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李曦輝，男，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81）。
弋生輝，男，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北京100081）。
黃基鑫，男，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講師，博士（北京100081）。
一、引言
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迅速。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共産黨經過艱辛探索，正式向世界貢獻了新型全球化的中國版本——“一帶一路”倡議。此時，中國共産黨上司的中國經濟全球化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開啟主動引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國家曆次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一帶一路”倡議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容納各國、平等參與、共同進步、互利共赢為主張，将有效克服傳統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和發展陷阱等弊端。截至2021年1月，中國已經與17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205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案。
值得研究的是，在國内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中，為什麼“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國内國際雙循環的關鍵環節？“一帶一路”倡議如何實作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進而形成國際合作和競争的新優勢？如何驗證“一帶一路”倡議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如何衡量“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如何證明“一帶一路”倡議為各國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機會？這些将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
二、“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論分析
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全球化秉持“中心—外圍”理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處于中心位置，而其他參與國處在不對等的邊緣位置。在全球化的程序中，西方國家經濟地位和經濟實力的提升是以犧牲别國利益為前提的。中國向世界貢獻的全球化方案——“一帶一路”倡議摒棄了“中心—外圍”理論，以容納各國、平等參與、共同進步、互利共赢為主張，目标在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1.規模和範圍效益：“一帶一路”倡議的内生邏輯
“一帶一路”倡議與曆次全球化一樣，其内生邏輯是以自由貿易為特征，追求規模效益更大的全球化分工。從經濟學分工的角度，自由貿易最早可以溯源到古典經濟學派，其核心在于不斷增長的勞動分工，重點是剩餘規模及其規模不斷增長。亞當·斯密最先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各國貿易的基礎是絕對優勢的不同。在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貝蒂爾·奧林進一步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提出要素禀賦理論。貝蒂爾·奧林指出“在每一地區，出口品中包含着該地區比在其他地區擁有的較便宜的相對大量的生産要素，而進口别的地區能較便宜地生産的商品”。國際貿易理論為各國參與國際貿易指明了方向，即各國都生産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産品。
貝蒂爾·奧林認為，區域貿易的後果是使商品價格均等化，生産要素的價格也有趨向均等化的趨勢。也就是說，随着貿易的進行，地區之間的優勢生産要素可能會不再具有比較優勢，這會給國際貿易帶來緻命的一擊。随着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大進大出的發展戰略也暴露出問題，原本廉價的勞動力要素在國際貿易中不再具備比較優勢。在這樣的情況下，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思路。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以世界工廠的角色融入到全球分工與經濟大循環中，其結果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改變了經濟全球化的整體面貌，強有力地推動以霸權均勢為條件的經濟全球化從2.0時代進入以全球化均勢發展為特征的3.0時代（金碚，2016）。“一帶一路”倡議為擴大市場規模，為交換和分工創造了更大的平台（李曦輝和阿列夫，2018）。“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正是因為日益發展的生産力需要規模範圍越來越大、商品與生産要素流通毫無障礙的市場，最理想的狀态就是全球統一的市場，這樣才能任由日益進步的生産力自由馳騁，才會支援各國經濟實作大發展，才會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市場經濟才算實作了其核心要義（李曦輝，2017b）。
2.地緣政治：“一帶一路”倡議的外在動因
現實版西方傳統大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是有缺陷的全球化，因為現實的地緣政治格局破壞了經濟全球化的理論邏輯基礎，這也是催生“一帶一路”倡議的外在動因。經濟全球化設想的是一個無障礙的自由競技場，規則透明，裁判公正，而現實的地緣政治狀态則如同荊棘叢生、險象環生的崇山峻嶺，道路阻礙，盜賊猖獗（金碚，2016）。地緣政治觀來源于民族的曆史、文化、傳統和發展模式，不同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民族國家擁有迥異的地緣政治觀，西方國家和中國正是基于此，分别形成了尚武的西方模式和經濟居先、文化一體的中國模式（李曦輝，2017a）。在尚武的西方地緣政治觀中，典型的觀點是陸權論和海權論，旨在通過占領、統治和控制陸地與海洋，進而打造統一大規模市場的帝國。從曆史的經驗可以看出，西方傳統大國推行的全球化無疑帶有明顯的暴力特征，是對殖民地征服以及欠發達民族被迫屈服的過程。是以，以列強均勢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1.0時代和以霸權均勢為條件的經濟全球化2.0時代，均有其顯著的缺陷和非正義性，經濟全球化并未達到其理想狀态（金碚，2016）。
