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雲彩
03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曆史恩怨
3-1
克裡米爾歸屬之争
克裡米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曆史命運：克裡米亞半島位于黑海東北部，毗鄰近東地區兩大洲的咽喉，地理位置極具戰略意義，曆來處于各種文明、宗教以及大國利益彙聚與沖突的關鍵場域，有着極其複雜的曆史脈絡與文化構成，見證了多次重大的種族及政治歸屬的興衰遞嬗。
克裡米亞半島就像一隻伸展開全部觸角的巨型章魚，長年懸浮在黑海北部的海面上，它是連接配接歐洲和中近東的重要海上通道。克裡米亞既是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是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最易受到攻擊的“軟腹部”。
曆史上，“克裡米亞”實際上是希臘人和後來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對“克裡木”一稱的變體稱呼，拉丁語和希臘語習慣在主體後加上尼亞、利亞或尼西亞，詞根都是ia，其功能是用于組成陰性抽象名詞，“克裡米亞”意為“克裡木人的土地”或“克裡木人的國家”。
從公元前4世紀中期到今天，克裡米亞的曆史已經在歐亞之間和浩瀚黑海上靜靜流淌了近兩千五百年。然而，它真實的文化起源、民族身份、國家屬性、社會結構和國際形象仍然是一個個未解之謎。
在相當程度上，克裡米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曆史命運。正如研究克裡米亞問題的著名學者薩斯(Gwendolyn Sasse)指出，這實際上構成了克裡米亞自治或獨立的最關鍵因素。可以說，它的發展史就是不同文明、宗教、治理模式相繼主導和塑造這一地理樞紐的複雜過程。
古希臘詩人荷馬在長篇史詩《奧德賽》中，曾提起過黑海北部居住着西米裡人，這被認為是有史以來對克裡米亞地區人類活動最早的文獻記載，盡管當代學者對于西米裡人到底是外來移民還是本土居民尚有争議。
公元前七世紀，斯基泰人将西米裡人趕出了半島，開始在此長期活動。約200年後，希臘“曆史之父”希羅多德将這些人描述為說印歐語的遊牧者。
蒙古大軍建立了克什米爾汗國：在近兩千年時間裡，克裡米亞半島先後經曆了希臘人、哥特人、匈奴人、可薩人及拜占庭帝國的征服和占領，而1237年，被主要混合了蒙古和突厥血統的金帳汗國所征服，真正奠定了克裡米亞今天的文化基調。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克裡米亞獲得了今日的地名。至1783年并入沙俄前，克裡米亞主要處于自稱為金帳汗國即成吉思汗後裔的鞑靼人的統治之下。
最早管理克裡米亞的是蒙古的秃花帖木兒。1430年，成吉思汗的十一世孫哈吉·格來正式建立克裡米亞汗國，定都巴赫切薩拉伊。哈吉·格來統治期間，緻力于推動與當時不斷向東擴張的波蘭-立陶宛公國發展友好關系。
1475年，克裡米亞汗國大汗、哈吉·格來六子明裡·格來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俘虜，兩年後獲釋。1478年，奧斯曼當局與克裡米亞汗國簽署了一項重要條約。根據該條約，克裡米亞的統治者成為奧斯曼蘇丹的封臣，蘇丹統管汗國的對外事務，後者則參與前者的軍事行動。
此後，克裡米亞甚至一度成為莫斯科公國的噩夢之一，這個強悍的穆斯林鞑靼人國家曾攻占莫斯科，屠殺了莫斯科15萬居民，以至于莫斯科公國在幾十年時間裡不得不在其南部駐紮數萬大軍，準備與克裡米亞汗國進行生死決戰。
克裡米亞汗國在波蘭-立陶宛公國和莫斯科公國之間尋求平衡：克裡米亞汗國總是試圖在波蘭-立陶宛公國和莫斯科公國之間尋求平衡，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克裡米亞與波蘭-立陶宛公國共同對付莫斯科公國，另一方面，它又與莫斯科公國結盟對付喀山鞑靼人。而與奧斯曼土耳其的關系，克裡米亞汗國并沒有超出1478年條約的架構，始終參與土耳其帝國的對外軍事行動。
克裡米亞汗國當時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捕捉斯拉夫人與羅馬尼亞人為奴隸，并販賣給南部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将這一奴隸貿易稱為“草原民族收成”。這種情形持續了很長時間。
俄羅斯兼并克裡米亞：奧斯曼帝國式微後，沙皇俄國的影響在克裡米亞急劇上升，并利用汗國内部的不穩定竭力插手。1774年，俄羅斯迫使奧斯曼帝國承認克裡米亞獨立，從1777年起，克裡米亞汗國成為俄羅斯的附庸。1783年，葉卡捷琳娜大帝幹脆直接兼并了克裡米亞半島。她回顧自己的成就時曾說：“我兩手空空來到俄國，現在終于給俄國帶來了我的‘嫁妝’——克裡米亞和波蘭。”沙俄吞并克裡米亞後，開始向克裡米亞半島遷移俄羅斯人，克裡米亞鞑靼人的比重逐漸下降。
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沙皇陸續發動了多次俄土戰争，搶到了西起巴爾幹、東至高加索，包括多瑙河出海口在内的大片領土。沙俄頻頻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戰，主要目的是借黑海打通進入地中海的通道。
