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小夥伴們是不是都有這樣的經曆，被家族群的資訊轟炸，點開一看發現是爸媽又在轉發各種“奇葩養生小知識”。
有時候，為了辟謠，輕則展開一場“辯論賽”，重則直接被爸媽踢出群聊↓
唉，明明是僞科學，為什麼說服他們卻這麼難？！！
今天就來帶大家了解一下科學傳播中的“逆火”效應，看完你可能就會了解，為什麼我們實際上并不知道我們自認為知道的東西。
如果我們所了解的科學傳播的科學更多的是情境性的而非普遍性的會怎樣？或者更直白地說，如果科學傳播實驗的成果在開展實驗之外的情境中不能廣泛适用會怎樣?
一個偉大的科學實驗意味着你嘗試一些東西，然後公布你的發現和方法，然後等待着别人去重複它，證明你的發現是有效的。
早在1989年，科學界對冷核聚變(一種在室溫下發生的核反應)的前景激動不已，這幾乎意味着無限廉價的能源！但當數百名想參與實驗的科學家發現沒有人能夠複制馬丁·弗萊希曼（Martin Fleischmann）和斯坦利·龐斯（Stanley Pons）的實驗時，兩位科學家從科學媒體的超級明星變成了科學媒體的“尴尬”。
如果絕大多數科學傳播理論都難以複制，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我們研究過的所有科學傳播理論的黃金标準呢？先來看看這個研究項目。
這項研究是由超過270名心理學研究人員合作完成的，他們聚集在一起試圖複制100項關鍵心理學研究的結果。這些研究于2008年發表在三份進階心理學期刊上（《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人格與社會心理學》（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和《實驗心理學雜志：學習、記憶和認知》（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研究人員将不同的實驗與不同的團隊進行比對，試圖得到他們所能得到的最佳比對。他們盡可能以接近原始實驗的方式進行了測試。他們遵循最初發表這些研究結果的科學家所采取的步驟，招募受試者，進行測試，并對統計資料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了什麼？他們發現隻能複制其中的40%，實際上是100項中的39項。
圖源 pexls
這一工作的含義是非常深刻的，因為它對很少能被複制的包括科學傳播研究在内的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具有潛在的影響。
但這就是社會科學的本質。研究很少被重複，不僅因為重複其他研究不會得到真正的獎勵，而且實際上你可能會是以而受到難以名狀的懲罰——往往是不能得到發表，因為你的研究被認為“不是新的”。
這就意味着，很多我們奉為黃金标準的研究實際上可能隻适用于當時和當地的情況和背景，而不是普遍适用的。
你能聽到集體的聲音嗎？
正如人們所知的那樣，對可重複性項目進行的更深入的研究考察了其他研究重點，并且發現了更多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一項名為“刻闆印象易感性：定量表現中的身份顯著性及其轉變”的研究。研究發現：
……與未激活身份的對照組相比，當亞裔婦女的種族身份被激活時，她們在數學測試中的表現會更好，但在激活性别身份時表現較差……當特定的社會身份在隐性水準上顯著時，效果已在刻闆印象所預測的方向上發生了變化。
簡言之，如果從亞洲人這個角度來看待亞洲女性（與擅長數學這種刻闆印象聯系在一起），那麼她們在數學測試中的表現要比那些以女性的角度來看待亞洲女性（對女性的刻闆印象是數學能力低下）更好。
這看上去顯然是值得一試的——尤其是因為在教科書中它經常會被引用。是以該項研究招募了兩個不同的團隊，一個在佐治亞州，一個在加利福尼亞州。他們重複了這個測試，但是發現的結果卻不一樣。
來自佐治亞州的團隊發現了類似的結果，但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團隊發現他們無法複制這些結果。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研究結果呢？它是強化了所謂的複制危機還是表明這隻是間歇性的？
這當然催生了心理學領域的許多防禦性研究，努力論證如果研究結果不能被複制，為什麼它不是一場危機。
