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晨/文
2022年春天，歐美兩大區域公布了去年以來炒作不休的半導體業新政。倆數字蠻吓人。
其一，美《2022年美國競争法案》中《晶片法案》顯示，将創立晶片基金，撥款520億美元，鼓勵私營企業投資半導體生産。此外還将授權450億額度改善供應鍊。加強制造。
其二，歐盟委員會《晶片法案》則為430億歐元（近490 億美元）。說是支援晶片生産、試點項目和新一代晶片工廠等，以提高歐盟全球晶片産能份額，化解全球供應鍊危機，提升數字經濟競争力。
似乎山雨欲來。
不過，結合晶片業現狀、疫情及全球數字浪潮，實在覺得，如果兩大區域若隻是着眼所謂“産能”，最後龐大投資最後難免淪為噱頭，實際成效或一地雞毛。
至于一些人渲染的中國将會遭受打擊雲雲，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動向背後隐藏的中國機會。
很多人關注到疫情以來的全球半導體業供應鍊危機。
确實，除了消費電子、手機巨頭備受折磨，歐美核心工業——汽車業的大廠更是連遭考驗。有的新車産線已停工多時。
為争奪有限産能，全球晶片市場一度假貨橫行。連搶劫案都出來了。這在過去可是難以想象的事兒。
這肯定刺痛了歐美。
但我們并不認為，兩大《晶片法案》出于眼前的供應鍊危機而生。
若僅為化解這挑戰，就算各投1000億美元建立龐大半導體工廠，也無濟于事。畢竟，上馬建設到量産，至少兩年，遠水解不了近渴。這還不算上遊材料/裝置供應、設計環節、工藝實作、最終良率等各種不确定性。
歐美各自強調自己多年前半導體制造業産能如何輝煌、全球占比何等之高，而今日又何等之低。邏輯雷同且同步。
好像“産能”成了今日供應鍊危機的症結。
表面看确實如此。
過去兩年，圍繞半導體産能，歐美确實沒少拉攏台積電、英特爾、三星、聯電、格羅方德們。就連大陸的中芯國際也是産能滿載。不了解Foundry的，甚至還對一些工廠超過100%的産能使用率感到納悶。當然也不止半導體，其他很多部件也是如此。
“産能”确實有落差。
但這裡有結構性話題。
疫情催化了各種線上與數字化服務需求。但首先必須先滿足生産、生活、辦公、學習、社會化治理以及基礎設施等服務。物流、通信、消電、物聯網等顯得更為緊迫。作為2C大件的汽車反因疫情而出貨遭受限制。2020年，80%的國家汽車銷量明顯下滑。其中，美國更被打回8年前。
加上晶片以及其他汽車電子的供應鍊挑戰，進而加重了危機感。
而汽車業恰恰又是歐美等發達區域的支柱産業，且價值鍊甚長。
所謂“産能不足”，歐美國家當局、産業界的體感更深。
是以，圍繞台積電們産能的争奪，幾乎成了疫情以來最為顯著的地緣政治話題。美國如此，歐洲也是如此。
最初，台灣地區沒疫苗，某些人甚至要求當局以晶片要挾做交換。産業扭曲到了何等地步。
但看台積電代工産品分布，牛逼如它，也不可能将服務完全轉向于歐美優勢行業。
同期，中國大陸等多個半導體制造項目啟動。盡管波折多多，甚至在美歐鉗制、台灣地區阻擊下，少數擱淺，仍對外傳遞了樂觀面。
這加重了歐美的焦慮。且持續蔓延。
但核心症結并非”産能”本身。
真正的原因，要複雜得多。有三重能明顯感覺到：
1、歐美核心國家疫情防控始終未見樂觀，它延緩了經濟複蘇，嚴重影響了核心工業供應鍊的開放度與效率。供應鍊危機，已從最初的疫情衍生，變成全球地緣政治、新冷戰生成的危機。
2、美國對中國的鉗制，延緩了後者發展，但因中國于全球600産業門類執200多門類牛耳，且許多中間品也是世界第一，美國不僅反受其害，還付出更高代價。其中就包括嵌入各種半導體的終端裝置。
事實上，供應鍊危機，已從最初疫情引發，變成全球地緣政治、新冷戰左右下的産業危機，已成為人禍。
3、聚焦半導體來說，産能危機背後，其實是，全球化時代的半導體業供應鍊，遭遇疫情與人禍雙重延宕。
而另一重，則很容易被忽視。
那就是，當移動網際網路風潮受困于人口紅利、流量見頂後，供給端的創新尤其是基礎設施以及覆寫許多行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的更新，已成為這個時代的顯學。
這也是未來多年全球最大的确定性之一。
而對應的則是一個更為龐大、更為多元、更為繁複且充滿想象力的新計算時代。這是一個無所不在的計算與智能時代。不僅晶片需求将成幾何級增加，晶片多樣性也會帶來諸多機遇。
此刻正是一個轉換的視窗期。
“産能不足”，除了絕對的量的規模不足，亦正有難以響應多樣性需求的不足。
歐美強化《晶片法案》，強化制造與整個鍊條的布局，若着眼這一次元，倒是合理的。但實際的口實，卻成了争奪未來全球半導體産能與制造力。
當然，“産能不足”、“供應鍊危機”還是漂亮的修辭。