克裡米爾戰争的爆發改變了俄羅斯國運：沙俄在近東的鲸吞蠶食，引來西方列強尤其是英法的強烈不滿。它們擔心沙俄徹底控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由此将勢力深入地中海，并威脅英國通往印度的航路以及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于是，英法暗中支援土耳其對抗沙俄，克裡米亞戰争是以1853年爆發。
1853 年11月27日，俄國與奧斯曼帝國在黑海地區爆發了海戰。不久，英、法等國與奧斯曼結成同盟，對俄宣戰，演變為一場改變世界格局的大戰，史稱“克裡米亞戰争”。戰争以俄國的失敗告終，它失去了歐洲大國地位。由于西線擴張的道路被封鎖，俄國轉向東方，開始侵占中國的領土和海港；英法則進一步提高了自己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将奧斯曼變成自己的附庸。
克裡米亞戰争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現代化戰争”，它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俄羅斯的曆史：一方面從軍事上和政治上改變了歐洲列強之間的地位和關系，限制了之後數十年沙俄勢力向南部的拓展，迫使俄國不得不實行戰略退縮；另一方面，由于戰敗在沙俄内部激起的農奴制變革與軍事、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俄羅斯的未來走向。
二戰之後克裡米亞的局勢變化——由被當做禮物送出去到謀求自身獨立：
“雅爾塔體系”影響世界格局：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同樣給克裡米亞半島帶來了巨大影響，當地的鞑靼人公開提出了“克裡米亞人的克裡米亞”的口号。布爾什維克最初在此地影響并不大，但在1918年至1921年的内戰中，克裡米亞再次成為紅軍和白軍争奪的一個焦點地區。1920年10月，布爾什維克最終取得了克裡米亞半島的控制權，直至1941年被德國法西斯占領。
蘇聯時期，克裡米亞獲得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地位，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主權管轄範圍。克裡米亞實際上在教育、衛生等領域擁有自主權，塞瓦斯托波爾等軍事要塞因為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由莫斯科直接管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裡米亞半島除塞瓦斯托波爾堅持到1942年7月才失陷外，其餘領土從1941年至1944年一直被德國、羅馬尼亞和意大利占領。在此期間，部分鞑靼人或主動或被動與法西斯占領當局合作。1944年，蘇軍重新解放塞瓦斯托波爾後，斯大林以此為由，把全部鞑靼人強行流放到中亞，約46%的被流放者死于饑餓或疾病。1945年，克裡米亞改自治共和國為州，行政上仍歸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令克裡米亞載入史冊的當代國際史重要事件，莫過于二戰結束時在此舉行的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美、蘇、英三國首腦在此會晤，并達成了著名的《雅爾塔協定》。這一國際檔案對緩和反法西斯盟國間的沖突、加強統一戰線、協調對德日法西斯的作戰行動、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程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次會議上制定的列強利益配置設定方針，對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産生了深遠影響，構成了“雅爾塔體系”。
赫魯曉夫“送禮”給烏克蘭而留下隐患：1954年，為“慶祝”烏克蘭的哥薩克人與俄羅斯“結盟”300周年，當時的蘇聯上司人赫魯曉夫主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決議，稱“鑒于克裡米亞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經濟和文化關系密切”，将克裡米亞作為“恒久友誼的象征”劃歸烏克蘭。
這一舉動在當時看來，也許就是個“肥水不流外人田”或“左口袋進右口袋出”的遊戲，畢竟俄羅斯與烏克蘭同屬蘇聯。但赫魯曉夫絕對想不到，30多年後蘇聯這個牢不可破的聯盟會分裂成15個國家，他的一時興起事實上奠定了克裡米亞成為目前烏克蘭政治沖突重心的曆史根源。
1976年，鞑靼人獲得平反，但并未獲準重返故土。蘇聯當局在驅逐鞑靼人的同時，動員群組織大批俄羅斯人移居至此，俄羅斯人開始超過烏克蘭人，成為克裡米亞半島最主要的居民。從這時起，鞑靼人在克裡米亞總人口中的比例大概在1/4左右。
克裡米爾分離運動的興衰起落：在蘇聯當局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導下的曆史書寫、記憶書寫及象征符号工程，不僅沒有消解各民族間的沖突和分歧，相反催生了三種不同的克裡米亞認同：對于直至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才得以傳回“曆史故鄉”的克裡米亞鞑靼人而言，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曆史事實足以證明克裡米亞才是他們唯一的家園；對于俄羅斯人而言，克裡米亞先天就是俄羅斯世界的一部分；對于烏克蘭人而言，克裡米亞是烏克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上溯至中世紀的基輔羅斯時期。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終激化了蘇聯内部被掩蓋的種種沖突，最終導緻了蘇聯的驟然解體。而克裡米亞在此前的1991年1月20日就舉行過全民公投，結果在81.4%的合格選票中，有93.3%支援恢複克裡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樣一來，克裡米亞就成了蘇聯最後一個成立的自治共和國，也是唯一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采用這種政體的地方主體。