其他人則更深入地研究了情境和背景的問題，以及它們對研究會産生什麼影響。例如，傑伊·範·巴維爾（Jay Van Bavel）和他的同僚對可重複性項目的發現進行了研究，他們說許多研究都失敗了，因為很難在另一個時間和地點重建與原始研究完全相同的條件。
世界上最奇怪的人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研究。這一研究中的關鍵人物是喬·亨裡奇（Joe Henrich），他于20世紀90年代一直在南美開展研究。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的人類學家，他沒有像大多數人類學家那樣做典型的觀察工作，而是決定做一個行為實驗。他采用了名為“囚徒困境”的遊戲來考察他所研究的秘魯馬基瓜加人（Machiguenga）對此會如何反應。
遊戲中，有兩個玩家保持匿名。玩家一會得到一筆錢，假設是200美元。他被告知必須拿出一部分錢給玩家二。玩家二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錢。但遊戲的關鍵是，如果玩家二拒絕接受這筆錢，他們就都得不到錢。
在北美實驗這個遊戲時，玩家一通常會提出五五分成。然而，如果玩家二的分紅小于五成，則即使他們倆都拿不到錢，他（她）通常還是選擇拒絕接受這筆錢來懲罰玩家一。
但在馬基瓜加人中，玩家一提供的金額要低得多，而玩家二幾乎從不拒絕，無論金額有多小。難道馬基瓜加人不知道他們違背了一些基本經濟學和心理學理論的原則嗎?
在非洲和東南亞進行的進一步研究發現，結果仍然不同。例如，在高度重視贈送禮物以擷取好感的社會中，玩家一可能會給玩家二60%甚至更多的錢。玩家二仍會拒絕。在北美地區，這通常是難以觀測到的現象。
2008年對六大頂級心理學期刊的一項調查發現，2003—2007年，接受心理研究測試的受試者中約有96%是西方人，其中大約70%來自美國。換個角度來看，這些研究中96%的研究對象來自隻占世界人口12%的國家。
通過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的兩位研究者史蒂芬·J.海涅（Steven J Heine）和阿拉·洛倫薩揚（Ara Norenzayan）合作，該團隊開始在不同的文化中進行更廣泛的研究，他們發現，在與全球衆多人口相比時，有一群人特别不尋常。這群人的認知、行為和動機幾乎總是在人類鐘形曲線的一端。他們甚至将研究論文定名為《世界上最怪異的人》。
你可能已經猜到了，“最奇怪的人”是北美人（WEIRD也是白人、受過教育的人、工業化的人、富人和民主的人的英文首字母縮寫）。他們卻是全球社會科學實驗的主要核心。
誠然，許多國家與北美人的差異并不像他們承認的那樣大，但對于在亞洲、非洲、中東、南美和太平洋等地區工作的科學傳播者來說，這項研究的影響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但是測試既昂貴又耗時，而下載下傳研究論文既便宜又相對快捷。那麼對于個人來講該怎麼做呢？
可樂和曼妥思的效應
單獨來看，這兩個研究項目的結果是相當驚人的，但當你把它們混合在一起時，它們就像所有的科學傳播者都曾在某一時刻嘗試過的把曼妥思放進可樂瓶中所産生的效應一樣。
在可樂中加入曼妥思 圖源：見水印
科學傳播者真的必須開始扪心自問，有多少科學傳播的黃金标準不僅可以适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而且還可以适用不同的文化。
這是人們的反應：當他們看到事實表明他們在某方面錯了的時候，他們會更加堅定地堅持自己的真理。
逆火效應原則的主要啟示是，糾正“假新聞”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實際上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有關逆火效應原理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由布倫丹·尼漢（Brendan Nyhan）和賈森·萊夫勒（Jason Reifler）完成的，他們在2010年發表了一篇高被引論文，題為《當修正失敗：政治誤解的持續存在》（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它已經成為一個相當完善的原則，并對我們如何将科學事實傳達給那些擁有自己真理觀的人産生了重大影響。
