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 | 來源
尹鴻 | 作者
《人世間》作為“新春大戲”，在央視一套黃金檔和愛奇藝熱播，顯示出時代和觀衆對現實題材文藝創作的熱情渴望，也反映了電視劇在現實題材道路上的重要收獲。
無論是過去一百多年間中國艱苦卓絕的現代國家轉型之路，還是過去七十年新中國對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複興道路的艱難求索，多少世事滄桑、多少生離死别、多少天翻地覆、多少苦盡甘來，我們每個人身邊、每個人的家庭幾乎都有許多讓人柔腸寸斷的命運故事。
可以說，百年中國用無數鮮活的生命為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故事寶藏”。
這正是梁曉聲先生的小說《人世間》的現實基礎。
小說用人世間的“周家三代”，濃縮五十年中國充滿戲劇性的時代大背景，刻畫了大背景下人物命運充滿戲劇性的大悲歡。
小說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成為半個世紀中國的一部“百姓生活史”。
這部百萬字的小說為電視劇提供了堅實的文學保障。
李路執導并擔任總制片人，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主演的這部《人世間》，站在文學的肩膀上，如同同樣根據“茅盾文學獎”作品改編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等，獲得了更加廣泛的大衆傳播，引發了更多“過來人”的曆史記憶，同時也用共情的方式激發了更多“後來者”的曆史回望。
《人世間》采用的依然是中國叙事中最主流的“家國”套層叙事。家在前景，國在後景，以家寫人、以人寫家，人運與時代相關、家運與國運相連。
劇中北方某城市的周家三代人，有勞工周秉昆（雷佳音飾）和周父（丁勇岱飾），知識分子周秉義（辛柏青飾），也有帶有濃重文藝青年色彩、後來投入教育行業的周蓉（宋佳飾），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身份和職業，構成了一個微觀的“中國社會”。
從這部鴻篇巨制中，我們看到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新世紀，一個普通東北勞工家庭不同角色的不同“活法”。
他們所走過的不同道路、所經曆的不同選擇，背後則是國家從知青歲月到改革開放，從市場經濟到共同富裕的發展曆程。
“家庭”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從血緣家庭到革命家庭，從家庭個體到家庭共同體，周家三兄妹，五十年河東五十年河西，處處都展現了中國生活方式在現代化轉型中的變化和重組。
一方面，在時代的洪流中，每個人都是“渺小”甚至微不足道的，但另一方面，以家庭為根基的親情、善良、愛則又是“偉大”的，甚至是不可戰勝的。
預告片中，主創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來如風雨，去似微塵”來形容《人世間》，試圖闡明一個家庭的平凡生活，也可以成為史詩。
落一葉而知深秋，窺一管而知全豹，舀一勺而知冷暖，這正是現實題材藝術的價值所在。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道路、中國奇迹、中國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恰恰展現在“家”的平凡性、彌合性、再生性上。
從《人世間》中，我們能夠讀解到“家”這一充滿中國味道的“文化密碼”。
我相信，觀衆也是因為能夠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與這一密碼産生共振，才會有内心的情感共鳴和道德共鳴。
小說中近五十年的時間跨度，對于電視劇呈現來說，挑戰是巨大的。
演員要經曆“五十年時間”的變化，不僅在衣着相貌的造型上難度很大，言談舉止、時代氣質更是需要“與時俱進”。
中國五十年幾乎經曆了許多國家兩三百年的曆程，大到街道、城市，小到房間陳設、生活道具，可以說幾乎都需要進行“考古”還原。
軍裝、工裝、智語、自行車、電話、暖水壺、手表、收音機、電視機、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機車和汽車等等，都既具有東北的地域空間性也具有時代變化的時間性。
在這方面，電視劇可以說盡可能地做到尊重曆史、尊重生活，創造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年代感”。這也是現實題材創作對“典型環境”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演員們才能最大限度地體驗到生活的情境性，進而比較好地塑造出不同時代的人物以及人物在不同時代所經曆的變化。
現實題材創作，不僅僅是一種意願，而且是一系列的創作方法論。《人世間》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範本。
電視劇由于其特殊的體裁樣式，對于戲劇性有較高的要求。在許多作品中，“編劇”往往變成“編造”戲劇性。類型化、強沖突化、極緻化，往往成為電視劇方法論的首選。一些作品“生編硬造”、“胡編亂造”，幾乎成為觀衆最大的“公敵”。
事實上，隻有來源于生活本身的戲劇性、來自于現實本身的沖突，才具有更強的人性沖擊力和感染力。
《人世間》從第一集的“誰下鄉”開始就拉開了“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戲劇沖突，每一個沖突都意味着人物的命運走向，牽動觀衆的情感世界。
在這方面，文學為電視劇提供了紮實的曆史基礎和人性張力。就像梁曉聲說的，情感與責任是中國人刻在基因中難以抹去的，而“生活的痛，在藝術上能變成極緻的美”。
正是這種來自生活本身的“極緻性”使電視劇有了一種濃濃的“文學性”，人物多了厚度、曆史多了質感、情節多了真實感、主題具有超越性。
周家三代、周家三兄妹，沒有類型劇作中所謂的“壞人”，也沒有完美意義上的所謂“好人”，他們都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這一個”，用馬克思經典作家的話來說，除細節的真實外，他們都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人世間》電視劇的出現不是偶然的。
近年來，《覺醒年代》《山海情》《裝台》等現實題材電視劇都成為代表性作品，甚至是現象級作品，一方面說明在中國經曆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之後，人們有溫故知新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也說明電視劇創作生産正在從簡單的“文化産品”更新到“文化作品”。
越來越多的創作生産機構，都有了更自覺的現實題材創作意願，同時也具備了更好的現實題材創作能力。
特别是得益于網際網路技術而快速成長的新興影視企業，更加自覺地展現出越來越清晰的文化使命感。
《人世間》的出品方騰訊影業，近年來試圖完成“關注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故事”的創作轉向。
騰訊集團副總裁、閱文集團CEO程武曾表示：
現實題材作品，記錄與讴歌我們的時代，也記錄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那些應該被我們所歌頌，所記錄的美好閃光點。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其實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也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在這類作品裡，其實大家更容易找到情感共振。
《人世間》作為騰訊影業、閱文影視“時代旋律三部曲”的第二部，繼“慶祝建黨一百周年重點影片”《1921》之後應運而生，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時勢所趨。
這部有情感溫度、曆史厚度的現實題材史詩大劇，展現的正是中國的大型影視文化企業在新時代的走向。
《人世間》再次證明，真正偉大的戲劇性都來自生活。
當然，人物形象所處的曆史情景感的呈現如何更加準确，叙事節奏在保持文學性的豐富上如何更加具有電視劇的流暢感，意義的傳達如何在相對簡化的電視劇結構中更加富有張力和韻味，這些都是《人世間》作為文學名著改編的現實題材電視劇值得繼續探索和總結的經驗。
随着更多的影視機構、影視創作者對現實題材創作的重視，随着我們對過去一個多世紀大時代、大曆史認知的深化，随着我們對中國密碼、中國精神的重新審視，随着我們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身體力行，我們期待，中國電視劇“曆史地、審美地”把握現實的能力得到更大的提升，對事實如此的“已然”生活與應該如此的“未然”生活的表達也更加具有曆史的合理性和人道主義的必然性。
作者：尹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轉自：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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