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2019年第25期《三重生活周刊》原标題為《制作喜劇的巴勒斯坦導演》
作為可能是唯一一部巴勒斯坦喜劇的導演，Elijah Suleiman憑借《必須是天堂》獲得了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法比尤西獎和主要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别獎。敏感的身份背景之間的對比，以及電影風格之間的對比，與大衆的期望不符，給了伊利亞·蘇萊曼和他的電影更多的解釋空間。
記者/宋世軒
在"必須成為天堂"中，Elijah Suleiman離開了她的家鄉，在巴黎和紐約的街道上徘徊，尋找新家。
來自巴勒斯坦
伊利亞·蘇萊曼（Ilya Suleiman）在戛納電影節期間的每次亮相都值得注意。無論是走紅毯，參加新聞釋出會，還是坐在海邊喝咖啡，他總是頭上戴着一頂淺黃色的帽子。帽子下面是一副黑框眼鏡，白色的小胡子和隐約露出的角相連，帽子、小胡子和眼鏡不時地遮住眼睛落在别人身上，這是一副冷眼，有時還迷惑着一雙略帶諷刺的眼神。
伊利亞·蘇萊曼的形象在新片《一定是天堂》中幾乎沒變。在他自己執導的電影中，蘇萊曼飾演自己，一個一直在路上的巴勒斯坦導演。蘇萊曼不以為然地留在拿撒勒，經常處于政治漩渦中，不斷受到鄰居的幹擾，他決定起床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外的城市尋找一個安靜祥和的新家。
第一站是法國巴黎，然後是紐約，在那裡他穿越了曾經流行的自由，民主甚至浪漫的标志性城市，試圖與城市中的人們打交道并在那裡繼續他的電影事業。但徘徊了很久之後，他發現，在他幻想的這些城市裡，恐怖和暴力也存在，人們也處在緊張和不安全的氣氛中。蘇萊曼很失望，他找不到想象中的烏托邦，最終回到了拿撒勒，在那裡他試圖逃脫。在那裡，他繼續面對日常生活的暴力和荒謬，并試圖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來妥協尴尬的身份和社會環境，以及與喜歡利用廉價的鄰居和諧相處。
導演伊利亞·蘇萊曼（Elijah Suleiman）在電影中設定了許多小場景和生活景觀，并在其中放置了尴尬，有趣的橋梁片段，而演員伊利亞·蘇萊曼（Elijah Suleiman）作為觀衆，總是在現場，用他标志性的困惑和平靜的眼睛觀看這一切。
這是一部輕喜劇，但以Elijah Suleiman的身份，"Must Be Heaven"有更多的閱讀空間。
這位59歲的導演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拿撒勒，這是耶稣的故鄉，也是他在随後的幾十年裡失去的家。蘇萊曼7歲時，第三次中東戰争爆發，其中以色列占領了整個巴勒斯坦領土，更多的阿拉伯人被迫流亡到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和世界各地，蘇萊曼正式失去了他的國家。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Emile Kusturica）的電影《地下世界》（Underground）有一句諺語："曾經有一個國家叫南斯拉夫。蘇萊曼十幾歲時的心态與庫斯圖裡卡相似。盡管随後宣布巴勒斯坦建國，但承認國家權利和個人身份的困難，加上長期的阿以沖突和複雜的政治和宗教環境，使蘇萊曼作為"巴勒斯坦導演"的地位成為他和他的電影的公衆視角。
《一定是天堂》在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法比尤西獎和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别獎
《一定是天堂》在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法比尤西獎和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别獎，這更像是電影界的"諾貝爾和平獎"，經常被用來獎勵像蘇萊曼這樣具有特殊身份的導演，他們從人文主義或反思的角度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
作為一個可能是"唯一的巴勒斯坦喜劇"的導演，蘇萊曼并不回避自己的身份與電影藝術之間的關系，甚至在他的作品中調侃它。在"必須是天堂"中有一個場景，蘇萊曼遇到了一位制片人，他看到了他的電影計劃，并委婉地拒絕了它，因為它"不夠巴勒斯坦"。在制片人看來，蘇萊曼并沒有充分利用他的磨難，一部巴勒斯坦幽默喜劇的票房安全遠不如向觀衆展示戰争、憤怒和流離失所。"這是真的，它發生在1990年代，當時我正在準備我的第一部電影。蘇萊曼解釋了這座橋的起源。