很多俄羅斯人至今仍把克裡米亞半島看作“自家地盤”，對赫魯曉夫昔日的決定耿耿于懷。一些俄羅斯政治家也不時提起将克裡米亞重新納入俄版圖的倡議，這進一步刺激了克裡米亞内部的分離運動。
1993年7月，俄羅斯議會曾就是否賦予克裡米亞的軍事要塞塞瓦斯托波爾聯邦地位的提案進行表決，結果166票贊成，僅1票反對。此後，出于國内政治的需要，俄政治家在多種場合都表示克裡米亞半島無論如何也不該成為烏克蘭領土。
克裡米亞的分離運動在1994~1995年逐漸陷入低潮。主要原因在于分離運動内部——克裡米亞最高蘇維埃和總統之間的權力鬥争，以及俄羅斯受制于國内轉型的多重困境而無法對克裡米亞分離分子予以實質支援。烏克蘭當局一以貫之的強大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外生變量。
一戰後的1918年，克裡米亞歸屬新成立的蘇俄，1922年蘇聯成立，之前建立的克裡米亞鞑靼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仍歸蘇俄管轄。期間，新生的波蘭與同樣新生的蘇俄打了一場兩敗俱傷的波蘇戰争，戰後簽訂的裡加條約規定：西烏克蘭成為波蘭領土。
對在1939年與德國一道瓜分波蘭，蘇聯為何還表現得理直氣壯？因為在斯大林看來，蘇聯隻是收複當年被波蘭侵占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領土。蘇德戰争爆發後，烏克蘭和黑海沿岸成為重災區，在克裡米亞半島更是爆發了著名的戰役。從1941年到1944年，克裡米亞被德軍占領長達三年之久，作為軍事要塞的塞瓦斯托波爾被摧殘得面目全非。
不得不說，“改變人口結構”是俄國的慣用伎倆，無論在遠東的海參崴還是在歐洲的加裡甯格勒，這一招屢試不爽，克裡米亞不斷被俄羅斯化為日後與烏克蘭分道揚镳埋下了伏筆。
蘇聯解體後，克裡米亞半島歸屬立刻成為俄羅斯、烏克蘭和克裡米亞三方之間分歧點，俄烏關系為此備受困擾。雖然拒絕承認1954年的區劃調整，但俄羅斯也清楚，自身繼承的僅是原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和權益，而克裡米亞隸屬同為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俄羅斯對克裡米亞的領土要求顯然不合情理，也得不到國際社會支援。
雖然俄羅斯通過後來一系列運作最終實作了克裡米亞“回歸”，但産生的負面影響恐怕還将持續下去。畢竟“克裡米亞本就屬于俄羅斯”這一理由太牽強了。從以上曆史不難看出，從1654年俄羅斯與烏克蘭合并，到1783年沙俄将克裡米亞納入版圖，中間有足足一百三十年的時間。
克裡米亞事件：2014年3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裡姆林宮與克裡米亞議會主席、議長、總理及塞瓦斯托波爾市市長在塞瓦斯托波爾簽署關于克裡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加入俄羅斯的協定。簽字儀式結束後奏響俄羅斯國歌。烏克蘭克裡米亞自治共和國并入俄羅斯聯邦。自此，俄羅斯事實上接管了該領土，建立了克裡米亞聯邦管區，下設兩個聯邦主體，即克裡米亞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
3-2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東正教教規管轄權之争
俄羅斯和東烏克蘭均信仰東正教。東正教會的管理機制源自基督教傳播早期。公元3世紀，基督教會已經是一個以主教制為基礎、以主教自治和普世大公會議（Вселенский собор）至上為基本原則的國際性宗教組織。它承認主教團中每位主教的權威性，同時又認為羅馬是“教會之首，一切神職合一之源”。在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313年）以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合法宗教，主教制管理體制也被沿襲下來。395年，随着羅馬帝國的分裂，基督教分化成為以希臘語地區為中心的東派和以拉丁語地區為中心的西派，兩派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和羅馬也相應地成為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的中心。雙方為争奪普世基督教教會的上司權進行了激烈的鬥争。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當時，東羅馬基督教包括四大教區：君士坦丁堡教區、亞曆山大教區、安提阿教區和耶路撒冷教區。其中，君士坦丁堡教區占據首要地位，享有東方教會“普世的”和“至聖的”教區稱号。卡爾西頓大公會議（451年）提出“君士坦丁堡教區主教在教會事務上享有與羅馬主教同等的權力”，卻遭到羅馬主教反對。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553年）“将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地位提高到羅馬教會之上,使之享有普世基督教會首席代表的榮譽”。這一決定在東方教會各地方自主教會中普遍得到認可。此後，東正教世界凡是建立地方自主教會，必須經過君士坦丁堡牧首頒令準許才能生效。目前，全球東正教共包括15個地方自主教會，其中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會。君士坦丁堡牧首于2018年10月做出的決定實際上是在利用自己特殊的曆史地位為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發放通行證。
