道，一共發表了消息、報道和評論44篇，盛況空前、十分罕見。
名伶梅蘭芳氏抵美：為舊金山歡迎梅氏行列經過唐人街 （1930-6-22 申報）
名伶梅蘭芳氏抵美為電影皇後範朋克夫人在洛山别業招待梅氏並羅佛禮勃朗菲諸明星及共夫人作陪（1930-6-22 申報）
美國媒體對梅蘭芳演出的反響，大緻可分三個方面。第一，對梅蘭芳文化外交和平劇外交的評價。
其一，梅蘭芳是“藝術大使”（Ambassador in Art），因為他帶來的不僅僅是演出，而是交流、接觸和奉獻（engagement），[2]梅蘭芳的演出說明，“各國對彼此文化尊重（respect for one another’s culture）的一種方式，就是互相欣賞藝術（mutual appreciation of art）”，[3]而且，《舊金山年鑒》（San Francisco Chronicle）提到，梅蘭芳“是一位大使，不亞于他的演員身份，他所做的遠遠超出外交來往，更能使美國群眾對他的民族産生同情性的了解（sympathetic university of his race）”。[4]同時，梅蘭芳從遙遠的北京而來，“帶來了一個與我們的戲劇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的戲劇”，它是一種“純粹的藝術（pure art）”，它“通過優雅和美麗給人以愉悅。這就是自然、樸素和天真（naivete），在此基礎上重組世界是多麼的自然和天真”，[5]是以，“在你看到和聽到這位偉大演員之前，你并不真正了解中國人民。如果我們認可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欣賞和尊重是一種國際了解的力量（a force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我們必須感謝中國給我們送來了像梅蘭芳這樣的自己的象征（symbol）”。[6]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在紐約的歡迎宴會上提到：“我不但為梅蘭芳的成功慶賀，我實是為東方文化慶賀，借梅君之力，得以把他的美點宣傳表現出來；又為美國人慶賀，借梅君之力他們得以瞻仰最高尚的東方藝術。那麼梅君溝通兩國文化、聯絡兩國感情，其力量真是大極了，佩服佩服！”加州Pomona College校長Charles K. Edmunds也表示，梅蘭芳訪美演出是“宣傳東方美術，聯絡中美感情，溝通世界文化，這樣偉大的功業，幾十年來還沒有過，是以本校才議決，把這個榮銜（名譽博士學位）贈與梅君”。[7]
刺虎劇照 美名雕塑家為梅蘭芳塑雕像（選自《梅蘭芳珍稀史料彙刊》谷曙光）
其二，梅蘭芳是一位“偉大的演員之王”（Great King of Actors），因為他“體态優美，比例完美。他所穿的服裝從頭到腳地覆寫，隻留下他的手和臉。他的手讓人賞心悅目；他的臉是一個完美的卵形，嘴唇相當豐滿，但在其他方面的造型卻毫無瑕疵”。而且，他的頭發和假發進行了極為複雜的編排，表情常有一種平淡、俏皮的品質，總是有一種異國情調，他是“男人扮演着女人的角色，仍然保留着我們幾個世紀前才抛棄的慣例，即禁止婦女上台表演，這是一個更受尊重的習俗（a custom which is to be more honored）”。[8]尤其是，一個男人不僅要形似女人，更要神似女人，這就是梅蘭芳天才般的魅力所在。[9]
MEI LAN-FANG，New York Times,1930-4-6
其三，梅蘭芳是“中國舞台上最重要的成員”（foremost member of China’s stage），因為他是“一個害羞的、不引人注意的、心地善良的年輕人（a shy, unobtrusive, good-natured young man）”。當被問及他對美國的印象時，他的回答是，他被美國的“年輕和快樂”（the youth and joyousness）所刺激。[10]而且，作為一個“首席主人公”（Chief protagonist），梅蘭芳“是一個可了解的和引人注目的人物（an intelligible and arresting figure）”，盡管“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中國的戲劇可能是遙遠而無意義的（remote and meaningless）”。[11]