在經濟居先、文化一體的中國地緣政治觀中，中國的民族國家模式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華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統民族，它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這一過程推崇融合，摒棄戰争（李曦輝，2017a）。“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來源于兩千多年前的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有着深厚的中華優秀曆史文化基礎，是中華民族的開放之路和繁榮之路，促進了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之間的交彙與融合，形成了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絲路文化（歐陽康，2018）。中華民族在公元前2世紀就開通西域，探索全球化之路，實作了當時生産力水準下所能實作的生産要素配置規模和範圍的最大化，把市場空間做到了極緻，這可能就是古代中國在傳統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一直領先的一個重要原因。中華民族在受益于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利益的同時，也給世界做出了卓越貢獻。其實在我們1600年科技領先的年代裡，我們曾向世界貢獻了無數創新成果。而如今，現實版經濟全球化表現出來的生産要素非全球自由流動的缺陷，不僅是因為經濟因素的原因，還包括各種非經濟因素障礙，使生産要素難以在世界範圍自由流動，特别是讓勞動力全球自由流動遇到了更大困難，其中民族宗教因素顯得尤為重要（李曦輝，2017a）。是以，受益于經濟居先、文化一體的中國地緣政治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有助于克服經濟全球化模式在現實中存在的弊端。
面對地緣政治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影響，金碚提出了域觀經濟學理論，他認為：“經濟理性的覺悟并不是在一個‘空盒子’般的空間中發生，而是在一個經曆了漫長曆史的社會環境中發生的。”“人性不可能離開社會的價值文化環境作為赤裸裸的‘理性人’（經濟人）而存在。是以，經濟現代化，盡管是經濟理性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文明化的過程。所謂文明化，則是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互相交融的複雜的社會過程和心理過程”（金碚，2019a）。在域觀現象緣起的研究中，金碚認為，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質，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質，決定或影響着人的價值觀念和經濟行為，而且，制度形态及其特性又受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可以說“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在兩個次元上影響着人的經濟行為（金碚，2019b）。美國政治學家塞缪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論述也佐證了上述觀點，他認為：“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确定自己的利益。它們通常與具有同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沖突”（塞缪爾·亨廷頓，1999）。這種越來越民族化、文明歸屬化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形成，是與美國越來越衰弱、世界越來越多元化的趨勢分不開的。在這一程序中，随着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正是中國版全球化的展現，通過将中國發展的獨特範式推廣給其他國家，為人類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3.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特征
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是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聯合國總部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出的，主張“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這正反映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提出的原因，長期以來，在西方傳統大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架構下，基于“利潤最大化”“效率優先”和“中心—外圍”的發展理念，難以推動全球普惠平衡的發展，無法彌補國家間、地區間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裴長洪和劉斌，2020）。這是因為，“源于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啟了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的序幕，爆發于18世紀和19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奠定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結構……現今的全球秩序仍展現出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擴充，以西方國家占據政治、經濟領域的傳統優勢為主要特征，表現為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國際分工中位于較高層次，他們在重要的全球性治理機制中掌握主要話語權”（楊娜和王慧婷，2020）。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基于“中心—外圍”世界觀，認為西方國家是中心，其他國家處在不對等的邊緣位置。“中心—外圍”的發展模式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中心與外圍的差距将會越來越大。