俄羅斯和烏克蘭可謂同源同宗。然而,近期圍繞着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管轄權問題,俄烏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紛争。烏克蘭決策層的全力支援和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會的積極推動，促使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管轄并投入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懷抱。
烏克蘭東正教教會管轄權的更疊對俄羅斯東正教會在俄境外的影響造成了嚴重沖擊,維護俄羅斯東正教的勢力範圍成為俄羅斯東正教會和俄羅斯國家政權所共同面臨的外交重任。俄羅斯東正教會則将君士坦丁堡牧首對烏克蘭東正教會獨立的支援視為“侵吞俄羅斯東正教會教規領地”的挑釁行為，因為烏克蘭影響最大的東正教組織——（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會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直接管轄的教規領地。這種情況也是曆史上形成的。俄羅斯民族與烏克蘭民族可謂同源同宗，其祖先都是東斯拉夫人。在古羅斯國家——基輔羅斯建立以後，東斯拉夫人被稱作羅斯人。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一世将基督教宣布為國教。從此，羅斯成為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員。1054年，基督教分裂為羅馬天主教和拜占庭東正教，羅斯因從後者接受了基督教而成為東正教世界的一員。在組織形式上，羅斯教會屬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直接管轄的一個都主教區（Митрополия），管理機構設在古羅斯首都基輔，都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拜占庭皇帝商量後指定。12世紀，“大羅斯”一詞首次出現，它泛指整個羅斯國家。14世紀，随着羅斯東正教都主教區分成西南羅斯和東北羅斯兩個部分,以加裡奇為首的西南羅斯始稱“小羅斯”。1654年，東烏克蘭并入俄羅斯，加裡奇和沃倫公國所在的西南羅斯地區被稱作“小羅斯”；“白羅斯”一詞也出現于14世紀。15—16世紀，它專指位于德維納河和第聶伯河之間的羅斯地區。16世紀下半葉，“白羅斯”的外延擴大到整個白俄羅斯。這樣，“大羅斯”便專指俄羅斯，“小羅斯”指烏克蘭，“白羅斯”指白俄羅斯。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個民族國家的概念産生。
1439年，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共同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召開基督教大公會議。會議通過了将東正教與天主教合并的協定。日漸衰落的拜占庭帝國代表同意在協定書上簽字，以基輔都主教伊希多爾（希臘人）為代表的羅斯東正教會也在協定書上簽字。然而，正在崛起的東北羅斯（莫斯科公國）卻堅決反對基督教東、西教派合并。為了抗議基輔都主教的簽字行為，1448年，莫斯科都主教區宣布為自主都主教區。随後，羅斯東正教會的都主教區由基輔遷至莫斯科。從此，東北羅斯不再接受拜占庭牧首區派來的都主教，而是從本國神職人員中任命全羅斯都主教。1453年，拜占庭帝國為土耳其所滅，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影響随之大減。1458年，以基輔為中心的西南羅斯都主教區同意接受拜占庭都主教管轄。從此，羅斯教會在組織管理上一分為二：西南羅斯從屬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區，東北羅斯則實行内部管理自治。15世紀末，東北羅斯最終擺脫蒙古人統治并重新恢複統一。15世紀末—16世紀初，這個在莫斯科公國基礎上建立起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始稱“俄羅斯”。1589年，莫斯科東正教都主教區晉升為莫斯科和全羅斯東正教牧首區并選出首任俄羅斯牧首。1593年，全球各東正教會牧首共同簽署法律文告，“承認和準許莫斯科牧首約夫的地位”，并且稱其為東正教世界“第五位牧首，名列耶路撒冷牧首之後”。這樣，俄羅斯東正教會成為東正教世界的第五個牧首區。