第二，梅蘭芳演出轟動存在四大文化原因。一是一種東方主義情節。美國觀衆能從梅蘭芳平劇表演中感受“娛樂”（entertainment） 和“獨特的滿意”（peculiarly satisfying）；而具有滿意感的原因則是人類所共同擁有的處于“心理深處”（lies deep in the psychology of esthtics）的共鳴，因為在欣賞梅蘭芳表演的短短幾個小時裡，西方人往往“處在一個情感和智力共同放松的世界裡（a world of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ral relief）”，中西世界對戲劇的共同要求就是“要讓人感受、思考和行動”（make men feel and think and act）。是以，“關于西方戲劇和東方戲劇哪一種更好的問題，都是空談（idle）”，因為“每種戲劇都是其文化的縮影（epitome）和總結（summary），而戲劇正是這種文化的産物”。[12]是以，美國觀衆能夠記住他，“不是因為他是古闆的和外國的（quaint and foreign），而是因為他的藝術中有一些普遍的東西（universal in his art），它超越了語言、習俗和歲月的障礙”。[13]對此。張彭春也認為，演出如此成功，不能僅僅歸結于美國觀衆的好奇心，“必定是中國平劇藝術中的某些東西和梅先生獨特的造詣使美國觀衆的藝術享受得到了滿足”。[14]
梅蘭芳訪美演出的手繪宣傳圖，出自《中美戲劇交流的文化解讀》吳戈，雲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
二是梅蘭芳能給西方人産生獨有的魅力，因為梅蘭芳給人主要的印象是優雅和美麗（grace and beauty）、莊重和溫柔（stateliness and sobriety），具有純粹的想象力（unalloyed imagination），以及置身于活生生的古代（living antiquity）的感覺，盡管梅蘭芳的戲劇并不反映當代中國的情況，但不難相信，它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某些靈魂（the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如果你能在這些條件下去接受它，你就會充滿好奇和困惑（full of wonder as you are of bewilderment）。[15]其中一位美國劇評家認為，梅蘭芳的演出幫助美國對種族關系和待人态度産生影響，梅蘭芳得到美國人的贊許不是因為他“真的像個美國人”（realy like an American），而是因為他是“真正的中國人”（is truly Chinese），梅蘭芳“引導我們許多人尊重中國人和他們的文明，這是任何說教和布道都做不到的，他在自己身上具體化了中國人性格中最美麗和最重要的東西”。[16]
三是名人加持，促使觀衆判斷梅蘭芳絕非等閑之輩。《紐約時報》2月4日報道，為了歡迎梅蘭芳，以美國前第一夫人威爾遜總統的夫人為首，專門成立了一個接待委員會，其中的成員包括中國駐美國大使夫人、美國駐中國前大使（Charles R. Crane）、華美協進社社長孟祿（Paul Monroe）、哥大杜威教授等。[17]而且，美方主辦這次演出的機關不是專為盈利的商業企業，而是出于文化關系和友好考慮（in the interests of cultural relations and good-will）的華美協進社。[18]
分别刊登在《紐約時報》和中國報刊上的同一照片：電影皇後曼麗璧克福與梅蘭芳行見面禮
四是美國媒體的專業包裝。美國媒體的預熱性報道十分有效，早在1930年1月27日，《紐約時報》就發出第一篇報道，提前21天，預報2月17日梅蘭芳将來紐約演出，明确提到共有27位平劇演員和舞蹈演員來到美國，主辦方是華美協進社，并強調所有演員都是男性。[19]在中國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也提到，随行還有一位主翻譯（chief interpreter） Frances Pan博士，他畢業于美國常春藤大學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和中國清華大學。[20]另外一個媒體的标題則是：“受五萬萬人歡迎的一位大藝術家梅蘭芳到紐約了！”[21]為了使梅蘭芳的藝術能夠為西方觀衆所了解，劇團專門設立了“一位司儀楊素小姐（a mistress of ceremonies, Miss Soo Yong），她在每一出戲之前出現在幕前，解釋劇目主題，并引導人們注意有關表演的注意事項”。[22]
第三，是對梅蘭芳平劇藝術的評論。美國媒體首先引用胡适對平劇的負面評價：“中國戲劇在曆史上是一種停頓的增長（an arrested growth），它還沒有從與音樂、歌唱、舞蹈和雜技遊戲的曆史聯系中解脫出來，它也沒有成功地成為一個自然說話和自發表演的戲劇（a drama of natural speaking and spontaneous acting），這一切都不能也不需要被否認”。[23]但是，中國的戲劇是二維、優雅和有距離感的（two-dimensional, polished, remote），它是通過一些精緻的設計，來進行“暗示（hints）而不是表達（expresses）”。作為對比，“西方的戲劇是豐滿的（full-bodied），經常是粗放（coarse grained）和說教的（didactic）”。是以，通過比較梅蘭芳的平劇，能夠幫助西方人認識到“西方戲劇不是一種鎮靜劑，而是一種刺激劑”（not a sedative but an irritant）。[24]
