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薦制漢朝建立後，中國進入了很長的統一期。大一統的帝國再不能像戰國七雄時期那樣，它需要一個穩定的選官制度。這個制度不僅要

舉薦制

　　漢朝建立後，中國進入了很長的統一期。大一統的帝國再不能像戰國七雄時期那樣，它需要一個穩定的選官制度。這個制度不僅要考慮到選拔人才的效率，還必須兼顧政治上的平衡。漢朝本能地選擇了另一個替代方案，那就是推薦制。

　　推薦包括兩種，一種叫征辟，一種叫察舉。辟召就是進階官員可以自己招募下屬，這些下屬有機會得到朝廷的承認，進入仕途。不僅丞相、三公有這個辟召權，就是刺史、郡守、縣令這些地方長官也有這種權力。在後來的王朝裡，地方上的官員不能由一把手任命，必須由中央委派。但是在漢朝，一把手卻可以自己組建上司班子。這樣一來，隻要地方長官看中了你，你就有可能成為朝廷官員。

　　但是更重要的是“察舉”。所謂察舉，是指讓官員們進行考察後，向朝廷舉薦人才。察舉又分成兩種，刺史以上的進階官員舉薦秀才（後來為了避漢光武帝劉秀諱改稱茂才），郡守推薦孝廉，所謂“州舉秀才，郡舉孝廉”。這裡的秀才可不是後來範進那種秀才，他們的身份要高得多，往往是現任官員，是以推薦秀才更像是官員系統内部的提拔，而舉孝廉才是真正的選官，一旦被選為孝廉，就可以進入朝廷郎署，從平民變成官員。

　　舉孝廉就像後來的科舉制一樣，非常的正規。每年都要舉孝廉，而且有嚴格定額名額。西漢的名額是每個郡國兩個名額，東漢的名額是每二十萬人口配置設定一個孝廉名額。正常情況下，全國一年能出兩百多個孝廉。這個制度聽上去跟科舉制有點兒像，但是當孝廉不是靠考試，而是靠推薦，就是現在升學裡所謂的“推優”。

　　那“優”到底怎麼推呢？當然按照規定也有個标準，這就是所謂的“四科”。孝廉至少應該滿足下面的四個條件之一：德行高妙（孝悌）、學通行修（經學）、明曉法令（文吏）、剛毅多略（能從政）。但話是這麼說，但到底怎麼才算德行高妙，怎麼才算剛毅多略？這就憑長官的自由心證了。

　　那麼我們站在地方長官的角度去考慮，他們該選拔什麼人當孝廉呢？古代長官和現在上司不同，他們技術控制能力比較原始，要想保持地方上的穩定局面，往往要依賴當地上層人士的配合，是以他們舉孝廉的時候，不得不考慮“物情”。那推薦什麼人算是合“物情”呢？隻有兩種人合适，一種是在當地勢力大，一種是勢力雖然不一定大但口碑好。是以，察舉制導緻了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地方大族力量的上升。他們一代又一代向朝廷輸送官員，獲得權勢，然後這種權勢又進一步轉化為在家鄉的影響力，以確定他們的下一代繼續被“察舉”。這樣一來，他們在當地的力量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于是，漢朝出現了權力的地方化。這種權力在關鍵時期甚至可以轉化成軍事力量。

　　第二個結果就是掀起了打造個人聲望的熱潮。在科舉制度下，你能不能當官主要看考試成績，輿論環境對你影響不大。周圍的人要是都誇你，當然那感覺也不錯，但畢竟不能直接拿來換好處。可是在漢朝，别人誇你“德行高妙”“學通行修”，你就能直接當官。那不用想，你肯定天天琢磨着怎麼讓别人誇你。這個風潮一旦形成就不可收拾。大家都誇獎的人，就成了大名士，然後這些大名士誇獎你，你也能跟着成為小名士。而名聲本身又是做官的管道。這樣就形成一條牢不可破的利益鍊。于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爆炸性地湧現“名士”。這些人極其顯赫，有的名士回老家，送行的車就有好幾千輛。有的名士去世，送葬的有六七千人之多。翻翻《後漢書》，到處都是這些名士的光輝事迹。

　　除了名士，孝子也雨後春筍一般大量湧現。郭巨也開始埋兒了，黃香也開始扇枕了。當然也有造假的孝子，就像安樂的趙宣。人家守孝都是三年，他守孝二十多年，就住到墳旁的墓道裡。然後在墓道裡接二連三地生孩子。上司本來要“察舉”他，後來發現他在墓道裡生了五個孩子，勃然大怒：“你在父母墳旁幹了些什麼勾當！”反而把他治了個“诳時惑衆，誣污鬼神”的罪。

　　從皇上的角度看，這也是個頭疼的事情，選官選出來一堆豪族和名士，給朝廷添亂。但是除此之外，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隻能改善一些細節。比如漢順帝時期，就搞了一個“陽嘉新制”。地方送上來的孝廉，朝廷不直接任命，還要出題考一考，“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勉強算是有點兒科舉制的影子。但是這個改革影響很小，無法撼動整個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