1596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東正教會再次遭到天主教會的沖擊。部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在布列斯特召開會議，決定實行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合并，即：東正教會在組織上服從于羅馬教皇管轄，接受天主教教義，但保留原東正教禮儀。布列斯特教會合并的後果是成立了合并教會，部分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成為合并派（也叫東儀天主教派）教徒。另外，還有一部分人皈依了天主教。不過，絕大多數烏克蘭人依然保持着傳統的東正教信仰。1648年，烏克蘭民族首領鮑格丹·赫麥爾尼茨基上司群眾舉行反抗波蘭民族壓迫和宗教壓迫的起義。1654年，俄國沙皇與赫麥爾尼茨基達成協定，同意接收東烏克蘭地區加入俄羅斯。随後，俄羅斯以“解放民族兄弟”為由，對波蘭發動戰争。1667年，俄波戰争以俄羅斯勝利而告終。按照雙方簽署的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烏克蘭被劃分為兩部分：第聶伯河左岸（即東烏克蘭）歸俄國，第聶伯河右岸（即西烏克蘭）歸波蘭。1686年，俄羅斯和波蘭簽署了《永久和約》。據此，不僅東部烏克蘭，就連“原定歸還給波蘭的基輔及其毗鄰地區也永久歸屬俄國”。同年，君士坦丁堡教會聖主教公會釋出文告，“同意将基輔都主教區轉歸莫斯科牧首區教規管轄”。這樣，基輔都主教區遂成為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教規領地。
君士坦丁堡牧首巴多羅買一世于2018年10月11月宣布取消1686年将基輔都主教區交由莫斯科牧首區管轄的決定，實際上是在否認俄羅斯東正教會對烏克蘭東正教的教規管轄權，這勢必導緻俄羅斯東正教會發出與之斷交聲明。況且，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決定是在烏克蘭總統彼·波羅申科的請求下做出的。彼·波羅申科曾經在2016年和2018年多次向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會牧首表達将烏克蘭東正教會轉歸君士坦丁堡牧首區教規管轄的願望。可見，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與俄羅斯東正教會沖突的焦點也就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宗教紛争的症結所在——烏克蘭東正教會的“脫俄”問題。
俄烏宗教紛争使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的宗教主導地位被動搖。俄羅斯東正教會對新成立的烏克蘭東正教會态度強硬，堅決不承認其合法性。不僅如此，（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會還對參加烏克蘭東正教統一會議的兩名本教會主教給予撤職處分，并且“呼籲君士坦丁堡牧首召回賦予烏克蘭東正教會自主地位的牧首教令”和“改正錯誤”，要求“分裂者”進行忏悔等。可見，俄羅斯東正教會堅持對烏克蘭東正教的教規管轄權态度不變。
然而，烏克蘭官方正在利用行政手段将（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會及其使用的教堂納入國家管理的軌道。2018年12月20日，烏克蘭最高拉達通過一項法案，要求（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會重新登記，并且在三個月内更名為“烏克蘭東正教會”。該組織将作為烏克蘭東正教會的一個直屬機構存在。截至2019年3月末，共有500多個（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會堂區轉入烏克蘭東正教會，這些教區主要分布在烏克蘭中部和西部地區。據烏克蘭文化部統計，2018年9月，烏克蘭共有（莫斯科牧首區）東正教會宗教建築11392個，堂區12328個；（基輔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會擁有宗教建築3784個，堂區5114個；烏克蘭自主東正教會擁有宗教建築1195個，堂區868個。就目前形勢看，（莫斯科牧首區）烏克蘭東正教将很快在烏克蘭失去最大規模東正教組織的傳統地位。
3-3
俄羅斯對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獨立的暧昧态度
自1991年獨立以來，烏克蘭就一直在親俄和親西方之間搖擺，先是國内政權長期被親俄勢力控制，後是2013年發生“顔色革命”（2004年也發生過“橙色革命”），親西方派獲得了政權。
烏克蘭全面倒向西方，引起了俄羅斯的不安。烏克蘭境内俄羅斯族不滿烏克蘭“脫俄入歐”，克裡米亞半島舉行公投并入俄羅斯，烏克蘭東部兩個州（頓巴斯地區）則宣布脫離烏克蘭獨立，成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共和國。
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共和國雖沒得到包括俄羅斯在内的國際社會的承認，但外界認為其背後的支援者就是俄羅斯。是以頓巴斯沖突，實質上是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較量。頓巴斯兩個州要脫離烏克蘭獨立是有其曆史原因的。
烏克蘭的頓巴斯地區原本是一片荒地，19世紀初這裡發現了大量的煤礦資源，那時正值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期，煤礦是工業的血液而被備受重視。