《梅蘭芳全集》第7卷 傅謹 李斐叔遊美日記
而且，梅蘭芳在離開美國後，一直不曾被美國媒體遺忘。1930年7月19日的《紐約時報》從上海發來報道：“梅蘭芳回到中國，向美國表示感謝！”提到梅蘭芳在7月18日到達上海的第二天（7月19日）專門緻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Edwin S. Cunningham，請他向美國人民轉達正式的感謝。《紐約時報》還稱梅蘭芳被普遍稱贊為從中國到美國的善意大使（a good-will ambassador）。[25]1931年12月30日的《紐約時報》竟然還報道：“梅蘭芳要回來了！”強調梅蘭芳從1930年2月17日起，一共在紐約演出了41場，這次前來，将表演全新的劇目，還将帶來好萊塢的電影團隊。[26]更重要的是，美國學者在1935年看到了梅蘭芳訪美演出之後，推動了世界性的戲劇交流與創新，包括中日、中美、中蘇和中歐之間的深入交流，在中國的劇院内，興起了一股國際文化交叉的潮流（Cross-currents in the Chinese theater）。[27]
（二）美國公衆的積極反應
除了媒體正面報道外，美國群眾的反應也十分驚人。首先表現在票房，平劇外交是否成功的一大标志就是票房，因為一個好的演出不僅需要叫好，更需要叫座，票房就是硬道理。據《論壇報》（Herald Tribune）報道，“頭幾天在紐約開演，上了滿座，還在人意料以内，想不到演了四個星期，依然是天天滿座，由此可知美國人對中國劇歡迎的程度了”。[28]而且，紐約49号街劇場位于百老彙劇場林立的中心，不是隻有幾十個座位的中國茶室，而是擁有七百個座位的大型劇場。[29]後來，由于觀衆反響實在踴躍，隻能将演出移到擁有2000個座位的國家劇院，又上演了21場。[30]
名伶梅蘭芳氏與美國編劇家兼導演家貝拉奇（Belareo）博士合攝之影 梅氏所持之杯乃拿破侖與約瑟芬合時所用十餘年前貝氏重價得之者（申報 1930-5-25）
同時，平劇在海外演出的共同遭遇就是頭場反應平平，因為很少有人聽得懂，也很少有人能夠咬牙堅持到最後，但是梅蘭芳的演出卻是例外。據報道，在紐約演戲的第一晚，觀衆爆滿。第一出《汾河灣》演出結束後，觀衆要求謝幕（叫簾）五次（curtain call）；第二出《青石山》，由朱桂芳與劉連榮合演，謝幕三次；第三出由梅蘭芳舞劍一段，謝幕五次；最後一出《刺虎》，謝幕竟然高達十五次。觀衆共送花籃五十多個、鮮花二十多捆。總計在紐約共演出了五個星期，許多人觀看次數高達五六次，甚至十幾次。在紐約演出的最後一晚，許多觀衆提議要求與梅蘭芳握手道别，梅蘭芳立即答應，長達幾十分鐘。
另外，在當時的美國，觀衆習慣每逢周三和周六演日場，主要觀衆是女性，一般難以滿座，可是這次梅蘭芳的日場戲，也幾乎滿座，盛況空前。梅蘭芳在美國一共演了七十二天戲，大緻有五十幾天滿座，其餘至少也有七八成，票價也由五美元漲到了十二進制，由此可見觀客的擁擠了。[31]
大緻而言，梅蘭芳在紐約演出吸引了六類不同的觀衆，包括華人、美國友人、百老彙演員、戲劇評論家、時髦人士（the smart）以及百老彙平時的常客。前五類觀衆的捧場屬于意料之中，但能吸引挑剔、高端、專業的百老彙常客來欣賞梅蘭芳的平劇，實屬不易，“這也許表明百老彙在美學上的包容與成熟（May this mean that aesthetically Broadway also has come of age）？”[32]
（三）梅蘭芳訪美大獲成功的啟示
總之，梅蘭芳1930年的訪美演出，從美國媒體和觀衆反應的程度而言，是空前成功的，給今天的國民外交和文化外交提供了一些啟示。
第一，民間性。盡管當時的中國政府忙于各種内戰，無暇顧及中美外交，且放慢了梅蘭芳成行的速度和效率，但這正是梅蘭芳訪美成功的一大原因。一旦訪美不再是政府行為，反而推動了民間各界的積極參與，包括學界、商界、報界、甚至黑道等，尤其是當時的中國，利益多元、政黨對立、軍閥混戰，任何文化活動的官方主導，隻能是事與願違、事倍功半。梅蘭芳長期自費公關與接待來自美國各界人士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促進了梅蘭芳在美國的知名度。梅蘭芳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矶、舊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專業演出，沒有中美官方代表在舞台上發表官式講話，這有助于民間外交效用的最大化。加上，當時的中美外交，沒有冷戰思維的幹擾，也是梅蘭芳得到美國上下、左右、老少、男女支援的正面因素。