而全球化中國版本不是“中心——外圍”的體系，秉持的是互利共赢原則，各國之間互為中心，又互為外圍，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現有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其内部包含着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它是效率與公平的折中，是計劃與市場的妥協，它甚至容忍少數國家政府對市場經濟規則發出小範圍有限度的挑戰，比如政府采取關稅措施保護本國的幼稚産業。正因為這些折衷與妥協的存在，人類才得以實作了多達半個世紀的安甯與平靜。随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如今大企業已具備了将生産經營推向國外的能力，這将會擺脫政府強制，進而輕易地提高效率。在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時候，跨國政府卻無從建立，即便有歐盟作為榜樣，我們也不能預期在短期内能夠建立跨國政府。在經濟政治比對打破原有格局的時候，人類的政治、社會、文化仍以國家為單元，在公民的強大壓力下，各國政府都會紛紛尋找新的穩定辦法，這其中既有有利于所有國家的，也有損害其他國家的（李曦輝，2003）。理論與實踐都證明，用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國際貿易實踐存在瑕疵，隻能用中國的經濟理論指導我們自己的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能夠适應當今世界高度發達的交往聯系狀态，實作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批判與革新，有助于建構“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新秩序（劉偉和王文，2019）。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根本性和基礎性的思想前提和價值導向。“一帶一路”倡議将中國的發展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以相容并包的文化價值觀與最廣大地區和國家交融，堅持符合整個人類福祉的可持續發展價值觀，将價值理性深入到共同發展的脈絡之中，最終必将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李曦輝和陳景昭，2019）。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觸發“一帶一路”倡議互相聯結和溝通國内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節點，也是國内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内涵與終極目标，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表現為更緊密的經濟聯系、更廣闊的市場機會。
三、“一帶一路”倡議研究現狀
目前國内外已有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國内國際雙循環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内經濟循環影響的研究
一是“一帶一路”倡議下進出口貿易帶動的國内經濟循環研究，王瑞峰和李爽（2018）使用斷點回歸的方法，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面闆資料，檢驗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徐承紅等（2017）指出進口貿易對産業結構優化更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這種影響是通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的中介效應實作的。張世翔等（2019）以“一帶一路”沿線62個國家2001—2016年的經濟、人口等面闆資料為樣本，通過分組并結合EKC檢驗方法研究得出，中國與沿線國家雙邊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動态關系。二是“一帶一路”倡議下對外投資帶動形成的國内經濟循環影響研究。吳哲等（2015）依據2003—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資料，測算出中國對開發中國家直接投資産生的逆向技術溢出對全要素生産率産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姚戰琪（2017）指出沿線各國進口貿易獲得的國際研發資本存量對産業結構合理化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胡琰欣等（2019）的研究表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顯著促進了中國的綠色經濟增長。鄭麗楠等（2020）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顯著提升制造業價值鍊。
2.“一帶一路”倡議對國際經濟循環影響的研究
一是“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的影響。OFDI與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黃亮雄和錢馨蓓，2016），以及對沿線國家産業結構更新及經濟增長的影響（賈妮莎和雷宏振，2019），對沿線國家全球價值鍊地位的影響（曹監平和張淼，2020），對沿線國家經濟全球化水準的影響（劉雅珍和楊忠，2019），對沿線國家國際收支影響（施慧洪等，2019），對沿線國家減貧效應和就業增長的影響（張原，2018），對沿線國家環境的影響（劉乃全和戴晉，2017），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影響（胡再勇等，2019）等。二是“一帶一路”倡議對大陸對外貿易、經濟互動關系、價值鍊的影響研究。任志成和朱文博（2018）指出，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智慧（2020）在構架了貿易便利化名額體系的基礎上，實證研究表明，貿易便利化水準對大陸出口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于翠萍和王美昌（2015）認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夥伴關系越來越密切，同時中國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
3.“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研究
