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房地産稅的稅率，它是一個很技術性的量值，如何合理形成這個參數，它前面的大的前提非常關鍵。按照國際經驗，我覺得有這麼幾個現在可以說有确定性的考慮，一個就是做房地産稅的改革，現在大陸稱為房産稅試點，它要堅持以市場評估價作為稅基。在上海方案裡，因為它隻動增量，不動存量，是以，它所有的增量就是在市場環境之下形成的那個價位，也就沒有必要再另做評估了。重慶就不一樣了，重慶方案涉及了高端的存量，獨立别墅高端存量可能查到的是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的獨立别墅成交價，與當下的價差明顯，那麼就必須有一個稅基評估的前置環節。以後的試點擴圍，我覺得原則上都應該堅持要求市場評估價，而我認為一輪新的試點啟動以後，應該更多考慮參照重慶的經驗，至少要涉及高端存量。是以，堅持這樣一個稅基概念，應是符合制度建設客觀需要，有确定性的。但是各個地方因為允許有差異化的方案設計，會有些什麼樣附加上的調整，現在還不好說。再往下講，考慮這個稅率之前，一般在有了評估價或者說稅基形成以後，按照國際經驗，應該給一個心理安慰性質的處理，就是打七折，或打六折，我覺得這個經驗也是可以借鑒、有确定性價值的。把這兩個要點都做了确定性的考慮之後，對各個地方，應該是給出一個大緻的稅率浮動空間。美國的經驗就是這樣，它實際在地方Local這個層面上，形成的稅率空間是不高于2.5%，在大多數的州不高于2%，很多地方隻有百分之零點幾——這個區間還是相對寬裕的，是比較靈活的。實際征收起來，美國它那裡一般通行的辦法，是通過Local這個層面上年度的預算程式，先把所有其他的收入都擺明，又把當年必須做的支出安排也都擺明，以後對形成的收入缺口，倒算一個具體的房地産稅的稅率，這個稅率要落在2.5%以下，一般的都不會超過2%。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多少年運作以後形成的一個稅率空間。
關于我們國家現在的情況，我覺得對稅率，應是在具體方案設計的其他一些基本要素變量都考慮了以後，也适用給出一個空間這個概念。我自己估計，試點方案的最大可能性，是落入對稅率量值給出選擇空間這麼一個辦法。以後推到全國統一的立法，仍然應該是給出一個各個地方得到授權以後，在法定的稅率空間之内有選擇權，走規範的地方層面公共事務決策程式确定，大概應該是這麼一個原則吧。
我再補充幾點認識，不同觀點擺出來做共同探讨。前面專家提到了這個改革試點“高不成低不就”，那是一些比較直覺的感受，後來秦主任所說到的“先建制度架構”這個意思，我覺得非常重要。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經驗，那就是漸進式的，這個房地産稅改革說了這麼多年，漸進中實質的第一步曾遲遲出不來，一旦出來，也就是柔性切入，力求先建架構。在這個架構建立之初，不要希望它的政策效應能夠多麼強烈，一定還要掌握柔性切入要領，讓社會可接受，然後相對從容地再去做動态優化。重慶方案是動了存量，它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要給出第一機關的扣除，面積中按180平米扣了以後，剩下的部分才實際再計算稅收負擔，後來穩定了幾年以後，發現這個事情納稅人較平穩地接受了，那麼再擰螺絲，把180平米的扣除，降低到120平米。這個經驗非常重要，先建架構，後面的政策效應考察上，具體說來能怎麼樣籌集收入，怎麼樣促進共同富裕，怎麼樣使房地産市場更沉穩更健康，以及落實分稅制需要的在省以下的地方稅體系建設，以及怎麼樣由這樣一個制度來催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公衆參與，這都是以後慢慢漸進展開的。而且我也認為，所有這些目标，在了解上不能按照有很多場合一般人們提問題的那個說法：你到底想要哪一個功能目标？政協如此、人大如此、社會上也如此，很多人都這麼提問題，但這個問題實際上卻是僞問題。這些政策目标都是按照符合規律的政策效應，它這個稅收應該表現出來的，而符合規律的政策效應，一定是形成至少有五大目标的一個目标簇，它應該具有的正面效應，就是它可設立的目标。
還有一點，我覺得在雄安如果确實像現在看到的公開資訊所說那樣，住房建設主打路線，是有别于完全産權房的共有産權房和政策性保障房，大架構中沒有多少完全産權房，所有入住的這些中央級公司總部、科研機構等，員工住房以共有産權房和保障房為主，那麼我了解，就沒有多少采用房地産稅這個稅收調節機制的先行試點價值了。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通路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上司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财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财稅》、《财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大陸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下傳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