第二，非商業性。盡管沒有商業贊助，對籌款的規模和速度造成阻礙，但反而凸顯了平劇外交的正當性與非功利性。這裡似乎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如果不是商業演出，隻能吃政府的“皇糧”，是以難免具有官方背景，削弱其影響；另一方面，如果是商業演出，就會染上“銅臭”，在演出傳播中難免出現“植入性廣告”，這就有可能稀釋文化交流的色彩和功能。而梅蘭芳訪美演出的特點既不是商演，也不是官辦，盡管提升了籌款群組織成本，但高成本，有時就能得到高回報，它促使演出的文化交流效用成倍提高，既提升了梅蘭芳劇團的專業形象，也有助于中美兩國群眾的感情有效交流。
第三，親和性。“故事員”的親和素質很重要，這也是一種東方文化的軟實力。盡管“主講人”梅蘭芳的功力、知名度、人格魅力和公關能力，以及助講人齊如山和張彭春的專業輔助、外語能力、形式改良和後勤保障等，都是文化外交成功的要素，但這類努力決不能是單向、單一、單調的灌輸、說教或宣傳。正如一位紐約當事人所說，通過與梅蘭芳面對面的交流，盡管是通過翻譯，但“梅先生既不無聊也不傲慢。他笑得很得意。梅先生赢得了美國公衆的喜愛”（won the affections of the American public）。[33]類似人為的努力，都有可能突破天時與地利的不足，在艱難的客觀環境下，打破客觀因素決定論的“宿命”，創造主觀戰勝客觀的奇迹。
第四，專業性。梅蘭芳訪美始終堅持專業至上。在訪美前，他極力聽取熟悉美國社會的專業人士之回報；參與劇目改良的團隊都是一流的戲劇界大家；紐約劇場的選用也是依賴專業的百老彙經紀人；輿論推廣梅劇的主力是頂尖的美國報界；參與平劇評論的也是紐約一流的戲劇專家。去除了政治和商業的“雜念”，才能最大限度地彰顯由專業化所釋放的文化和教育功能。是以，專業性不僅淡化了政治性和商業性，更是梅蘭芳訪美成功的重要保證。
第五，互動性。平劇外交離不開當地群眾的支援與互動。一般自命為“高大上”的通路，往往忽略對當地百姓的耕耘與關注。殊不知，平劇外交的成功離不開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平民百姓。梅蘭芳通過在輪船、火車、旅館、餐廳、旅遊等與美國平民的互動，産生了極大的親善、謙卑、友好的輻射力和影響力，潛移默化。尤其是，他與當地華人華僑的互動，既是梅蘭芳平劇外交的一大主題，也是旅美演出順利、成功的保證。[34]
梅蘭芳（左六）在無量大人胡同寓所接待英國駐華公使藍博森（左七）等人（出自《梅蘭芳珍藏老像冊》梅蘭芳紀念館，2003年）
民族的，往往是世界的。古老的中國國劇、天才的平劇大師梅蘭芳屬于世界的本質原因，在于人類的共同心性、共享價值和共情能力。正如文章開頭所定義的文化外交的本質，就是它具有自然而又天然的交流性、互動性、多元性。盡管梅蘭芳訪美演出無需重複、梅蘭芳的天才更難以複制，但中美文化外交和平劇交流不應也不會停滞，曆史的路徑既值得今天借鑒，更有助于明天的超越。
注釋：
[1] Zhaohui Hong and Yi Sun, “The Butterfly Effect and the Making of ‘Ping-Pong Diplomacy,’” Journal of Comtemporary China, 9 （25） （2000）: 441; James Reston, “The Press, the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44 （1966）: 553-573.
[2] “Mei Lan-fang Paises American Cordial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30.
[3] “Mei Lan-Fang Urges Wide Art Sympath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30.
[4]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7.
[5] J. Brooks Atkinson, “Mei Lan-fang, Ambassador in Art,”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23, 1930.
[6]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833.
[7]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2、44頁。
[8] Herbert L. Matthews, “China’s Stage Idol Comes to Broadway,”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16, 1930.
