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風雲#程咬金、黃巢、張士誠，古代私鹽販子為啥特别愛造反（3）
二、私鹽販子造反的動力
自古造反多爆發于王朝中後期，逼迫百姓造反的原因無非是生計困難，末年的王朝一切糜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衆所周知，曆朝曆代的末年，政局黑暗混亂，經濟凋敝苛捐雜稅繁重，思想專制與暗中的造反思潮齊頭并進。總之促使一個王朝興盛的一切制度安排此時已經全部将近廢弛，國運積重難返，于是起義蜂起。
除去這些，我們這裡主要來分析隋末、唐末和元末特殊的時代原因和三人作為私鹽販子而受到的起義的拉力。
首先是程咬金。《隋唐演義》誕生于明末清初，作者應是取材于明末鹽的亂政，也有鑒于兩宋以來私鹽販子起義猖獗的現象。否則單論隋末的鹽政，私鹽販子這一人群似乎沒有起義的必要，至少起義的動力不會來自于職業。
其一，前面已經提及隋末至唐初政府出于愛惜民力的考慮，沒有與民争利，到唐玄宗時榷鹽制度，也就是官方專賣鹽的制度成立之前，私鹽販子和官鹽之間沒有明顯地利益沖突。
其二，隋末經濟發展的水準還遠遠不夠，中國古代鹽稅收入大幅度提升應當是從兩宋以後，在隋朝，百姓對于官府的不滿是人地沖突，是寒素與高門的沖突，總之，在若幹社會沖突中，私鹽的沖突隻屬于依附性沖突，還遠遠沒有發展成為一股壯大的力量。
其三，就程咬金的地域看，他是濟州東阿人，而隋末唐初山東雖然産鹽，但産鹽地主要集中在膠東半島沿海一帶，無論是産地還是産量，一時間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開發。
這樣，僅因為同屬山東，就推測東阿人能夠在膠東半島站穩腳跟，借助私鹽的力量起義，未免不妥。其四，就史實看，隋末自“長白山前知世郎”開始的山東農民起義的浪潮及起義軍首領中，并沒有出現私鹽販子。
是以可以說，演義中的程咬金的存在，更多借助了明末鹽政的背景，“私鹽販子程咬金”的形成，是民間大衆記憶的傳播中對“私鹽販子愛造反”這一現象的回應和演繹。
其次是黃巢。雖然黃巢和張士誠都是史書證明的真實的私鹽販子，但二者既有時代的不同，個人家世也是天差地别。黃巢的出身，據《新唐書》說，是“世鬻鹽，富于赀。……喜養亡命。”
而且衆所周知，黃巢還有屢試不第，一怒之下“我花開後百花殺”的經曆。這樣一個殷實人家，為什麼會選擇造反謀逆？
其一，這與他屢試不第的個人境遇有關。其二，也是我們素知的王朝末年天災人禍繁多而山東飽經離亂。其三，便是朝廷當時的私鹽政策，使得黃巢決心要反。
政治上，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号令出于臣下。以至于小人才勝，君子道消，于是巢之起也，人士進而附之。經濟上，仍歲兇荒，人饑為盜，河南尤甚。——時山東大半屬河南道。
社會中，有童謠"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為他造勢，那麼，這樣一個無心科考而“喜養亡命”的富家子，必定不會再三推拒上天的“好意”。
同時，唐朝鹽法日壞，公卿着力整治私鹽，妄圖将充足的鹽稅納入朝廷之手，官鹽的稅收日漸上升，山東等地的私鹽卻也日漸猖獗，換言之，早在黃巢決定繼承家業成為私鹽販子的時候，他就已經站在了朝廷的對立面，最後是張士誠。
《明史》有載，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人。有弟三人，并以操舟運鹽為業，緣私作奸利。……常鬻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直不酬。
（順帝十四年）這也就是說，在元末黃河大水沿岸大災，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同時，張士誠本人是窮苦出身，雖然是個鹽販，但處處受氣，遠遠比不上武裝販鹽的黃巢。
元末的情形，廣泛的天災人禍這裡且不去提，隻論一時間的鹽政對張士誠起義的影響。《元史》記載，（至正三年）是歲，诏立常平倉，罷民間食鹽。四年十一月，以各郡縣民饑，不許抑配食鹽。
八年夏四月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五月，山東大水，民饑，赈之。
這些記載表明，一來，元代完善的鹽引制度與稅收和官員考核挂鈎，帶給群眾無比的壓力，非如此，不足以“乞減鹽額”；二來，各郡縣——包括山東，遭遇了各種天災，于是“民饑”，有抑配食鹽的事情發生，倒逼私鹽的猖獗；
三來，政府鼓勵人民彼此舉報，私鹽販子的行為不僅受到官府的打壓，也要時刻防備群眾，如上文提到的“富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