除了他自己的經曆，蘇萊曼打破了并重組了更多對生活的觀察，創造了諷刺的場景和橋梁片段。在拿撒勒，一位鄰居經常去蘇萊曼家偷水果。拿起鄰居的果實，也别忘了在地上種一棵新樹，導演用這個比喻了以巴關系。在巴黎著名的杜利花園（Dooley Gardens），人們坐在噴泉周圍緊張地捍衛着他們的綠色椅子，男人和女人站起來，椅子滑稽地粘在他們的臀部上，人們拿着椅子移動，每個人都對争奪"領土"和所有權的鬥争保持沉默和禮貌。蘇萊曼坐在街上喝着咖啡，四名警察突然出現，空氣中爆發出一陣緊張，但下一秒，警察掏出一把尺子，開始測量店面的戶外裝修是否符合規範。在巴黎空蕩蕩的街道上，坦克在街上遊蕩，在這種氛圍中，每天飛越巴黎的飛機，留下彩色煙霧，就像戰鬥機一樣可怕。
在紐約，蘇萊曼受邀參加了一場以巴勒斯坦人為主角的演講，主持人每人介紹一次，觀衆爆發出連續的掌聲，導緻主持人不得不問大家，每次介紹隻允許一個整齊的掌聲。紐約人熱烈歡迎巴勒斯坦人，但在中央公園，各種行為的表演早已司空見慣，一群警察拼命追逐一個長着天使翅膀的女孩，她身上畫着一面巴勒斯坦國旗。然後，在紐約的一家超市裡，蘇萊曼看到每個人都帶着槍，甚至火箭發射器，好像是書包或購物袋。
"整個世界就像巴勒斯坦的縮影，恐懼，不安和困惑無處不在，無論他們在哪裡的家園，他們被流放的地方，這就是我想呈現和探索的這部電影。蘇萊曼說，《必須是天堂》找到了比以前作品更常見的主題。
漫遊車
拿撒勒、巴黎、紐約這三個城市都是蘇萊曼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作為一個早年"失去家鄉"的人，蘇萊曼在電影内外都把自己定位為漫遊者和觀察者，他的想法和創作靈感來自他對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文化變遷的觀察和反思。
《一定是天堂》是蘇萊曼的第四部電影，在花了10年時間，把《消失文明的編年史》、《上帝的幹預》和《時間靜止》等所謂《巴勒斯坦三部曲》之後，他把視野轉向了更廣闊的空間。曾經，巴勒斯坦是世界的縮影，而在《一定是天堂》中，世界各個角落的荒誕景象成為巴勒斯坦的縮影。
蘇萊曼在他的電影中一直呈現兩個元素，殘酷的政治和骨子裡的幽默。前者是由他不斷增長的經曆帶給他的，而後者是他對電影美學的需求。
基于這兩種追求，幾乎從第一部電影開始，蘇萊曼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他進入電影界并不早，算作大批晚成，36歲完成長片處女作《消失文明的編年史》。"當拿撒勒在那裡時，隻有一家電影院，看電影的機會很少。蘇萊曼說，直到今天，他在導演的書中看的電影還少，"甚至不比很多普通觀衆多"。
對這部電影的興趣始于他21歲時作為非法移民來到紐約。在紐約的頭幾年，蘇萊曼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他不得不努力工作以維持生計。但紐約畢竟是一個大城市，他開始去那裡電影院并産生了興趣。在一次采訪中，他提到他的一些朋友還在上學，朋友帶他去紐約大學看電影，經常通過消防通道進去，在電影院點亮之前悄悄離開。是以，很多電影都看不到結局。
30歲時，蘇萊曼寫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并把它拍成了一部短片。"我不知道如何寫劇本，更不用說如何制作電影了，我完全是在波蘭斯基的《唐人街》劇本上畫一隻老虎。蘇萊曼說。
雖然他沒有看過很多電影，但蘇萊曼看過很多電影制作人寫的文章和書籍。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更關心偉大的導演是如何通過電影獲得聲音的，甚至是抵抗的力量。"當我讀戈達爾的書時，我對他的作品一無所知，我隻是被他獨特的叙事結構所吸引。蘇萊曼說，由于他的背景，他從小就被邊緣化，是以他被好萊塢先入為主的、更主流的巴勒斯坦故事所排斥，他想找到自己的講述方式。
1994年，蘇萊曼離開紐約，搬到了耶路撒冷。他開始在約旦河西岸的比澤特大學任教，并出于自己的興趣，在大學裡開設了電影和媒體專業。也是在回到中東之後，我開始制作自己的真實電影。兩年後，長片《消失文明編年史》完成。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說服力的電影。這部僞紀錄片風格的電影帶有半自傳色彩，講述了導演蘇萊曼尋找根源的故事。阿拉伯身份和文化危機在電影中随處可見。
到了《上帝的幹預》和《時間靜止》還在的時候，蘇萊曼的反叙事，幽默和諷刺的風格就更強了。他仍然在電影中扮演自己，仍然在城市和鄉村散步，看着周圍發生的事情。蘇萊曼作為導演，健談，但影片中的蘇萊曼台詞很少，是一個純粹的觀察者。
