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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跟流量過不去的中國足球調查

作者:孫紅沒有雷

有太多的基層人,建構起了所謂的“中國足球”。大多數人的故事,您沒機會看到。

年前年後,即使在冬奧會的背景下,足球也格外熱鬧。

和日本越南的兩場比賽,面對幾近無緣出線的局面,中國男足都輸掉了,他們挨了整整一個春節的罵。

而中國女足在亞洲杯上,一次又一次實作落後逆轉的好戲,拿到了冠軍,實作了精神和結果的雙豐收。

女足的勝利,并沒有引起大家對于整個女足群體的廣泛關注。最先能看到的消息,是誰給女足贊助了多少錢。并經由女足男足到底誰該賺得更多,開始質疑男足憑什麼賺那麼多,進而開始大範圍進行對男足的聲讨。

一篇跟流量過不去的中國足球調查

聲讨...甚至是教唆自殺。

對一件事的議論,有成千上萬的參與者,且人人都要發聲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具體的内容。比如大量出現的“男足解散”意見,喊話的人恐怕不會考慮這件事在實操層面的問題:由誰引導,涉及哪些人,需要幾個步驟,如何排列優先級,要注意哪些細節。

解散還需要考慮這麼多麼?需要的。你看那麼多俱樂部資方都不玩兒了,真正“解散”的不多,都是轉讓或者停止營運或者空殼無下文。他們為什麼不解散呢?因為解散就要負責了。但千萬不能追着那些喊“男足解散”的人一一論證這些問題,回憶一下,唐僧在《大話西遊》裡挨了多少回打。

特意貧上幾句,因為接下來的話題,比較嚴肅。

中國女足亞運會奪冠的那一晚,北京女足仍處在困境中。

2016年底,北控城市發展集團與北京市先農壇體校合作,注冊了北控鳳凰女足俱樂部,北控城發持有100%俱樂部股權。雙方的第一個合作期是6年,目标是3到5年拿到職業聯賽冠軍。

入股入資後,北控鳳凰女足開始了大規模的引援,三年時間裡,劉杉杉、趙容、徐歡、楊曼、王飛、馬曉旭、張琳豔陸續加盟。球隊引進了剛剛帶領林雪平女足拿到瑞典聯賽冠軍,并打進歐冠8強的主帥金·比約克格倫,還有大量的世界級外援:西班牙國家隊隊長維羅妮卡·波克特、南非國腳特姆比·加特拉納和琳達·莫特哈羅。

引援沒有迅速改變成績,2017和2018年,北控鳳凰女足在女超聯賽都排名第6位(共8支球隊參賽)。此後,球隊主帥換成了執教至今的于允,他帶領球隊在2019年獲得聯賽第5位,2020年上升到聯賽第4位(2020年參賽球隊擴充至10支)。

成績逐漸上升時,傳來了突發消息。2020年12月31日,北控城發方面向北京市先農壇體校聲明,2021年将不再向球隊注資。給出的理由,是合作期雖然為6年,但承諾投入的資金總數,已在前4年全部完成。而體育局方面希望堅持打完2021年全運會,球隊保留。

這件事給球隊帶來兩個主要後果:

一是所有從業人員的收入大打折扣。教練團隊和球員的收入分成兩部分,一是固定工資和各種補貼,來自于先農壇體校,教練的具體收入和職稱挂鈎,球員的具體收入和身份挂鈎:有北京戶口的正式球員和非北京戶口的協定球員大抵相同,試訓球員(級)的收入隻有前者的7成。

但他們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北控提供的訓練費,工資和訓練費的比例大約是1:2。收入最高的球員,總年薪可以到一百萬。

現在,他們占大頭的收入沒有了。

二是俱樂部沒有轉會費預算了。這件事更容易了解,就是買不了人,隻能在自由轉會市場上想辦法。

但是,隻剩下了工資和補貼,北京女足所提供的待遇在市場上沒有任何吸引力,别說無法引援,還要面臨人員流失的狀況。

徐歡和張琳豔離隊了,甚至常年在北京隊的古雅沙也離隊了。

人員流失帶來的是成績下滑。2021年,北控鳳凰女足聯賽排名下降到第8位。而這一年的全運會,古雅沙、張琳豔、王飛等球員代表北京參賽,球隊最終排名第4位(為什麼能有兩套班底,您往後看)。