對于許多科學傳播者來說，這甚至有點像一句口頭禅：如果人們在氣候變化、嬰兒疫苗或基因技術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你是無法改變他們的想法的。畢竟，我們知道這些人有支援他們自己的世界觀的可供替代的信仰和可供替代的事實，他們會堅信這些信仰，并在面對任何反證時會去捍衛它們。
正如丹尼爾·恩伯（Daniel Engber）線上刊物《石闆》（Slate）所寫的，“……美國似乎已經擺脫了理性的船錨，正迅速滑向一個‘後事實時代’。”他還援引了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話，桑斯坦是最早哀歎網際網路正在讓我們變得更蠢的人之一。早在2007年，他就認為網際網路顯然是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因為網絡社群充當了那些有共同信仰人的回音室。
但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它符合我們想要相信的東西，是以我們就接受這項研究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研究嗎？它是否真的證明了我們自己對那些與我們不一樣的以及不相信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其他人”的看法？
如果你告訴人們一件事，他們很可能會相信相反的事，真的有如此簡單嗎？
事實上，在選擇我們想相信的東西時，我們是否像那些我們批評的相信我們所不相信的東西的人時一樣有過錯？湯姆·伍德（Tom Wood）和伊森·波特（Ethan Porter）這兩位研究人員重複了尼漢和萊夫勒的研究，并且發現逆火效應可能并不是那麼普遍。
丹尼爾·恩伯提出了一個難題：
如果這一領域的研究像社會科學領域的許多其他領域一樣，傾向于産生假陽性結果會如何呢？
你是否想否認這種可能性？你是否要說這和你自己的經曆不相符？還是你想要别人在你接受之前證明它？
伍德和波特招募了一萬多名受試者，讓他們接觸美國兩大政黨的政治人物在36個不同話題上的誤導性主張的更正資訊。事實上，他們甚至使用了與2010年尼漢和萊夫勒研究相同的素材和參與者。他們發現，僅在一個議題上出現了逆火效應，即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誤解。即便如此，當用更簡單的措詞對更正進行修改時，也沒有發現逆火效應。
他們所發現的是，在所有的陳述中，給人們提供更正資訊實際上使他們的信念遠離了錯誤資訊。他們還發現，一個人的政治意識形态和他們看待不同政客言論的方式之間存在着一種效應，就像最初的研究一樣，但他們發現這種效應并不大。例如，在美國自由派中有85%的校正水準，在溫和派中有96%，在保守派中有83%。他們的結論很簡單：這種逆火效應沒有現有研究表明的那麼普遍。
他們并不是唯一的更加關注我們有可能對研究人們心理偏見存在心理偏見的研究者。
2014年，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安迪·格斯（Andy Guess）和亞曆克斯·科波克（Alex Coppock）對1979年一項關于死刑的經典研究進行了考察，結果發現，在一項讨論中增加事實會增加人們的分歧。他們就最初的研究問題對通過網際網路招募的683名受試者進行了測試，然後進一步測試了不同類型的證據如何影響了另外1170名受試者在最低工資問題上的觀點，以及另外2122名受試者在槍支管制問題上的觀點。
沒錯，你猜對了，在所有這些研究中，沒有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面對駁斥性的資訊時，他們的看法會變得更加強執。
相反，他們發現了科波克所說的“華麗的并行更新”。這意味着，在任何問題上持不同立場的雙方都會調整自己的信念，以更好地适應事實，而不是相反。逆火效應隻是一個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并且應該被視為一個“真理假說”，因為它讓人感覺是正确的，而不是說它真的就是正确的。
看到這裡你明白了嗎？家族群辟謠，任重而道遠，隻要堅持不懈，多給爸媽看看官方靠譜消息，一定會有效果。
文源：《科學傳播的科學》，略有删改
作者：[澳]克雷格·科米克（Craig Cormick）
譯者：王大鵬 王慜超 黃榮麗
部分圖源于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