[9] George Kin Leung, “The Chinese Actress: Social and Dramatic Factors in Her Slow Rise to Fame,” Pacific Affairs, 4 （5） （May 1931）: 396-397.
[10]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11] “Mei Lan-Fang Gives a New Program,”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30.
[12] “As Far as the East,”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30
[13]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829.
[14] 張彭春：“《梅蘭芳先生在美國：評論與回顧》前言”（1935年1月），載梁燕主編：《梅蘭芳與平劇在海外》（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第403頁。
[15] J. Brooks Atkinson,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17, 1930.
[16]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831.
[17] “Sponsors of Mei Lan-Fa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30.
[18] J. Brooks Atkinson,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
[19] “Chinese Compmay to Open here Feb. 17,” New York Times, Janurary 27, 1930.
[20] Leslie McKillop, “Mei Lan-Feng in Americ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8, 1930, p. 456.
[21]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四，第3頁。
[22] Atkinson,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
[23] Atkinson, “Mei Lan-fang, Ambassador in Art,”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23, 1930.
[24] “As Far as the East.”
[25] “Mei Lan-fang Back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30.
[26] “Mei Lan-fang to Retur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931.
[27] George Kin Leung, “Cross-Currents in the Chinese Theater,”433-438.
[28]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四，第4-5頁。
[29] 梅紹武：“梅蘭芳訪美演出盛況拾遺”，《百年潮》，2003年第3期，第63頁。
[30] 許姬傳：“人少照樣能演好戲---憶梅蘭芳訪美演出二三事”，第57頁。
[31]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四，第31-32、34-35、36頁。
[32]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828.
[33] Barbara Scott, “We Bow to Meil Lan-fang—The American Triumph of China’s Matinee Idol,”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229 （5） （1930）: 573.
[34]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三，第1-5、45-52頁；卷四，第36-48頁。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