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除了冬奧會的熱點，上饒人在朋友圈經常能刷到一條引以為傲的消息——上饒人孫慶偉當上了北京大學副校長。
孫慶偉是上饒人，1970年出生，1988年9月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學習，先後獲曆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1996年7月留校任教至今，曆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其間2006年8月——2010年8月借調至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
先後擔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院長，北京大學黨委辦公室校長辦公室主任、校長助理、秘書長（兼）等職。2022年1月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
結緣考古：是偶然也是必然
意義不止于北大副校長
孫慶偉與考古的結緣是一場美麗的意外。當年報考北大時，潛意識裡喜歡曆史的他，當獲知要從其他專業調劑到考古專業時，内心的欣喜竟然多過了失落。
“聯考時還沒有要根據興趣選擇專業的意識，我就‘随大流’報了一些熱門專業，但是我對曆史非常有興趣，是以當調劑到考古專業時，并不感到失落。”
通過大學的系統學習，再加上考古系老師們的循循善誘，孫慶偉對考古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考古之路。
當被問到是如何堅持做研究的，孫慶偉笑着說道：“我非常享受做研究的過程，并不感到精神層面上的倦怠，是以也就不存在堅持不堅持的問題。”
孫慶偉認為，他的研究基本上是被科研問題帶着走的。“對我來說，做研究與其說是‘堅持’，不如說是‘順其自然’，有太多的問題等着去研究。我心裡總有一種沖動，想着趕快把這個問題研究完接着做下一個問題。”
當然，孫慶偉也曾經遭遇過學術迷茫。2003年博士畢業後，他計劃嘗試新的研究課題，這就意味着要放棄以往的研究積累重新開始，難度自然很大。随後幾年，他又因為工作原因暫别校園去了國外，科研工作幾乎停滞。
孫慶偉說，凡事都是有利有弊，這段暫時的放緩反而讓他有了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認真思考自己未來的學術發展方向。發表的文章雖然少了，但思路更清晰了。
作為考古文博學院的教師，帶領大學生開展田野考古實習是一項極其繁重的教學工作。因為一次實習要持續整個秋季學期，為了不影響教學實習的開展，孫慶偉的暑假總是異常忙碌。
“其實有時候我倒希望沒有暑假，因為暑假裡集中寫作實在是太累了，連續高強度的腦力勞動，真的是非常辛苦。但這樣讀書寫作也讓我感到快樂，我為每天研究都有新的進展而感到内心充實。”
掌舵者：北大考古學學科的未來發展
2018年暑假前，孫慶偉擔任了考古文博學院的院長，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1987年，古文博學院第一次從事陶瓷考古工作
除了學院的教學科研管理，中學生考古暑期課堂是每年孫慶偉花費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花在暑期課堂的時間比陪伴自己孩子的時間要多得多”。
北京大學2018考古暑期課堂
談及如此重視考古暑期課堂的原因，孫慶偉說：“因為社會上對考古學學科還缺乏足夠的了解，是以我希望能夠通過和中學生近距離的交流，引導一部分有興趣的同學選擇考古學，學科發展歸根結底還是得依靠優秀的人才。”
考古文博學院師生實地學習
考古暑期課堂至今已經舉辦了11年。11年來，許多暑期課堂學員通過和考古活動零距離接觸而對考古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并最終選擇了北大考古文博學院。
然而，在孫慶偉看來，要想讓公衆真正地了解考古學，僅僅依靠考古暑期課堂這一層面還是不夠的，想要根本解決問題必須從學科貢獻上下功夫。
他說：“目前考古學界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學者還不多，能夠提升學科形象的學科‘偶像’也很少。”他希望考古同行能夠從重大學術問題入手，做出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成果，不斷提高學科的吸引力。“考古學是大學問，但目前考古學還是一個國小科。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去改變這種現狀。”
為了幫助大學新生初識考古學，孫慶偉在學院開設了新生導學課“感悟考古”，邀請學院不同領域的權威學者介紹學科特點，分享治學經驗，并組織同學們到考古工地體驗田野工作，幫助新生在短時間内對學科有基本而準确的了解。
孫慶偉認為，如果大學新生不能很快對學科産生“了解之同情”，就很容易選擇離開。“我并不是反對學生轉系轉專業，但我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導學課程為同學們的選擇提供一個必要的參考，幫助同學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作出理智的決定，不要因為盲目排斥而跟風轉專業。”
令孫慶偉感到開心的是，這門導學課程不僅有效地幫助了很多新同學，而且還被評為國家級精品線上開放課程。“工作不是為了得獎，但隻要你是真正從教書育人出發，真正用心去做，獎勵其實也是水到渠成的。”孫慶偉由衷地說道。