2021年12月31日,北控和先農壇體校簽署協定,北控将俱樂部的管理權和球員注冊權交還給先農壇體校,提前結束6年合作期。

球員注冊截止日期臨近,北京女足是否能找到新的合作夥伴,仍然沒有定論。這意味着,如果新賽季找不到贊助商,北京女足将持續上一年的惡性循環:沒有更多收入、沒有轉會費、人員繼續流失。

眼下,剛剛代表中國隊拿到亞洲杯冠軍的王妍雯,是最有可能離開的球員。趙容已經決定退役,王晨也将退役,新賽季會和馬曉旭一起進入教練組。于允已經從U-18梯隊調入10名年輕球員,為新賽季做着準備。

“年輕球員肯定無法馬上代替有經驗的老隊員,輸球是很可能要複出的代價,但輸球很難受,是誰也不想要的結果。這賽季起碼我們要保級,起碼别在下賽季去打女甲。”于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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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允曾作為王海鳴教練組的一員執教北京女足。“過往那麼多教練都帶過北京女足,我就是不希望,北京女足在我這兒沒落了。”這不是他第一次說這句話,全運會賽後的采訪,他也是這麼說的。

為什麼燒錢的4年,北控鳳凰女足仍然沒能拿到冠軍呢?脫離了企業注資,女足怎麼能活下去,怎麼能活得好呢?為了搞清楚這些理由,我們還要說很多事。

北控正式“入局”,是在2016年末。而權健入主大連女足,則是2015年10月的事。

2016年2月,《半島晨報》的一篇報道記錄了大連權健女足的新聞釋出會,那次釋出會上,權健集團的老闆束昱輝說:“權健去年收購大連女足時,像馬曉旭這樣的女足名将,工資才一萬多元,像很多男足水準較好的球員,一年的年薪是一千萬元,女足的待遇與他們相差太遠。能在世界上為中華民族和祖國争光的中國球隊,卻沒有得到人們的關注和社會的支援,沒有拿到好成績的球隊,反而得到人們的關注和追捧,我認為這樣是不正常的。我來給她們發高薪,我來尊重她們,我來鼓勵她們。”

6年後的今天,關于男女足隊員的收入對比仍然可以成為熱門話題。束昱輝的話放到現在,一定迎合輿論。但當時,束昱輝也曾提出5年培養10名球員入選國家隊的目标,這早已無從談起。

無論如何,當時的權健的确提高了隊員們的收入,也吸引來了王霜、王飛和李冬娜的加盟,同時引進了三名巴西國腳法比亞娜、加布裡埃拉和丹博拉。并在一年後把三名外援全部更換,又引進了非洲足球小姐,效力于阿森納的阿西薩特·奧紹拉。後來還引進了如今的中國女足隊長王珊珊。

從2016年到2018年,大連權健女足拿到了女超聯賽的三連冠。

事實上,在權健入主之前,大連就已是女足強隊,奪冠之前的2015年也僅次于上海獲得亞軍。球隊原有班底中,馬曉旭、畢曉琳、龐豐月、高晨、宋端等人都是國腳。

變化發生在奪得三連冠的兩個月之後。

2019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機關對權健自然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涉嫌組織、上司傳銷活動罪和虛假廣告罪立案偵查。截至2019年1月7日,已對束昱輝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10天後,大連權健女足微網誌最後一次更新,标題是《全華班戰塞普勒斯勁旅,大連女足仍在戰鬥》。實際上,俱樂部已經陷入混亂,龐豐月、馬曉旭、王珊珊紛紛在轉會窗内離隊。之後的2019賽季女超聯賽,球隊更名大連女足,在10支參賽球隊中排名墊底,雖然附加賽戰勝了河北華夏幸福保級,但還是在年底宣布解散。