目前關于“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研究主要有：孫天昊和王妍（2016）基于2014年投入産出表和進出口貿易資料，編制了多國貿易間的經濟互動投入産出模型，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經濟互動研究做了初步嘗試。鄭智等（2019）基于全球生産網絡視角，運用投入産出分析、增加值分解以及網絡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國從“一帶一路”區域中擷取增加值能力的演變。李俊久和蔡琬琳（2018）主要聚焦于全球價值鍊，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在全球價值鍊中的位置，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能夠顯著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鍊中的位置。黃先海和餘骁（2018）指出，“一帶一路”顯著提升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鍊中的地位，同時沿線各國全球價值鍊的地位也都有一定提升。馬曉東和何倫志（2018）研究發現，不是所有融入全球價值鍊的國家都能夠實作産業結構更新。在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分為四個不同區域後，實證結果表明，僅中國所在的東亞東南亞這一區域融入全球價值鍊能夠促進産業結構更新。曹監平和張淼（2020）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建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網絡，探究了各國在投資網絡中的特征對其全球價值鍊地位的影響。
以上有關“一帶一路”倡議與國内國際雙循環的文獻為本文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目前文獻缺少從經濟全球化宏觀視角探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效果。二是目前文獻對“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分工地位研究的資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是依賴WIOD的國際投入與産出資料，由于WIOD的國際投入與産出表目前隻更新到2014年，而當時“一帶一路”倡議才剛剛開始實施，是以目前的研究結果不足以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情況和效果。三是目前文獻對“一帶一路”倡議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與西方傳統大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效果分析很少形成差異區分，主要集中在全球價值鍊地位研究上，沒有深層剖析“一帶一路”倡議起到的多元平衡、均勢發展、去中心化以及多極化的效果。四是目前文獻缺少對“一帶一路”倡議起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效果的實證分析。是以，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說予以檢驗：
H1：“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實作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形成國際合作和競争的新優勢。
H2：“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
H3：“一帶一路”倡議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H4：“一帶一路”倡議為各國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機會。
四、“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證分析與檢驗
實證檢驗選取的時間節點為：2008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的5年，用于對照“一帶一路”倡議施行前的情況；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正式提出以及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實施5年後，用于反映“一帶一路”倡議中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和市場機會的發展情況。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嚴重下滑。是以，在選擇樣本時，依然參照世界銀行公布的2019年各國GDP的數值，選取排名靠前的國家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同時考慮到資料選取的代表性，盡量避開同一地區有多個樣本出現的情形。最終選取的國家為：美國（USA）、中國（CHN）、日本（JPN）、德國（DEU）、意大利（ITA）、俄羅斯（RUS）、南韓（KOR）、澳洲（AUS）、印度尼西亞（IDN）、土耳其（TUR）和波蘭（POL）。這11個國家又可按照是否為“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進行進一步地劃分。
資料的選擇過程中，由于國際投入産出資料WIOD最新版隻更新到了2014年，難以準确反映“一帶一路”倡議施行對于各國所帶來的影響。為此，本文綜合WIOD資料庫與聯合國貿易資料庫（UN Comtrade），構造WIOD-UN Comtrade資料庫，統一計量機關，形成新的、符合計算要求的投入産出資料表，作為本文實證研究資料的來源。其中，對于各國自用的中間品和最終品，2008年和2013年的投入産出可直接來源于WIOD資料，2018年根據2000—2014年的曆史資料進行外推預測（所有預測的拟合優度均大于0.9）；對于兩國之間的中間品和最終品貿易，2008和2014年的投入産出可根據從WIOD計算的當年中間品和最終品占比，結合UN Comtrade當年兩國的貿易額計算而來，2018年的數值采用2000—2014年的均值來近似替代，再結合2018年UN Comtrade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即可計算得到。
1.經濟互動系數矩陣
本文根據11國2008年、2013年和2018年的投入産出表，結合投入産出模型，計算得到各年度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直接消耗系數反映的是各國每産出一機關的價值量，相應需要消耗出口國多少機關的價值量，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動關系（孫天昊和王妍，2016）。基于此，本文在後續的分析中将直接消耗系數統稱為經濟互動系數。需指出的是，兩國之間存在兩個經濟互動系數，這就類似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進口和出口。
