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來自9所重點大學的25名農村籍大學生，在他們的經曆中隐匿着“苦難賦予人的強大動力和力量”以及“寒門式努力的可貴”的“寒門”情境力量，但是我們看到，即便“留守”狀态造成了他們缺乏家庭教育經驗支撐，但他們依舊能夠汲取自然心性、人倫傳統、親密關系等農村文化資本，并生成向上的力量。在城鄉分野的文化生産場，文化資本并非均質化存在，農村兒童以不同于城市兒童的文化資本實作着文化生産。因而，現代化程序中的農村文化資本具有促進鄉村社會與兒童文化生産的本體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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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許程姝，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所學生，主要從事農村教育理論與政策研究；
邬志輝，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農村教育理論與政策研究。
城市文化資本“優勢論”（以下簡稱“優勢論”）常常被用來解釋城市精英子弟何以取得較高的學業成就。雖然已有研究者指出，大學場域中的文化偏好、語言中斷、教育體系霸權等要素是城鄉子弟學業成就巨大差異的原因，但在“優勢論”占主導的理念視域下，“城”優于“鄉”的思維定勢造成的視野盲區導緻農村文化資本黯然失色，并總是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一種新的觀點指出——“寒門貴子”所具備的“底層文化資本”會在不同情境中展現特有的力量，諸如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學校化心性品質等文化資本促成了“寒門貴子”高學業成就的獲得。換言之，資本的價值有賴于場域的存在。社會底層子弟盡管缺乏中上階層子弟所具有的文化資本，但他們的高學業成就（進入重點大學）并非隻是彌補中上階層文化資本的結果，而是因為創生出了一種與其底層生命實踐緊密相連、具有獨特形态的文化資本。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如果對底層子女中實作社會上升流動的所謂“成功”經曆的關注欠缺反思，有可能導緻我們陷入緻命的理論誤區和“失敗者指責”的實踐陷阱。
一個新的思路是，無論是出生于貧困農村家庭的“寒門貴子”，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普通鄉村少年，改變他們命運的教育過程不僅僅被投射于以學校為基點的“黑箱”和以家庭為中心的“寒門”情境之中，在農村兒童的成長階段，作為獨立個體的鄉村少年首先是在鄉野間編織屬于自己的意義之網的。那麼對于實作向上流動的“寒門貴子”來說，無論他們創生出這種與底層生命實踐緊密相連、具有獨特形态的文化資本與階層再生産邏輯的契合性如何，蟄伏在鄉村場域的“差别優勢”也會為他們的人格塑造施加力量，進而促使他們走向更加廣闊的教育與生活世界。
從鄉村場域所觀，農村文化資本與文化生産的畫卷是這樣鋪陳的：這種文化資本被鄉土滋養，又蟄伏于鄉間，它不僅為鄉村少年所具有，更深切形塑鄉村少年，而當這些鄉村少年進入學術殿堂時，他們通過教育成功實作的向上社會流動既得益于他們作為能動性個體積極争取外部資源，也受益于勞動階層父母激勵性語言的教育力量，以及作為家庭命運共同體“對教育的執念與知識改變命運的執着”的信仰，但是這也無法遮蔽“農村文化資本”所帶來“差别優勢”。
如果說農村文化資本所構成的話語進路會成為助推鄉村少年的成長力量，那麼發揮鄉村少年向上人生價值的關鍵就在于識别出這一套塑形鄉村少年的農村文化資本，找出其生産機理。當然，這也成為農村文化資本研究的價值所在。
01
自然心性：
意志品質錘煉與人文精神熏養
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種構型（configuration）。鄉村社會作為社會的一隅，具有自身的邏輯和必然的客觀關系。村落中兒童的成長，一定是在村莊所處的特定空間内發生的，這個特定空間最外顯地表征為純粹的自然天地，它映刻着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