大連女足解散前兩年,天津彙森女足宣布成年組退出職業聯賽。在官方公告中有這麼幾句話:“女足的發展離不開舉國體制,2015年以前,俱樂部一年投入大幾百萬就能解決經費需求,2015年以後,随着女足市場的變化,運動員的待遇成倍增長。今年全運會結束後,我們俱樂部預估明年投入在2500-3000萬之間,如今後發不起孩子們工資,豈不是更對不起這些可愛的孩子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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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正是女足金元時代的開端。那一年,樂視贊助了剛剛改制的女超聯賽,并提供每輪兩場的直播。當然,相比更早開始燒錢的男足,女足的“燒”并不猛烈,投入無論從翻倍程度還是總額都遠遠無法比肩。

但天津女足還是耐不住,離開了。而權健突變之後,大連女足留下的營運成本太高,以至于無人能接,同城的大連一方,也就是如今的大連人另行組隊,從女甲重新開始打起。

許多人呼喊的“男女足同酬”,沒有任何有能力的人敢去實作。建立在舉國體制,根本上是為市運會、省運會、全運會和奧運會服務的中國女足,不僅無法在商業領域裡賺回行業營運成本,甚至大多數俱樂部,都很難創造收入。

“女足隊員理應獲得更高的收入”,這句話有力而正義,這結果我也願意。可以“燒錢”,問題是,錢從哪兒來?義憤填膺本身可不賺錢。

中國女足俱樂部的營運成本和隊員的工資收入在世界範圍水準如何?在國際足聯的《FIFA Benchmarking report - Women's football》(女子足球基準分析報告)中,給出了許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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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聯賽俱樂部年均營運支出,中國排名世界第一位。

其中工資占到總支出的56%,這一比例僅次于澳洲和泰國位居世界第三位。

而收入方面,贊助占42%、協會提供占26%、沒有具體描述的“其他”占22%,這三樣就達到了俱樂部平均收入的90%。

但在贊助商的數量上,中國的俱樂部隻有個位數,排在世界中下遊。這項資料,并不能直接說明俱樂部獲得贊助的總額,但能說明該國家女足的市場化水準。排名靠前的都是發達國家,而2010年才擁有女足頂級聯賽的英格蘭,也來到了排名中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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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曾打進女足世界杯半決賽的曾有11支球隊,有趣的是,和上圖對照,其中9支球隊出現在上圖的前十位。而巴西和中國兩個開發中國家,一靠輸出球員,二靠舉國體制,都不是典型的歐美市場經濟。

而高贊助率并不等同于高上座率,在場均上座人數上,美國遙遙領先,被許多人吐槽“沒人關注”的女超聯賽,在2019年的上座為1840人,排在世界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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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上座最高的比賽,達到了11863人,對陣雙方是北京和武漢。

回到文初,那一年年末,北控宣布停止投入。回頭想,那年參加聯賽和參加全運會的,并不是一套班底。隊員以租借的方式加盟其他俱樂部,但所屬權仍留在地方體育局(或足管中心),留的是打全運會的資格。舉國體制的比賽成績,才是份量最重的部分。

還有很多關于世界女足發展狀況的資料:比如57%的俱樂部沒有銷售季票;70%的俱樂部是虧損的;66的俱樂部隸屬于男足俱樂部;平均每家俱樂部的預算是70萬美元;80%的俱樂部擁有健身房;21%的俱樂部擁有遊泳池;73%的俱樂部有戰術會議間等等…

略作分享,拓寬視野,不多評論了。我們還要回到正題。

國際足聯的這份女足報告中,關于中國女足的部分隻涉及參加2020年女超聯賽的10家俱樂部,比賽也隻涉及女超聯賽。恐怕難以反映更深層次的中國女足情況。

在女足的層面上,是否要從舉國體制向純粹的市場化過渡,各地的做法并不盡相同。

2019年代替大連女足在女超聯賽中奪冠的,是江蘇蘇甯女足。

2016年初,蘇甯集團旗下的蘇甯體育産業有限公司,全資注冊了江蘇蘇甯女子足球俱樂部。在加大投入後,拿下了2017-2019年的足協杯三連冠、2018和2019年的女足錦标賽兩連冠,以及2019年的女超冠軍。