俄國不僅僅鼓勵俄羅斯人移民至頓巴斯地區，還在此設立總督，控制這裡的經濟和文化。頓巴斯地區當地居民（烏克蘭人）雖然占3/4的比例，但因長期受俄羅斯的影響，俄語比例已經超過了當地語言的比例。
當時俄國的地盤已經足夠龐大，不僅涵蓋了絕大多數東斯拉夫人的土地，帝國裡還囊括了多種少數民族，而俄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俄羅斯化”政策，導緻國内的民族沖突日益尖銳，也給了外部幹涉的借口。
一戰前，俄國當時和奧地利在争奪巴爾幹半島，為了對抗沙俄，奧地利在其統治的外喀爾巴阡地區炮制了“烏克蘭”的民族概念。奧地利炮制的“烏克蘭”概念也得到了部分烏克蘭人的響應。尤其是曾經受波蘭立陶宛統治的西烏克蘭人，在受波蘭統治和迫害的時期，他們原本希望俄國同胞可以解救自己。然而強行“俄羅斯化”又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是以西烏克蘭人響應了“烏克蘭”這個民族稱呼，甚至要求建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徹底結束了沙皇封建王朝的統治。1917年，烏克蘭成立了烏克蘭人民共和國，這是烏克蘭曆史上建立的第一個民族國家。一戰後，烏克蘭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二戰結束後，随着蘇聯經濟的複蘇，烏克蘭和蘇聯中央的沖突暫時得到緩解。烏克蘭憑借着工業化的東風，成為了蘇聯僅次于俄羅斯的第二大經濟實體。尤其是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是烏克蘭乃至整個蘇聯重要的重工業中心。此時因為蘇聯經濟的繁榮，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似乎又回到了當年兄弟間親密的關系
1991年烏克蘭獨立後，如何處理烏克蘭語和俄語的關系成為了擺在烏克蘭面前的重要問題。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受俄羅斯影響較深，該地區使用俄語的比例占70%，而烏克蘭中西部，在反抗波蘭統治時期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烏克蘭語。
為了發展經濟，彰顯民族獨立性，獨立後的烏克蘭一度向西方看齊。烏克蘭的政壇成為了親俄派和親西方派鬥争的舞台。烏克蘭的親西方政策引起了俄語人口占大多數的克裡米亞以及頓巴斯地區人民不滿，加上獨立後的烏克蘭政策的失誤導緻經濟不景氣，加劇了他們脫離烏克蘭的念頭。如果頓巴斯這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獨立，對烏克蘭将是毀滅性的打擊，烏克蘭先是做出巨大的讓步，給予頓巴斯巨額補貼，暫時遏制住了獨立傾向。
烏克蘭的親西方派逐漸在同親俄派的鬥争中占據優勢，取得了烏克蘭的政權。2014年，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因為終止了烏克蘭和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損害了親歐派的利益，被烏克蘭議會彈劾。在議會的壓力下，亞努科維奇不得不辭去總統的職務，親歐派勢力上台。
親歐派上台後，就開始執行全面的“去俄化”政策，烏克蘭語被規定為全國唯一官方語言，俄語學校要轉為烏克蘭語教學。在政治上，烏克蘭甚至有可能加入北約，這等于将俄羅斯暴露在北約的打擊範圍之内。這些是俄羅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也引起了克裡米亞半島以及頓巴斯地區人民的不滿。
2014年8月，頓巴斯地區建立了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獨立的共和國。但沒有效仿克裡米亞模式直接加入俄羅斯。因為這個事實上獨立的地方，可以成為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緩沖地帶，一旦烏克蘭加入北約，這個地方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北約東擴對于俄羅斯的損害，而俄羅斯也可以利用這裡的資源發展軍工業，以抗衡西方。
2014年9月和2017年7月，烏克蘭、俄羅斯和歐盟三方達成了暫時停火的協定，但這根本無法解決頓巴斯地區的沖突，小規模沖突依然持續不斷。控制頓巴斯地區，比擁有頓巴斯地區主權更符合俄羅斯安全利益。而對烏克蘭來說，失去了頓巴斯地區，就等于失去了四分之三的工業區，對本就貧窮的烏克蘭更是雪上加霜。
在克裡米亞半島舉行獨立公投并入俄羅斯領土、烏東部頓巴斯地區（包括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宣布獨立并與政府軍爆發武裝沖突後，烏克蘭政府對俄立場趨于強硬，要求俄羅斯“歸還”克裡米亞并“停止支援”頓巴斯地區的民間武裝。俄方則強調，克裡米亞入俄是克裡米亞人民的合法選擇，俄羅斯在頓巴斯問題上不是沖突參與方，烏克蘭政府應與東部民間武裝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俄羅斯在頓巴斯問題上的态度相當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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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大饑荒
