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上海的友人去看了我的木刻展，說了不少我幾乎忘記了的老話和對拙作鼓勵的佳言，可惜我老了，老到今天身不由己的面目。我前幾年摔了一跤，這一跤下去，接二連三的真正地“老”了起來，要不然我就會說自己從未老過。那時候站在電升降機上，在畫牆邊上動不動就十一二個鐘頭。
現在呢，不行了，坐着寫東西，畫東西十個鐘頭還算經常，朋友來聊天，坐幾個鐘頭還行，就是站起來去洗手間要人幫忙了，要不然自己的展覽會能不飛過來嗎？就能看到上海的朋友們，一起去吃飯，喝茶神聊。
我二十一二歲，剛到上海圓明園路的文彙報實際上是我的“揾食處”，新老熟人特别多，楊卓之，楊重野，馬嶺，還有葉崗，他說在江西認識我時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間，還有宦鄉、陳欽源，黃裳、唐弢是以後才認識的。那時的大公報副刊編輯是劉北汜，他是汪曾祺西南聯大的同學，同在上海，我們很少談到他了，他喜歡汪刃鋒的木刻。我跟蕭乾、潘際坰、韋無來往，和報館沒有直接關系。
有一件事情值得提一提了，文彙報當年有個紀念會，送的書簽就是我刻的木刻拾麥穗，上有郭老的一些題字，今天的展覽場中還能看得見，這幅小東西，我仍然覺得刻得還不錯（上圖）。
《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的“八年”裡，我寫了好大一堆參加被封了門的文彙報新年晚會的快樂段子。那時候大門封了，進出要走左邊高牆小甬道。國統區的進步文化人那時候都依靠進步報館和雜志的稿費過日子，一下子都沒有了。用廣東話講就叫做“冇得揾食了”，從粥少僧多到相濡以沫，依然是那麼興沖沖地一天也不停地抓住木刻刀在木闆上奔跑。
我依仗的身邊那麼多高尚的老人家，老大哥。
最接近的是李桦先生，記得我很早就和他通信了。到上海，在大名路木刻協會樓上見到他，我幾乎要哭出來，和他講抗戰之苦，好像抗戰是我一個人抗日似的，把一樁樁委屈的事向他傾吐，他住在虹口狄斯威路。有一天我上他家，他說南京路大光明戲院上演華特迪斯尼的卡通片《幻想曲》，聽說非常好，我們馬上去看。我買了兩張票，現在就走，“你怎麼曉得我會來？”我問他。“我猜，這時候你一定會來！”兩個人一起出門，向四川路有軌電車終點站走去。就我們兩個人，來到四川路終點站，他問我有沒有搭電車到南京路大光明電車站的票錢。
我說：“沒有。”他奇怪，“怎麼一個人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我說：“上你這裡來，剛好用完了。” 他躊躇了一下說：“好吧，我陪你走到大光明戲院去！”他口袋裡不是沒有錢，他口袋裡起碼還有，看完電影之後，一個人坐電車回來的錢，他口袋裡再也多不出一份請我坐電車的錢，他又不忍心讓我這時候一個人走到大光明戲院去。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天，也真忘記兩個人一路上聊了些什麼。我以後有幸大半輩子跟他在中央美術學院一起工作，也沒有想到幾時找個時間，好好回憶回憶那段故事。現在把這個故事講給年輕人聽，他們會不會認為這是我瞎編的鬼話？
木刻協會辦公室兩位坐在辦公桌邊辦公的先生，一位叫邵克萍，一位叫楊可揚，不上樓則罷，上樓準看到他們，都是第一次見面，熟到是可算是有點熟，1943年在長樂群眾教育館幫助同僚李紹華學木刻，買木刻刀，寫信給野夫先生，代回信的就是邵克萍先生。
打交道，買木刻刀，後來變成木刻藝術讨論起來。記得他在來信批評我的木刻怪得像安徒生童話，這是一種好意的勸告。我那時就想，這意思好壞先不論，起碼像個安徒生童話也不壞！至于阿楊，可惜沒機會來往。我欣賞他的一幅木刻，“出了事的街”，人們在交談，街那頭不知出了什麼事，難得他找到這麼有意思的題目。那麼甜蜜，那麼樸素、飽滿的内容。解放後，聽說他在上海當了美術界的官，這讓我産生了一種道德上的祝福和信心，他會當得好。還有想要說的事是——野夫先生是我尊重的前輩，原來他以前結過婚，前夫人由阿楊一直一聲不響地奉養着；那位前夫人是阿楊妻子的親姐。
我喜歡上海的原因很多，有許多高到天上洋房子都是真的，可以随便地在它們底下走來走去。有許多寫書有學問的老人家都有機會見得到，有無線電和報紙。國民黨做壞事怕人知道，中央社就幫忙掩蓋，共産黨的新華社就在報紙上拆穿它。在上海有機會看到很多外國的知識，欣賞到外國的藝術，擴大了眼界。在上海看到好多邪惡，也看到馬上就要到來的理想……
至于吃東西，那時候還談不上品評。記得在大興公司開完木刻展，大家到一家餐室吃俄國大餐，一碗湯，一盤豬腳飯，還有一杯茶，幸福地對人說，明年木刻展之後，希望再來這裡。
我在上海忙成這個樣子，哪裡還有機會到外頭寫生，也沒想過寫生，寫完生之後拿來做什麼？我也沒有機會學上海話，隻記得一次去愚園路找林景煌，到了終點，買票的還有兩分錢沒有找還給我。電車裡隻剩下他和我，我隻有開口問他要，他從老皮口袋裡掏出兩分錢，狠狠地交給我。等我下了電車，這位售票員先生從視窗伸出前胸，手指着我（xxx，癟三）。我聽了這話，笑彎了腰，不知說什麼好，想必他也在納悶，這人挨了罵怎麼還笑？我算是第一次學會兩句上海話，至今還能朗朗上口。
我珍貴“憐憫”這兩個字，這需要一點勇氣面對自己。
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
作者：黃永玉
編輯：錢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