2021年初,蘇甯集團突然宣布,停止營運江蘇蘇甯足球俱樂部,除了剛剛拿到中超冠軍的男足,受波及的還有女足。

這一年,她們以江蘇隊名義參加了2021年女超聯賽,雖然外援離去,但仍然打進決賽,連續第二年獲得亞軍。

同樣面對撤資後的強烈震動,為什麼江蘇女足更加穩定呢?

1998年,江蘇女足建隊,起初很多隊員,都是從田徑轉向的。

1999年,女足項目進入了江蘇省運會,江蘇開始發展女足項目。

那一年,王建軍進入了蘇州市體校,退役後他先是在上海體育學院讀書,畢業後成為了體校的女足教練,負責組建1987/88年齡段女足隊。包括這支隊在内,當時的蘇州體校,一共隻有兩支年齡段的女足隊。

“當時踢球的孩子不多,都是我們從各個地方‘白闆’選過來的,最小的孩子12歲。”

基本的模式,是像蘇州這樣的地市隊參加省運會,優秀球員被挑選進入省隊,參加全國比賽。當時的江蘇省體育局和人事廳就共同出台了政策,與徐州師範大學(今江蘇師範大學)合作,讓1985/86的江蘇省隊隊員在18歲的時候都上了大學。

再到2010年左右,江蘇省為女足增加了更多獎勵政策:在全運會上打進前3名的球員,可以在退役時選擇一次性的退役費安置,或者進入編制的工作安置。

受惠于這項政策,多名江蘇籍女足國腳在退役之後,開始了她們的基層之旅。宋曉麗在蘇州、周高萍在泰州、翁新芝在無錫。

優惠的政策帶來的是穩定的人才産出:張豔茹、翁新芝、周高萍、周菲菲、曾瑩、馬君、楊麗、葛洋,一批批的球員入選了國家隊。拿到亞洲杯冠軍的中國女足陣中,李夢雯、吳澄舒、姚淩薇、王曉雪都出自江蘇。

其中李夢雯,便是王建軍作為教練帶隊時挑選的球員。

“她當時是練田徑的,跑400米,參加蘇州市田徑運動會的時候,我們挑上的。當時我們跟家長做了些工作,才允許她踢球。後來覺得李夢雯發展得不錯,就讓她弟弟也去踢球了。”王建軍說。

在基層當了16年女足教練後,王建軍成為了蘇州體校的副校長,主管足球工作。如今,他是蘇州市太湖足球運動中心理事長,目前已經回國的中國男女足兩支球隊,就在太湖基地封閉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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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之前,我們的隊伍都放在體校,當時隻有1塊11人制場地,1塊8人制場地,和3塊5人制場地,發展不了更多梯隊。後來合作成立了現在的太湖足球運動中心,才有了拓寬隊儲備的基礎。”

如今的太湖基地擁有近20塊足球場,2019年開始,蘇州體校陸續組建了2005/06、2009、2010、2011、2012、2013和2014共7支不同年齡段的女足球隊,目标是每年增加一支隊伍。

“男足國小我們是走訓,到國中年齡時,和高新區實驗國中合作,進行寄宿制的精英化教育訓練,周末到基地訓練。女足目前還是全集中制,像2013/14的兩支隊伍,我們和香山實驗國小合作,平時吃住都在中心裡,每天大巴車接送上學和訓練。”王建軍介紹,食宿費用體校有補貼,要交得很少,至于教育訓練費用,小球員是不需要交的。眼下寒暑假的訓練,隊員都是吃住在太湖足球運動中心的配套酒店裡。