上世紀20年代後期，蘇聯開始了工業化建設。為解決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過程中的糧食和原料不足問題，改變農村落後的生産方式，蘇聯開展了農業集體化運動。1931年，蘇聯農業出現糧食減産，農村勞動生産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烏拉爾地區和西西伯利亞地區開始出現一定規模的饑荒。不久，在烏克蘭的44個區也出現了饑荒。這年夏天，饑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發生，一直持續到1933年底。作為蘇聯最重要的産糧區，烏克蘭在這場饑荒中受害最深，死亡人數特别引人關注。西方研究者羅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饑荒中烏克蘭的死亡人數“保守估計”約有500萬。
“我看到一個可怖的景象。這個婦女正把一個親生孩子的屍體放在台子上宰割。”這是蘇聯時期大饑荒發生時，一個人在烏克蘭農村看的駭人一幕。“她邊幹邊唠叨着說，我已經吃掉瑪涅奇卡了，現在我要把瓦涅奇卡腌制起來。這将夠我們吃一些時候……”
梅科拉恩科，烏克蘭詩人和劇作家，1933年時，他13歲。他回憶，饑餓的感覺，像毒蛇一般吞噬着内心，促使他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到附近一家工廠的幹部餐廳裡，偷竊廢棄的魚頭，帶回家讓母親煮湯。人在餓死之前，想盡一切辦法充饑。他們把枯草和碾碎的稻草碾碎，煮熟，然後做成餡餅。幹草，和其他可以吃的植物，可以搗碎、碾碎，同樣做出餡餅——雖然裡面沒有一點面粉。此外，他們去河床上收集貝類、在田野捉蛇和老鼠吃。樹皮也是能吃的——把它們扒下來，放到水裡煮，然後弄成粉末，這樣就可以吞咽下去了。
随着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吃人肉的傳聞，在村裡傳開了。村裡議論說，有一家人殺死了家裡排行老小的孩子，給大一點的孩子充饑。梅科拉恩科的母親，讓他出來偷魚頭時小心，不要讓那些餓得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人，給盯上。為了活命，梅科拉恩科冒險混進幹部餐廳，靠此躲過了生命中最艱難、最恐怖的時刻。
那麼，為什麼種糧食的人會被餓死呢？原來，這是因為蘇聯正在激進地進行農業集體化。
農業集體化，就是通過農村集體合作社，把個體的小農私有經濟，劃分為集體經濟。就是把富農的家産給拉出來充公，變成村裡的集體的了。在這一過程中，富農作為一個被批判的階級，要通過集體化，消滅于曆史。富農當然不願意，消極抵抗中，全村的糧食産量都降低了。
為使集體化迅速推進，蘇聯管理者們，對富農的鎮壓和剝奪，就必須更加硬起手腕。糟糕的是，從1932年秋天算起，烏克蘭地區不少農民都被劃為了“富農”，成為對抗國家的敵人。如此，大規模的災難，就難以避免了。
每個蘇聯人都知道，烏克蘭是東歐糧倉、産糧重地。國家正在工業化、集體化火熱推進中，需要大量的糧食征購，且随着工業化名額的推進，征糧比例也必須跟得上時代，增加，是必須的。如果烏克蘭地方征糧不力，要不就是地方官員執行不力，要不就是富農從中作祟，總之，應該強力完成。據當時的幸存者回憶：征糧隊來了，他們拿走了所有的小麥，家裡可以吃的東西，幾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時不怎麼吃，隻是用來以防萬一的豆子。“很多人家裡被搜得一點食物都沒有，隻能坐以待斃。”全副武裝的征糧隊，闖入富農家中，把牆角、床底下、屋頂等可能藏匿糧食的地方，都搜了一個遍。甚至，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富農事先埋好的糧食。就這樣，除了糧食，洋芋、甜菜、卷心菜等，凡是可以吃的，幾乎都被運走了。
剩下的，隻有饑馑，以及人們身體抵抗力下降後，必然如期而至的瘟疫。災難就這樣大規模發生了。在當代烏克蘭的各種宣傳媒介中，烏克蘭在饑荒中的死亡人數有時達到700萬。
2002年初，烏克蘭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關饑荒的秘密檔案。烏克蘭總統庫奇馬也簽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為“饑荒紀念日”。2006年11月25日，烏克蘭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國旗上纏上黑絲帶，向大饑荒的死難者緻哀。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和議會議長莫羅茲主持了大饑荒紀念館的奠基儀式，并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燭光哀悼活動。全烏克蘭的電視台和電台停止播放娛樂節目。2014年11月22日，烏克蘭群眾在基輔舉行儀式紀念烏克蘭大饑荒81周年，追悼遇難者。烏克蘭總統彼得·波羅申科及妻子出席紀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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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事故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烏克蘭語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或簡稱“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一件發生在蘇聯統治下烏克蘭境内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核子反應堆事故。