農村籍大學生自述節選
放學的路上，麥稈斷裂處發出的甜絲絲的氣味和車過處揚塵的氣味混雜在一起，更加重了麥收的火熱氣氛。車上的麥子跟着車子的頻率震動着，不免有幾根會僥幸逃脫，那時候撿麥穗在小孩之間是一種風尚，這樣做的小孩總能得到村裡人“愛惜糧食”“會過日子”之類的贊美，這種贊美讓更多的孩子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AMF24）
作為一個農村女孩，踏實肯幹、吃苦耐勞一直讓我受益。我從來沒有想過放棄讀書，我就要堅持下去，我就要盡我所能、做到最好。（AMF24）
鄉村以勞作立身，也必然是以勞動為主的實踐場域。在此場域中，農村兒童能夠感悟生産勞動，進而逐漸養成鄉村人的勞動慣習，使其與場域和資本形成“本體論契合”，并不斷實踐與發展。農作物的勞作需要人的參與，水稻的播種、插秧、除草、收割等等，這一連串的勞動體驗都是人作為生産主體來完成的。自然渲染下的勞動體驗為農村兒童的文化心性（慣習）養成提供了先決條件，農村兒童真正地體悟到“勞作不易”“學會珍惜生活”“勇于擔當”等自然心性，進而鞭策着他們砥砺前行、奮進向上。
當别家孩子依然在父母懷中嬉戲打鬧時，我們則早已背上竹簍或是架上柴刀在叢林中尋找生活……我與同齡孩子相比顯得更為堅強而獨立，知不足而奮進并一直努力讀書。（AEM17）
從生産勞動實踐中汲取自然心性是農村兒童文化生産的過程，也是意志錘煉的過程。當然，我們看到，從農家出身的孩子不僅會從中收獲堅韌、奮鬥的拼搏力量，也會從中迸發出自然與人文共生的文化内涵。
那是一個時光走得好慢好慢的小村莊……然而，那段經曆卻給了我許多美好的回憶，還開啟了我對美的感受，對中國文化的敬仰，以及為我後來對文學的喜愛提供了養料。（AMF09）
布依人力量太小，需要從大自然中尋找一些慰藉或者能夠生活下去的力量，魚神便成了布依人的信仰和希望。于是，我真的從那貧窮的村莊走到了縣城，然後從縣城走到了城市。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把它歸結于幸運或者某種魔力的東西。有些東西，不是努力了就能收獲結果，我甯願相信一些能夠讓我起死回生的神秘因素。哪怕魚神不過是一種虛無，但在某種虛無面前，卻有一個實體的概念，根植我心，使我從中獲得了某種精神支撐。（AWM15）
鄉村自然之于農村兒童，到底能給予他們怎樣的精神向度？一種“物或損之而益”的解釋認為寒門、底層、農村、貧困，所有這些詞彙不僅指向了惡劣的生存條件，指向了一種在今天的中國悲傷和凄涼的身份地位，而且意味着無可依傍，意味着一無可墜，意味着“超越自我”“出人頭地”“改變命運”“不成為複制品”“走出大山”。
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寄希望于未來的人生追逐，當不利事件或不利文化被認定為是先賦性客觀事實後，人們所能做的就隻有去找尋有利事件或有利文化所賦予的新人生理想。然而，從上述教育自傳的表述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對鄉的依戀，還是村莊文化的滋養，農村兒童所走的每一步都可能附着對鄉村文化印記的牽連以及從中内化而生的感性精神，與理性張力下的模糊和暧昧相比，感性精神更加凸顯了超拔和明朗清新的一面。
02
人倫傳統：
秩序規約傳承與家族主義式奮進
在社會學研究中，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往往被視為認識中國社會和文化特性以及本土社會理論的一面鏡子。費孝通認為，最能說明差序的便是傳統文化最講究的人倫。而“人倫”是什麼呢？費孝通指出：“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裡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人倫是有差等的次序，“不失其倫”是在别父子、遠近、親疏。更有甚者，“君子”之于“小人”、“上智”之于“下愚”的二進制對立彰顯的人格不平等是通過身份、權利等不對稱的人倫特質實作的。那麼，農村兒童是怎樣借人倫傳統實作文化生産的呢？一個可以觀察的層面是農村兒童對這種人倫傳統的認同以及由此産生的義務感。