“體校還會請老師補課,會在冬訓時跟到隊裡,保證孩子文化不落下,這些都是免費的。”王建軍說:“隻有大約1/3到1/4的孩子能到職業隊,我們至少要保證每個孩子都能上大學。”

眼下參加了省運會的蘇州女足隊員,大多都是一級運動員,至少也是二級,她們大多會進入各個省隊。沒有進入江蘇省,而是交流到其他省隊的隊員,蘇州體校會和對方簽協定。

“我們在協定裡規定,對方省隊必須保障孩子上大學。”王建軍說。“也會有沒有進入省隊,留在蘇州的孩子,我們也會繼續保障她們的文化教育。即使不踢球,将來也要工作。”

未來,王建軍希望把太湖足球運動中心打造成“國内領先世界一流”足球運動中心,同時完善科研、康複保障。2023年的目标是把太湖足球運動中心更新建成新型足球學校,成為國家級的足球後備人才基地。

“現在,我們的梯隊出去打比賽,都是飛機去,飛機回。條件很好,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王建軍說。

兩年間,太湖基地承接了男女足、中超、各級教練員裁判員教育訓練班等大量活動。如今這兩年的風生水起的背後,是基層人過往20年的持續工作。

别說羨慕,誰羨慕誰幹20年。

在江蘇,有13個地市為省隊提供人材,蘇州體校是其中的一個。這意味着,每個年齡段,大約有400個孩子可供挑選,這數字看起來并不誇張,但還在逐年增長中,我們試想一下,如果再有20年......

相比之下的北京,每個年齡段可供挑選的精英序列女足,大約是100人。“一線隊幾乎沒有北京本土的球員。”于允說:“很多傳統正在丢失。”

受制于戶口、學籍等諸多問題,目前的北京,讓孩子能兼顧學習和精英化足球教育訓練的方案極為有限。于允作為一支球隊的主教練,解決不了這樣龐雜的問題,但他,卻要因這些問題,而付出成績的代價。

給大連隊和天津隊帶來動蕩的資本,以及和江蘇分道揚镳的體系化人才培養基礎,合在一起,才是北京女足眼下陷入困境的完整原因。

如今,蘇州體校女足最小的孩子是一年級,比1999年王建軍剛開始招女足時,提前了6年開始接觸足球。

而上海普陀女足,已經覆寫到了幼稚園大班。

寫文章這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發了一條片子,标題中有錢惠的名字。本以為是奪冠後制作的,點開後才發現是2011年的老專題了,記者是前五星體育的徐隽。

一手的拍攝和采訪,15分鐘的篇幅,是眼下國内足球内容裡,幾乎見不到的制作了。片中,錢教練說:“隻要我不退休,一定把足校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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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惠教練到今天仍然工作在一線,隻是賽後新華網的采訪中,她的模樣變化不小。28年的基層青訓教練工作,是許多人難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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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下來的結果,就包括這批女足亞洲冠軍隊中的唐佳麗、張馨、楊莉娜和趙麗娜。

如今,錢惠教練的丈夫張翔也已經是普陀女足所屬的普陀區青少年業餘足球學校的校長。女足隊的營運模式也更加穩定,和金沙江國小以及梅隴中學的合作,確定孩子們在足球教育訓練的同時,能夠完成學業。

回到剛剛提到片子誕生的2011年,水慶霞帶領上海U-17女足拿到了全國U-17女足錦标賽的冠軍。很多錢惠教練培養出的球員,都進入了水慶霞帶的青年隊,和後來帶的上海女足。

而水慶霞的丈夫王嘉明,則是上海女足現任領隊,這又是一對足球夫妻檔。

今天,水慶霞帶領着中國女足,帶領着上文提到的那些隊員們,時隔16年拿到了女足亞洲杯冠軍,一時舉國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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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隊員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她們如何走上足球道路,如何一步步進入國家隊,背後都有人,都有故事。

有太多的基層人,建構起了所謂的“中國足球”。

我想分享兩份2015年的調查表,當時,中國女足U-14正在香河基地打幾乎沒有任何媒體報道的U-14女足東亞錦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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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調查表來自于當時14歲的張琳豔。問題9裡,我問道:“一年的時間裡,每天平均有多長時間和父母在一起?”