如此，它們就可以鼓噪輿論，激活民粹與産業民族主義，試圖重構全球半導體業與未來數字經濟的版圖。
畢竟，疫情以來的供應鍊危機，以及兩岸不斷強化的半導體制造，或者說亞洲半導體制造（包括南韓、中東、日本、馬來、以色列等），确實比其他區域顯得更為活躍。上述口實确實也最便利。
是以，兩大法案最終得以通過，都還是有它的邏輯的。
但無論如何，這背後還是掩蓋了美歐半導體工業多年前經曆的分工趨勢：最初它們都是IDM模式主導的世界。巨頭甚多。随後經曆了壯觀的水準分工。台積電就是後者的産物。ASML們當然也是。全球電子其他細分領域也有同樣的邏輯。
水準分工也是一種産業民主化的展現。除了産業鍊分布，還有區域國家與地區的産業叢集。盡管計算機工業、網際網路、半導體底層架構、關鍵材料/裝置/工具都來自美歐（日韓台灣地區亦有相當部分），但中國大陸在市場需求、系統、終端、設計、行業應用、場景化等方面，台灣地區在半導體代工、設計等方面擁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且耦合度較高。
2013年，張忠謀說，未來大陸影響半導體業的力量，包括華為與阿裡巴巴。
如果你将台積電、華為、阿裡耦合，明顯是一種強大的協同體系。如果再進一步整合全球上遊力量，以及全球化設計，兩岸是能撬動更大的局面。同時，也不要忽視最近幾年大陸全面布局半導體業的動向，從材料、裝置、工具、設計到制造、封測已相對完整。盡管整體仍不及歐美，但借助整個體系的協同，尤其數字經濟時代的資料、應用場景，這裡同樣擁有全球不可替代的條件。大陸半導體業崛起與超越，隻是個時間問題。
老實說，多年來，我們的半導體業有太多悲情。但最近兩年，美國鉗制之下，反而有了較多的自信。行業的悲情觀，正在演變為一種鉗制之下依舊堅挺發展的新常态。或者說，中國對鉗制已經熟視無睹、見怪不怪。這種心态才最自然。與之對應的産業協同也會進入自覺的周期。
歐美半導體業順應産業分工與全球化，吃盡了利潤最高的産業環節。許多巨頭都曾左右過整個價值鍊，一度是許多區域市場的“一等公民”。尤其是半導體業巨頭們。它們曾一臉神聖。
如今，當其他區域适應了産業分工，并借助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數字經濟浪潮試圖逐漸躍遷到價值鍊核心環節時，歐美就不認自己主導的分工體系了。
因為，這個過程裡，過去的底層架構已很難左右整個價值鍊，更不可能吃盡蛋糕。
歐美兩大《晶片法案》看似以“産能不足”、“供應鍊危機”為口實，實際帶有扭轉、重塑全球半導體業遊戲規則的用意。
你能看到，兩大法案背後，都有半導體巨頭的身影。美國一方，英特爾們賣力推進。董事長帕特基辛格甚至一度叫闆，公司甚至不惜借新疆話題操縱、投合當局，以期實作利益最大化。畢竟，就制造來說，它依舊是美國第一，全球巨頭。歐盟那裡，英飛淩們當然很積極。
因為，520億美元、430億歐元，會有相當部分轉化為補貼。
在一個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想促成這類法案誕生，并拿到後續補貼，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斷鼓噪、渲染産業危機，尤其是拿台灣地區、大陸乃至亞洲說事。民粹始終是門好生意。
兩個法案，兩個巨大的數字。
人們擔心，這會對台積電們形成巨大沖擊。也擔心，中國大陸将繼續被逼到半導體業的産業末梢。
杞人憂天了。且不說整個數字經濟的大勢，單就兩個法案說，就算能落地，也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後面扯皮的事很多。
而我自己的判斷是，若看短期成效，必定一地雞毛。長期當然會有效應。
因為，無論是美國版還是歐洲版，都沒有完全強調産能所謂“自給自足”。
從短期說，兩個法案，更像是一種招商行為。就是在一個特定時期，借助政策與行政指令，迫使半導體制造業落地歐美兩大區域。
君不見，美國安撫英特爾的同時，不斷脅迫台積電與三星的項目盡快投資。而後兩者雖然言辭鑿鑿，但實際推進效率并不那麼高。而英特爾一面與台積電合作，一面又不斷與它發生口角。
同樣，歐盟下的核心玩家英飛淩們，也是一面與台積電們合作，一面又擔心法案與許多補貼落入外來者之手。
比如去年，英飛淩CEO萊因哈德·普洛斯就表示，如果歐盟财政激勵全球晶片制造巨頭參與進來，它們最大的客戶将仍然是外國科技巨頭，而不是歐洲公司。
這表達分明吃醋啊。畢竟，台積電、英特爾、三星們的IC制造版圖比它大得多。
但這肯定是擋不住的。台積電、三星新廠落地美國相對明确。持續落地歐盟恐怕也不是事了。比如，去年，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曾表示歐洲法案想提升産能有些不切實際。但後來他改口了。再後來就傳出台積電可能會在德國設立新廠的消息。能吃補貼，他當然改口了。英特爾尚無消息。