爺爺是一個比較平和的人，輩分又比較高，是以在村子裡，可謂是德高望重，受到大家的尊敬。我閱曆很淺，不是太了解這種感情，隐約覺得是一種擔當與習慣。（AMM07）
在我兒時的記憶裡，紮根泥土裡的老師和我爺爺有着一樣的氣質，我始終認為老師是如此的學識淵博，與其說尊師重道，不如說更是一份對他們的敬仰。（AEM17）
由此，我們獲得了對以下人倫傳統的了解：在這個機制下，有地位的村莊“長老”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的權力，比如管理村莊财産抑或主持正義。而位在下者對村莊“長老”負有更多的義務，特别是服從和聽話。從費孝通對“人倫”的傳統定義來說，人倫傳統似乎包含着“不平等”人格的塑造，但是當人格平等觀念已經在當代社會普及以及“長老權力”被收歸于“國家權力”之下時，一個現代社會的和平演變是，爺爺作為村莊“長老”的典型代表，執行的是主持村莊正義的道義權力和掌控事物的知識權力，而管理村莊财産的實質權力被削弱，但從作為祖輩的孩子視角出發，承接尊重權威、聽話服從的人倫傳統義務自然延續，塑造着農村兒童的品格，并不斷遷移到學校場域的運用之中。
人倫傳統的另外一重表現還展現在農村家庭通過人倫紐帶将家庭成員塑造成命運共同體的形式，并實作家族主義式的奮進。有人認為，中國家庭研究正沿着西方核心化的模式發展。但是，黃宗智對這樣的發展觀點持否定态度。他指出：我們所認為是必然的、普适的、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現代化”模式，使我們錯誤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家庭的“核心化”趨勢上。他認為，在全球比較視野下，真正應該引起注意的是三代家庭的延續。這一觀點頗為獨特，通過對中國北部村莊的考察證據來自2017年10月筆者對大陸北部村莊西嶺村的入戶考察。
調查結果顯示，西嶺村家庭人口規模基本為2～8人，平均家庭人口4.6人。主幹家庭在西嶺村仍舊占據主導地位，65.1％的農村兒童處于由祖輩、父母或其中一方組成的主幹家庭，30.2％的農村兒童處于由父母或其中一方組成的核心家庭，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核心家庭平行組成的聯合家庭占4.7％。調查發現，主幹家庭在村莊中依舊占據主導地位，農村兒童的早期教養既依靠父母，也依賴祖輩。在教育自傳中，25名農村籍大學生無一例外地将人生得以順利發展歸功于家庭的共同努力。
對于處在“留守”境遇以及“寒門”處境的農村兒童來說，他們的教養結構在形式上是“互補模式”：即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從經濟和生活上加以撫育，在下一代人建立家庭之後，上一代人則主要側重于從經濟上補貼和隔代哺育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對于上一代人的贍養，則集中于精神和日常生活料理方面。而孫代作為被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照料與期望的對象，也同樣擔負着為家庭分擔的責任與義務。這種“抱團取暖”的家庭教養結構不僅展現了小作坊式的養育功能，為農村兒童、祖輩以及父輩傳遞同心協力、共同奮鬥的向上精神創造了可能。
03
親密關系：
情感交往體認與共同體意識塑造
在鄉村社會中，農村兒童實作文化生産的另一個重要依托是親密關系。村莊既是早期教養最外顯的地理空間，又是村民的社交空間。在鄉村社會中，“差序格局”的網絡結構與“熟人社會”的特色表征互相掩映，在這樣一個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基礎、以家庭為核心的鄉村社會網絡中，既呈現出一種“直系親屬—家族成員—同村人—陌生人”的差序格局，又因“熟人社會”的人情機制而被整合成“親密關系”。
在人情機制的渲染下，村莊形成了内部沖突較少、相對親密的農村社群——作為情感傳遞的農村共同體，讓農村兒童獲得了穩定的交往文化氛圍。農村兒童的交往首先是在同村夥伴之間進行的。“上山拾柴、采摘野果、田間遊戲”的同伴交往在日常與情感生活中同時發生。與中産階層尋找“品位同伴”——“家長希望培養孩子學習習慣以及學習風氣”的文化資本獵取行動不同，農村兒童更重視同伴交往中的“無憂”“幸福”等情感體驗，以及基于“陪伴”功能的情感寄托。雖然農村兒童無法從與“品位同伴”的交往中擷取向上流動的文化資本或社會資本，但他們對此有着反身性了解。