第一，從定性角度來分析經濟互動系數的變化情況。從2013年到2018年經濟互動系數的變化可知，非“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對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經濟互動系數上升的數量（18個）多于下降的數量（10個），也就是非“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對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依存度越來越高；“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對于非“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經濟互動系數下降的數量（15個）多于上升的數量（13個），表明整體而言，“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對于非“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依賴越來越小。是以，從定性分析的角度，可以看出在逆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個國家與西方傳統工業大國的經濟互動程度都在逐漸降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使得沿線國家對西方傳統工業大國的依存度逐漸降低，但沿線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程度不斷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效應初步顯現，各國之間的發展聯系越來越緊密。同時，西方傳統工業大國對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依存度在不斷上升，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也融入了國際貿易的大環境，并對西方傳統工業大國的貿易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二，從定量角度來分析經濟互動系數的變化情況。對于經濟互動系數矩陣，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層次分别展開分析，同時可以對比分析各年度的變化情況。2008年當他國需要産出一機關價值量時，需要消耗從中國進口價值量最大的為南韓，其次為印度尼西亞、日本等；當中國需要産出一機關價值量時，需要消耗從别國進口價值量最大的為日本，其次為南韓、美國等。2013年當他國需要産出一機關價值量時，需要消耗從中國進口價值量最大的為南韓，其次為印度尼西亞、美國等；當中國需要産出一機關價值量時，需要消耗從别國進口價值量最大的為南韓，其次為日本、澳洲等。2018年當他國需要産出一機關價值量時，需要消耗從中國進口價值量最大的為南韓，其次為印度尼西亞、波蘭等；當中國需要産出一機關價值量時，需要消耗從别國進口價值量最大的為南韓，其次為日本、澳洲等。通過對比各年度的經濟互動系數變化情況，可以發現除南韓外，随着時間的推移，其餘“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家每産出一機關價值量，需要消耗從中國進口的價值量越來越大，進而表明中國在“一帶一路”網絡中的地位得到不斷鞏固。雖然南韓對于中國的投入産出系數一直在下降，但是南韓依然是各國中機關産值消耗從中國進口的價值量最大的國家，更加驗證了中國的經濟地位得到鞏固。
“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和西方傳統工業國對于中國的經濟互動系數均值在逐年增加，進而表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愈發重要。同時所有國家對于大多數“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經濟互動系數均值都是增加的，由此可知“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各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緊密。綜合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結果可知，“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不斷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驗證了本文中提出的假設H3。“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經濟互動系數随時間的變化基本上處于上升的趨勢，進而表明各國之間的經濟互動越來越密切，“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緊密，驗證了本文中提出的假設H2。
2.網絡密度分析
網絡密度可以用來反映網絡中各國經濟往來的密切程度。根據計算得到的經濟互動系數矩陣，本文可以構造所選取的“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貿易網絡。根據計算結果可得，從2008年“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前到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施行5年，“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所組成的網絡密度在逐年增加，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之間貿易關系不斷變得更加緊密，“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更為廣泛和自由的全球生産網絡，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市場機會。由此，進一步驗證本文提出的假設H2，同時假設H4也得到驗證。
3.網絡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研究網絡中，如果一個國家在網絡中處于中心位置，那麼它在整個網絡中的影響力就越大。由相對度數中心度的結果可知，中國的相對度數中心度一直是1，處于領先的位置，并且曆年都遙遙領先于第二名的南韓和第三名的俄羅斯。對于這一點無須避諱，更高地位所帶來的更多責任也是中國需要承擔和面對的（裴長洪和劉洪愧，2020）。同時波蘭和土耳其的相對度數中心度在逐年提升。值得指出的是，所有國家在網絡中的地位都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這一點可以通過經濟互動系數值的變化反映出來。對于波蘭和土耳其而言，其在網絡中的位置發生了質變，即在網絡中與更多國家的系數值超過了設定的中位數的标準，進而引起其數值的變化；印度尼西亞、意大利、南韓和俄羅斯在網絡中與各國的系數值均有所增加，産生了量的變化，但是未能引起質的飛躍，是以從相對度數中心度無法看出任何變化。