是以，那種認為歐美兩大法案會沖擊台積電或者其他代工巨頭的的說法，很難站得住腳。
這也是我為何說法案落地，首先是一場招商。相當“給力”的就是巨頭投資設廠。這最快，也最容易見效。
當然也最有生态效應。畢竟，一旦台積電、英特爾、三星們落地，就會有一幫上遊配套企業落地，進而形成産業叢集，給兩個區域的材料裝置、設計企業等玩家創造增長空間。當然也會惠及許多行業的數字化程序。以歐盟說，汽車、通信、醫療、工業自動化、鋼鐵、航空等等都會有支撐體系。
當然不是否認歐美自身的玩家。它們肯定還是法案激勵的主力。
你看前段帕特.基辛格樂的。都跟佩特西會面了。歐盟一幫也是。
不過，就晶片制造多樣性、影響力、全球供應鍊可控性及緊迫性而言，台積電們确實不可或缺。必須得說，制造端是一種航母的形态。
歐美肯定也有培育獨立的新巨頭的用心。但若不經過漫長的過程，絕不可能。不要指望聯邦制下的美國、盟約下的歐洲，政府主導晶片制造項目，會有大成。那麼民主，那麼自由資本主義，僅僅決策過程就夠受的了。
你應該看到，歐盟強調，并不刻意追求完全的自給自足，這甚至還會違背市場規則。
當然，若有理想的協同，歐美各自倒是有新型的IDM模式空間的。它們的要素還是相對完整的。
這讓我突然想到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先生最近幾年一直呼籲的第三代IDM模式。也即CIDM。與早期單體企業垂直一體不同，“C”即Commune，共享、共有，參與者之間具有上下遊價值鍊協同的空間。當然也可以包括政府。
這是相對理想的模式。尤其是面向反壟斷、互聯互通、協同深化的數字經濟時代，CIDM确實有誕生的空間。歐美也是。
當然，實際落地，肯定非常麻煩。因為，随着晶片需求多樣性增加，許多過往并不存在直接競争的晶片公司、科技巨頭，突然有着相近的面孔。它們涉入的概念日益雷同。這就意味着，即便在行政指令下，形成協同，但想在一個獨立法人的盤子裡共事，那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事。這确實不是過去的分工時代了。
除非行政指令強硬，且可持續。但現實中不可能。520億美元、430億歐元之後，誰能相信歐美主事者後續能扮演核心角色。再說了，這兩個數字看似很大，若放在整個産業鍊與生态體系看，其實也不過是很小一筆。
要意識到，激勵、補貼跟後續龐大的營運開支不是一回事。行政指令可以形成政策指引，但不可能直接左右一個市場主體的成敗。
歐盟的晶片法案倒是提供了一個産業協同的思路，就是官方主導建立一些試産線，以适應更快、更有效率的創新。當然，産能也是優先供給自身的。這非常近似網際網路業的玩法了。也跟小米之類的新制造異曲同工。
事實上，半導體業也不乏此類。甚至某些微電子專業較強的頂級學院，都有自己的試驗線。
我其實蠻認同供應鍊遷移下這一次元落地的。它既能延續過往全球化背景下的産業分工體系，也能為其注入在地化的活力。
整體來說，路徑應該會趨于靈活：官方主導小規模的項目、類CIDM、外來和尚念經等等。
最終的目的，說是實作産能、供應鍊可控，甚至晶片主權雲雲，帶有地緣政治競争的用意。不要說歐美與亞洲存在競争，即便歐美之間，也是如此。它們狼狽為奸，而勾心鬥角更甚。不僅晶片領域，網際網路、整個數字經濟領域也是如此。比如，别看美國政府在一幫自家巨頭脅迫下折磨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科技企業，FB、谷歌、微軟們也反複被歐盟折磨。
這确實有安全的考量。數字經濟時代，資料主權已經落地，但真正形成拱衛與屏障，晶片業确實還是一條核心防線。
即便如此，那些渲染兩大法案、兩個巨額數字的人們，實在也不用擔心新一輪競争中中國大陸會淪為産業鍊末梢。因為，大國的需求、能力、體量、多樣性與晶片乃至整個數字化、智能化風潮的碰撞，蘊含的創新空間，毫不遜色。半導體業無論多受全球推崇，它始終還是一種工具屬性。隻要是工具，對于中國人來說，新的周期，就不是真正的事。
在我看來，一旦歐美兩大法案真正落地，它們各自生成的産能、能力，不可能隻靠自己内部消化。它們必定還是要依賴更為龐大的市場與場景。中國的優勢要素不會消失。
而我們過去割裂的商産學研政等要素，今日已成分布式的智能格局。
盡管前路仍有晦暗，内部壓力與外部鉗制交織，但我始終堅信，大國半導體業睥睨全球的核心能力生成，就在未來5到10年。事實上，這種能力更多建立在其他要素協同之中。所謂功夫在詩外。這也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