探索者：新時代考古學的“中國學派”
在孫慶偉看來，學術研究總有時代局限，是以具有前瞻性就顯得極其重要。
北大考古成果展
孫慶偉說目前考古界存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有不少同行關注材料甚于關注問題，關注學科發展方向的就更少。是以，他在不同場合反複呼籲要重視學科使命和學科方向。
經過認真思考，孫慶偉在《學習時報》上發表了《考古學的“中國學派”》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新時代的考古學者，不僅不能忘“修國史，寫續篇”的初心，更要勇于開拓，注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注重系統闡釋中華古老文明的時代新義與當代價值，努力開創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新氣象與新格局。
孫慶偉說，他希望能激發考古同行一起探讨中國考古學的未來發展方向，努力做到考古界老前輩蘇秉琦先生所說的“把考古學建設成人民的事業”。
孫慶偉認為，回顧學科曆史就會發現，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經曆過兩次大轉折，一次是五四運動，直接催生了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另一次就是改革開放，形成了考古學的“中國學派”，考古學成為了“振興中華”大業的有機組成部分。
考古學的時代價值促使我們要認真思考，新時代的中國考古學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大業中應該發揮何種作用，隻有想清楚這一點，我們的學科發展才不會迷失方向。
孫慶偉強調道：“我們的考古學研究絕不是挖寶式的簡單發掘，經過近100年的發展，其研究目的早已不能停留在物質文化層面，甚至也不僅僅是對中國古史的重建，而是要诠釋好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中的獨特價值。”
究竟應該怎樣開創考古學“中國學派”的新氣象與新格局？為了達到這一目标，目前中國考古學還有哪些需要努力的地方？“這是一個宏大的時代命題，需要所有考古學界的同行們一起探索。”孫慶偉謙虛地說道。
- ——北京大學新聞網（編輯：徐宇）
孫慶偉發掘的國之重寶【晉侯鳥尊】
除了教學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孫慶偉在中國青銅時代考古的學術、實踐工作上成績斐然。曾先後參加了山西曲沃晉侯墓地、陝西寶雞周原遺址和周公廟遺址的發掘。
同時出版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2008）、《追迹三代》（2015）和《最雅的中國——春秋時代的社會與文化》（2015）等著作。
抛開上面深奧的學術層面的論述，在所有中國人都熱衷讨論的一個考古學問題上，孫慶偉的學術觀點影響深遠。那就是夏朝究竟存在嗎？
二裡頭遺址發掘現場
下面是孫慶偉為自己的著作《鼏宅禹迹》所作的前言：
在三代考古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學中，夏文化問題始終占據着特殊的地位，不但考古學者孜孜以求，社會各界也在翹首以盼，希望考古學界能夠給出一個明确的說法。
二裡頭遺址出土的酒器
雖然學界同仁對于夏文化的認識衆說紛纭，但就我本人來說，最為服膺的還是鄒衡先生所強調的，“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
二裡頭遺址
我始終覺得，在夏文化這個問題上，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材料問題，而是如何了解材料和運用材料去講好夏文化這個故事的問題。從這層意義上講，夏文化探索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研究者對待古史的基本态度問題。
二裡頭遺址複原圖
我對于古史的基本态度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堅信以《史記》為代表的古史架構基本是可信的。鄒衡先生所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其實也就是在“信古”的基礎上如何去“釋古”的問題。人人争說夏文化是不嚴肅的！
孫慶偉教授
寫在最後：孫慶偉當上北大副校長所承載的意義絕對是宏大的，一篇東拼西湊的文章根本難以論述十之一二。借用孫校長說的話，“人人争說夏文華是不嚴肅的”。
延伸資訊：從1994年到2019年，孫慶偉陸續發表了《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晉侯墓地出土玉器研究劄記》、《釋珏:論商周時期玉器的計量機關》、《西周玉圭及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 左傳>所見用玉事例研究》、《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114出土叔矢方鼎及相關問題研究筆談》、《周代祭祀及其用玉三題》、《三代考古與古史重建》、《周代金文所見用玉事例研究》、《2003年秋周原遺址(ⅣB2區與ⅣB3區)的發掘》等五十多篇重量級論文。來源 我在上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