相對度數中心勢指數反映了網絡中各國之間的關系變化情況。如果相對度數中心勢指數增加，那麼就代表網絡中各國有向單極化發展的趨勢，也就是會表現出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由分析結果可知，在“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形成的貿易網絡中，相對度數中心勢指數一直處于下降的狀态，進而表明“一帶一路”倡議成功兌現了“加強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承諾，避免了世界走向單極化的危險。多極格局的實質是結構變化，而這一結構變化的核心是“一帶一路”倡議，或者說是“去美國中心化”，在全球範圍内呈現出層次更豐富而結構趨于松散的狀況（崔立如，2016）。“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去中心化”的程序中也取得了顯著性的效果。
根據網絡中心性的分析結果可知，中國一直處于“一帶一路”網絡的中心位置，同時各國各年度之間的差距在逐漸縮小。當代世界經濟的運作，逐漸超越了傳統的“中心—外圍”模式，正逐漸轉變為以中國為中介、聯結發達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雙環流”體系，其中中國處于核心地帶與中間地位，也起到了“結點”作用（劉偉和王文，2019）。正是因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國内國際雙循環的交彙點，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得到逐漸提升，與此同時，中國也發揮出了“結點”的作用，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和中國之間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中國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台，讓其他各國也都參與到了其中，中國自身得到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其他國家的發展。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設H3和假設H4得到驗證。
4.價值增加值分析
針對價值增值過程的分析，采用如下兩種分析思路：
（1）價值增值的地域分解。文章主要探究“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價值增值問題，是以參照Timmer等（2015）的做法，将價值增值分解為：本國價值增值、“一帶一路”倡議價值增值（除自身外的“一帶一路”其餘國家）和西方工業國家傳統全球化價值增值（澳洲、德國、日本和美國）。
對比各年度各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價值增值VA_OBOR中的占比變化情況可知，各年度中國從“一帶一路”倡議所獲得的VA_OBOR價值增值占比一直處于7國最低的位置，一直小于其他國家從中所獲得的價值增值占比，并且，随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實施，中國從“一帶一路”倡議中所獲得的VA_OBOR價值增值在逐年減小，而其他各國從“一帶一路”倡議所獲得的VA_OBOR價值增值均有顯著提升。另一方面，中國從“一帶一路”倡議獲得的區域增值占比的均值也明顯小于其他6個國家。其中南韓從“一帶一路”中獲得的區域價值增值占比的均值最高，為0.2459，是中國的6倍多；最小的土耳其也達到了0.0647，接近中國的2倍。是以，從增加值雙向流動的角度看，中國對“一帶一路”參與各國區域價值增值的貢獻大于中國從“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索取，也就是中國對“一帶一路”參與各國的增加值提升的貢獻能力高于中國從其中擷取增加值的能力（鄭智等，2019）。“一帶一路”倡議不同于西方工業國家主導的傳統全球化，克服了傳統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和發展陷阱等弊端，展現出“全球化均勢發展”的新特征，也是對西方國家“新殖民主義論”“債務陷阱論”等歪曲、抹黑“一帶一路”倡議言論的有力回擊和事實駁斥。由分析結果可知，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生産網絡提供了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為沿線各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機會，“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從中的獲益都在逐年上升，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經濟增長不斷産生更大的貢獻，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設H1和假設H4都可以得到事實驗證。
（2）通過總出口的價值分解反映價值增值的具體來源。參照Koopman等（2014）對于價值增值的分解過程，可以将總的價值增值分解9部分，其中：第1項為直接出口最終品所帶來的價值增值；第2項為出口的中間品，進口國使用該中間品用來生産最終品，并在進口國國内被最終消費的部分所帶來的價值增值；第3項為出口的中間品，進口國使用該中間品用來生産最終品，并在這兩個國家以外的第三國被最終消費的部分所帶來的價值增值；第4項為出口的中間品，在别國經過生産加工成為最終品傳回國内并被國内所消費部分所帶來的價值增值；第5項為出口的中間品，最終又以中間品的形式傳回國内部分所帶來的價值增值；第6項為本國生産的中間品出口所帶來的重複計算部分；第7項為最終品出口的外國增加值；第8項為中間品出口的外國增加值；第9項為其他國家生産的中間品出口所帶來的重複計算部分。各國不同分解項目大小的差異提供了一種衡量各國在全球生産網絡中所扮演角色差異的方法。
對比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出口總額中，很大一部分為外國的附加值，而西方傳統工業國的出口大部分反映了其國内附加值。我們将重複核算份額（4、5、6、7、8、9）分解為兩部分：國内增加值通過進口傳回國内（4、5、6）和外國增加值（7、8、9），重新計算這兩部分占重複核算份額的比值。這兩部分數值的變化可以反映出各國在全球生産鍊中的位置（Koopman et al.，2014）。國内增加值的占比越高，相應的外國增加值占比也就越低，此時表明該國處于全球生産鍊的頭部位置；反之，則表明處于全球生産鍊的尾部位置。通過分析發現，西方傳統工業國的國内增加值通過進口傳回國内所占的平均份額僅為13.7916%（2008年）、12.0608%（2013年）和11.5498%（2018年），外國增加值所占的比例為86.2084%（2008年）、87.9392%（2013年）和88.4502%（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的國内增加值通過進口傳回國内所占的平均份額僅為11.7845%（2008年）、12.4459%（2013年）和12.5102%（2018年），外國增加值所占的比例為88.2155%（2008年）、87.5541%（2013年）和87.4898%（2018年）。