“村裡夥伴很多”（AMF24）“放學後大家也總是聚在一起”。（AMF01）
“和夥伴的交往轉移了我對母親的依賴”（AEM04）“正是因為夥伴們的陪伴，我才不會感到特别孤單”。（AMF03）
“我知道我确實缺乏城市孩子的興趣養成和特長培養，但相比之下我更珍視我的童年”。（AMF24）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城市家長與農村兒童的觀念對立實質上映射出不同的文化體認，農村兒童從鄉村生活與村莊夥伴交往中獲得了高度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當然，親密關系也不局限于與同村夥伴的情感交往，其原始基礎也表現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指稱的“鄰人共同體”。當然，韋伯也同時指出，即使連農村聚落裡那種穩定的鄰人關系，自古以來便顯現出同樣的分裂性——個别的農夫根本不願讓他人插手自己的事，不管是多麼的好意。是以，“共同體行動”并非通則，而是例外，盡管典型地一再發生。即農村聚落裡的那種相近居住的鄰人關系。
“這兒的人們熱愛傳統，熱愛生活，他們勤勞、認真”。（AEM10）
“村裡的人們在河岸種植桑葉、蔬菜等，給河岸兩側帶來了一片生機，勞作的老農們在小憩時隔着河就吆喝起來或者拉家常，這條河養育着一代又一代村裡人，也醞釀着很多感情”。（AWF18）
散居的農家、錯落的農田,以及農民的集體勞作活動，呈現出來的共同體行動展現了極高的強度，人們得以天然地形成一個互相依靠的團體，并維持着“原始的或天然的共同體意識——一種預設的一緻和精神的同一性”,并建構屬于他們的“社會秩序、道德信仰和心理歸屬”。
當親密關系的全貌在農村兒童的個體了解中映射出來時，個人的美德也會在群體中鮮活起。共同體意識的塑造使農村兒童具有集體精神，并不斷被農村兒童标榜為個人生活的倫理尺度。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靠互相的聯系”。（AWM19）
“我希望我們學習小組也應該（像村裡一樣）是一個和諧的團體，我也會為同學做學習榜樣”。（AMF24）
04
“差别優勢”何以發揮
已有研究表明，比起城市孩子,農村孩子在家庭或社群習得的文化資本與将來的學校教育有更多的不連續性或異質性。而當農家子弟試圖以“苦讀”的形式洞察上層流動機制并将“勤奮”“好學”的學校文化品質植入生命基因之時，卻又被認為陷入了對既有教育系統的“誤識”或“迎合”。
農村籍大學生取得高學業成就被普遍認為或已經證明是基于“少數人的成功建立在多數人失敗”的原則和現實之上的，那麼未來的農村兒童的突破之路是否會愈發艱難并始終難以突破結構性的限制呢？農村兒童的“差别優勢”是否僅僅是研究者基于虛幻田園牧歌生活與積極人格倡導的幻想呢？
實際上，鄉村社會最初并不是作為弱勢的他者和被幫扶者存在的，鄉村社會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與規律，也蘊含着豐富的文化意涵與教育功用。當基于多樣性了解與城鄉文化資本異質性的概念源流被指正後，農村文化資本作為一種“教育資源”與“潛在教育資源”的合法性就被賦予了，而以農村文化資本進行文化生産的“教育過程”也得以展開。
在大陸目前城鄉二進制結構與城鎮化浪潮對撞的現實境遇下，充分發揮農村文化資本的“差别優勢”何以可能？不僅需要我們深入推進對農村優秀文化、農村教育資源的系統性研究，将農村地區的優秀人文教育價值潛力釋放出來，更需要不斷增強多元文化表達，使農村文化價值在學校教育中得到認可；與此同時，政府部門應更加關注農村地區貧困兒童，加強教育資源的投入力度，從物質和制度雙重層面保障流動和留守兒童的受教育機會，為處境不利兒童的向上發展創造空間。
本文摘自：許程姝，邬志輝.農村文化資本與文化生産——基于農村兒童“差别優勢”的理論構型[J].教育學報，2021，17（3）：14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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