就像《一定是天堂》一樣，幽默和荒謬存在于他的每部電影中，它們往往最終指向政治和身份尴尬。在"上帝的幹預"中，一個巴勒斯坦男孩用核桃炸毀了一輛坦克，撐杆跳在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牆上，以阿拉伯學生為主的拿撒勒國小在希伯來歌唱比賽中獲得了一等獎。蘇萊曼想認真地展示和探索這些問題，但他總是以輕松的方式呈現它們，因為他一直對《必須是天堂》制片人渴望看到的那種巴勒斯坦電影感興趣。
"很多時候，當你認為一部電影很有趣時，并不意味着事情和背景都很有趣。蘇萊曼說，他隻是想在提出沉重的問題時更加放松和溫柔。
在Elijah Suleiman的電影中，他經常扮演觀察者的角色，帽子，眼鏡和局外人的手勢成為他的标志性形象。
采訪導演伊利亞·蘇萊曼
《三重生活周刊》：電影中有一個有趣的場景，你扮演的英雄把電影項目帶給了投資者，他們聽到一個巴勒斯坦導演想拍一部幽默的電影，就拒絕了。它來自真實的經驗，對吧？
Elijah Suleiman：這是真的，它發生在1990年代，當時我正在準備我的第一部電影。當時，一位巴勒斯坦導演在歐洲左翼世界并不受歡迎，因為他想拍一部幽默的電影。不僅在投資者層面，而且可能不在觀衆層面，一位巴勒斯坦導演希望在他的電影中看到暴力，痛苦和流離失所，這是符合期望的。
《三重生活周刊》：幾乎從第一部電影《消失的文明編年史》開始，你就采用了這種幽默、貼切的拍電影方式，而且越來越傾向于沒有線對線的對話，你是如何确定這種風格的？
伊利亞·蘇萊曼：我可能是唯一一個拍過幽默喜劇的巴勒斯坦導演。事實上，我從小就發現，在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下，我們生活在一個總是有很多絕望荒謬的環境中，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并以幽默的形式存在。在我的成長、旅行和觀察中，荒誕的幽默無處不在，關鍵問題是如何選擇這種荒誕誕生的時刻，在電影、藝術中，以及它的現實和文化語境中，幽默可以成為某種抵抗的武器。當我用圖像來呈現這種幽默時，觀衆更容易記住這些場景，以及導演在大銀幕上體驗時想要表達的内容。很多時候，當你發現一部電影很有趣時，它所表達的東西和背景就不有趣了。
《三合會生活周刊》：因為你的巴勒斯坦身份，這部電影中的幾乎每一個隐喻，每一個橋梁片段，都與你的背景、你的巴勒斯坦政治背景有關，這是否令人不安，或者這是真的？
Elijah Suleiman：正如我所說，對地理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期望，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這樣的地方，人們對巴勒斯坦電影應該是什麼樣子有先入之見，對法國電影，冰島電影也有類似的期望。我是巴勒斯坦人，我的電影是巴勒斯坦電影，就像法國導演的電影必須是法國電影一樣。但我不希望我的電影達到這種期望，它不應該隻針對巴勒斯坦的這一部分。我一直試圖解構強加的民粹主義印記，這些印記實際上是由土著藝術家根據自己對巴勒斯坦的看法共同建構的，他們擔心如果它們消失，他們的藝術靈感就會消失。
但在我看來，巴勒斯坦的背景給了我更多看待世界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不僅看到了巴勒斯坦的不公正，而且看到了世界每個角落的類似問題。
三重生活周刊：這個觀點是《必須成為天堂》的靈感來源嗎？
Elijah Suleiman：電影中的三個地方，我的家鄉拿撒勒，巴黎和紐約，這些是我住的地方。在其中，隻要仔細觀察和感受就會發現，巴式的荒謬與沖突無處不在。你去歐洲，北美，非洲，南美...類似的糾紛和麻煩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每個人，尤其是電影中展示的中産階級，都陷入了一種疏離感、家和流亡感。
Triple Life Weekly：當你試圖在日常情節和幽默橋梁片段中呈現這種抽象的感覺以及政治和經濟背景時，你如何捕捉生活中的這些場景和靈感？
Ilya Suleiman：這并不難，隻要你像我一樣坐在咖啡店裡，每天喝酒吃飯，你就能像我一樣看到這一點。在呈現圖像時，我希望每張圖檔都有許多層次，創造一個開放的空間，給觀衆以民主的形象。電影提供非線性圖像，觀衆可以從分散的片段中讀取圖像資訊，參與圖像和故事的建構。包括被限制在台詞上，甚至連台詞上，也是因為我不想在電影中直接發送太多露骨的資訊。我要挑戰傳統導演的視覺權威，這就是我想在自己的電影中嘗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