由分析結果可知，“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在全球生産鍊中的位置在不斷地提升，并于2013年超過了西方傳統工業國家，處于領先位置。經濟發展水準滞後與無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是互為因果的，“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有助于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使得各國在全球價值鍊中向高端攀升，減少了高附加值中間品的進口，客觀上縮短了全球價值鍊的長度（李向陽，2018）。是以，“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使得各國都有機會參與到全球貿易中去，同時各國在全球生産鍊中的位置也在不斷提高。“一帶一路”倡議實作了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國際合作和競争的新優勢，本文提出的假設H1進一步得到了驗證。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目前“一帶一路”倡議中各國參與全球貿易網絡越來越密切，在全球生産鍊中的地位也在不斷攀升。但務必要引起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倡議中各國在全球生産鍊中依然處于相對較劣勢的位置，之是以本文計算得到這樣的結果，原因在于本文挑選的“一帶一路”7國和非“一帶一路”4國都是按照GDP最高的标準來進行選取，但是從世界範圍來看，非“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互相差距較小，而“一帶一路”國家既有發展水準較高的（本文所選擇的的7個國家），也有經濟表現靠後的國家，他們與所選取的7國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是以，雖然“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依然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導向下，不斷擴大市場規模，促進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為交換和分工創造更大的平台，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各參與國的進一步發展。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投入産出分析、社會網絡分析和價值增值分解等方法，從經濟全球化的宏觀視角探讨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施效果，研究發現：第一，“一帶一路”倡議實作了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形成國際合作和競争的新優勢。随着“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各國均能夠參與到全球貿易的網絡中去，同時各參與國在全球生産鍊中的位置也在不斷提高。第二，“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經濟互動系數的分析結果深刻地驗證了這一點，各國對于中國的經濟互動系數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經濟聯系更加緊密這一點在網絡密度的計算結果中也得到了印證。第三，“一帶一路”倡議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互動系數在逐年提升，同時由網絡中心性的計算結果得知，中國始終處于網絡的中心位置，在“一帶一路”網絡中遙遙領先别國。第四，“一帶一路”倡議為各國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機會。價值增值分解的結果表明，中國從“一帶一路”生産網絡中獲得的區域價值增值在不斷降低，而其他各國從“一帶一路”中獲得的區域價值增值在逐年增加，并且始終大于中國，中國在“一帶一路”生産網絡中的貢獻大于所得。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提出并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使得沿線各國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市場機會更加廣闊，這是人類經濟全球化曆史上首次由中國人提出并開展的全球化實踐，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标志性成果和實踐性評判，其實施成效決定着未來世界格局的走向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式。基于研究結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将“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國内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突破口，依托“一帶一路”倡議，不斷完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實作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第二，将“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經濟實踐和樣闆工程，重塑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機制，推動沿線各國開展政治、經濟、人文多層次深入合作，克服傳統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和發展陷阱等弊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各國創造密切交往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網絡，推動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互相交融發展，推動各國人民的互相交往與認知、互相開放與包容，将命運共同體和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性深入到全球化的脈絡中，進一步推動人類走向美好的未來。
來源：《區域經濟評論》2022年第一期
編輯：李子怡
校對：秦粟風
稽核：雷露
主編：鄧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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