該事故被認為是曆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也是首例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評為第七級事件的特大事故（第二例是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福島縣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普裡皮亞季城是以被廢棄。
1986年4月25日，4号反應堆計劃關閉以做定期的維修和測試，并借此機會來測試反應堆的渦輪發電機能力——檢查在電力損失的情況下是否仍有充足的電力供應給反應堆的安全系統（特别是水泵）。
切爾諾貝利的反應堆設計有一對柴油發電機作為備用電力供應，但是柴油發電機無法瞬間啟動，此時反應堆将使用轉動的渦輪作為能量來源，渦輪會和反應堆分離并在自身的慣性下轉動。測試為了确定在柴油發電機尚未啟動時，渦輪是否能在電力減少階段仍充足地供應能量給水泵。該類測試早先在其它機關已執行成功（所有安全供應起動），但結果不盡人意（渦輪産生的力量不足以在減少階段供給水泵動力）。
為了在更安全、更低功率情況下進行測試，操作人員首先斷開了反應堆的安全系統，以保證安全系統不會因為實驗操作而自動觸發。此時，切爾諾貝利的4号反應堆的能量輸出從正常功率的3,200兆瓦（即國際通用機關MW，舊稱為320萬千瓦）減少至700兆瓦。但是，由于在實驗開始時，反應堆操作人員對能量輸出的降低過快，此時實際功率輸出降至隻有30兆瓦，生成的裂變産品氙-135增加（該産品會吸收中子）。功率下降的速度雖然已接近安全章程允許的最大值，但操作人員仍選擇繼續實驗。實驗決定将功率上升200 兆瓦。為了克服剩餘氙-135對中子的吸收，操作人員從反應堆中拔出了安全章程所規定的控制棒數。
在1986年4月26日淩晨1點05分，渦輪發電機推動的水泵啟動，水的流量超出了安全規定量。淩晨1點19分，水流量繼續增加，由于水也會吸收中子，是以在水流量的進一步增加時，需要手動撤除控制棒以增加中子反應速率，成為了一個極其不穩定的危險操作。當能量輸出已經低于規定最小值時，工程師們選擇拆除反應堆的控制杆，保留211個控制杆中的6個，來加快反應堆的運作速率。安全章程要求控制杆的最少數量為30個，但自認為經驗極其豐富的操作人員深信6個控制杆就夠用了，是以才導緻這一大悲劇。
工程師們認為自己已經重新穩定了反應堆，便在淩晨1點23分04秒開始他們的實際試車實驗。反應堆的不穩定狀态沒有在控制闆上顯示出來，并且所有工程師們也未意識到危險。此時水泵的電力關閉，水流靠渦輪發電機的慣性推動，流動速率減低。渦輪從反應堆分離，反應器核心的蒸汽量增加。由于在切爾諾貝利的RBMK石墨緩和反應堆特殊設計有一個高正面空系數，是以在水流減緩時，反應堆内對中子吸收的作用減弱使反應堆的功率迅速增加。
淩晨1點23分40秒操作人員按下了指令“緊急停堆”的AZ-5（“迅速緊急防禦5”）按鈕—所有控制棒準備重新插入反應堆中。另一方面，總工程師Anatoly·Dyatlov，在事故時身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他在他的書上寫到：“在1點23分40秒，集中化控制系統之前……沒有登記能辯解緊急停堆的任何參量變動。依照陳述委任……會集和分析很多材料，在它的報告，沒确定原因為什麼指令了緊急停堆。并沒有需要尋找原因。反應堆簡單地在實驗完成時被關閉。”
由于控制棒的插入機制（18至20秒的慢速完成）和設計結構，控制棒底端設計有石墨，石墨與水冷卻劑接觸瞬間導緻反應堆反應速率增加，功率的瞬間增大導緻管道變形，控制棒在插入管道的三分之一就被卡住了，無法有效地停止反應。淩晨1點23分45秒，反應堆功率急升至33,000兆瓦，這已達到十倍正常功率值。燃料棒開始熔化，蒸汽壓力迅速地增加，導緻蒸汽爆炸，反應堆頂部移位并被破壞，冷卻劑管道爆裂并将屋頂炸開一個洞。由于前蘇聯為了減少建設費用，反應堆以單一保護層的方式修建。于是放射性污染物在主要壓力容器發生蒸汽爆炸破裂之後進入了大氣，氧氣流入并與極端高溫的反應堆燃料和石墨慢化劑結合—引起了石墨火。火災令放射性物質擴散并污染更廣的區域。
1986年4月26日淩晨1點23分（UTC+3），烏克蘭普裡皮亞季鄰近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第四号反應堆發生了爆炸。連續的爆炸引發了大火并散發出大量高能輻射物質到大氣層中，這些輻射塵涵蓋了大面積區域。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二戰時期爆炸于廣島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
意外發生後，馬上有203人立即被送往醫院治療，其中31人死亡，當中更有28人死于過量的輻射。死亡的人大部分是消防隊員和救護員，因為他們并不知道野外中含有輻射的危險。為了控制核電輻射塵的擴散，當局立刻派人将135,000人撤離家園，其中約有50,000人是居住在切爾諾貝利附近的普裡皮亞季鎮居民。衛生機關預測在未來的70年間，受到5–12艾貝克輻射而導緻癌症的人，比例将會上升2%。另外，已經有人因為此次意外而受到輻射，并死于癌症。這場災難總共損失大概兩千億美元（已計算通貨膨脹），是近代曆史中代價僅次于福島核事故的損失慘重災難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