她的回答是:“一年兩次,每次十天。”

我提問的機關是“天”,她回答的機關是“年”。

現在,她是中國女足亞洲杯奪冠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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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調查表來自于當時中國U-14女足的主教練鄭茂梅。問題10裡,我問道:“希望将來可以做的事是?”

鄭茂梅的回答是:“培養出更多的女足後備人才。”

7年之後,鄭茂梅的身份是中國女足U-17的助理教練。說到做到。

當時的調查内容,曾寫過文章:《一份關于14歲足球少女的調查報告》 ,可以點選回看。您看過,會對深耕于足球的人,有更深感受的。

十年不短,足以讓我們忽略許多個體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努力細節。如今中國女足的奪冠,有機會讓我講出這些人的故事,有機會讓各位看到。二十年不短,在中國足球環境裡一邊挨着罵,一邊堅持試錯前行的人,着實不少。大多數人的故事,您沒機會看到。

女足的資料不成系統,特别有限。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其中有人告訴我:“盡量别寫我名字啊,不想借着女足熱度出風頭,我就想踏踏實實幹自己的工作。”

我真心希望,每個踏實工作的人都能賺更多的錢。無論是女足還是男足,無論跟足球有沒有關系。我真心相信,能讓大家都賺到更多的錢,最穩的辦法是每天踏實工作。

最後...說回整個中國足球,誰也别代表誰

去年中超聯賽的尾聲,重慶隊保級之後,我看到了一段視訊。球隊的隊員、教練和從業人員圍作一圈,主教練張外龍隻說了幾句話,大家就都忍不住,開始各自哭泣。整個賽季,他們隻拿到了所有收入的1成。

沒有收入的情況下,要用保級為自己不确定的未來拼一把,資金問題帶來的許多細節,蔓延在每個人身上,人與人之間,對于集體項目來說,很可能是緻命的。

一篇跟流量過不去的中國足球調查
一篇跟流量過不去的中國足球調查

我一時沖動,通過球員表達,想跟張外龍指導約見一面。大約36個小時之後,我在重慶見到了他。

我說:“我并不知道為什麼要來,也不知道具體要幹什麼,隻覺得應該找您聊聊,畢竟能為足球哭的人不多。”

他從卧室拿出一個小筆記本,和塞滿紙的藍色分頁檔案夾,翻開給我大緻一看。小本上是他日常随手寫的筆記,檔案夾裡是之前所有的訓練内容和比賽計劃。

“如果有一天我離開中國的話,我會把這些都留下,盡可能的幫助中國足球。”張外龍說。

還有很多談話内容,以及我所了解的他的故事,對緣分再說吧。

那之後,張外龍并沒有立刻離開中國,而是跟着俱樂部一起,開着股份改革會議。像重慶兩江競技一樣,經曆過金元足球,承受着工資拖欠的俱樂部,是國内男足俱樂部的大多數。

新年假期已過,身邊很多的球員,在已被拖欠了數月甚至年餘工資,不清楚下一筆工資什麼到賬的情況下,已經離家,開始了新賽季的集訓備戰。

這個行業的從業者之是以挨罵,是因為他們選擇了這個行業,但沒能擊敗國際對手。其實,生活中的大多數人,不都是如此麼?而收入的部分,除了能力,還與行業相關。有的人趕上了,有的人沒趕上,僅此而已。

壬寅年之國中國足球因男女足兩支國家隊成績差異所帶來的劇烈動蕩,還會在未來一段時間被讨論,制造出養分有限而雜質衆多的流量。人們會忘掉許多具體的事實,而記住許多難辨真僞的段子。和病毒一樣,在人傳人的過程中,這些資訊會增加傳播性和刺激性,但絕不會增加真實性。

與此同時,在行業基層工作的人,仍在工作。

誰會讓這個行業變得更好呢?

晚了點兒,祝大家新年快樂。

文/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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