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正榮（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發達國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思潮持續蔓延，席卷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全球技術權力格局和資訊傳播秩序産生了結構性影響。随着國際抗疫工作的不斷推進，全球權力配置設定向東轉移随之加速，處在全球傳播秩序制高點的西方世界出于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傲慢論”“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等論調，令國際輿論場中充斥着刻闆偏見、極化言論和虛假資訊，歪曲和遮蔽了中國在推動全球抗疫和世界和平過程中的突出貢獻和重要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對全球政治格局、輿論環境和傳播秩序的準确研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國國際話語權建構問題，指出要在國際社會中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以期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真實了解。延續這一邏輯，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着重強調，“要加快建構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後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由此可見，建構與綜合國力相契合的國際話語權來有效應對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業已被确認為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時代課題。
打破大陸長期遲滞于綜合國力的話語權弱勢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曆程中，資訊的力量日益凸顯，時至今日整個世界更是被資訊傳播所包裹。在國際輿論場這個特定的權力場域中，擷取表達自身立場或關切的資格和能力成為各國的普遍追求。國際話語權指的是一種國際權力關系，通常以綜合國力作為基礎，反映了一個國際行為主體在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及其所産生的影響。正因如此，黨中央曆來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實踐工作，力圖通過主動發聲來消除國際社會的誤解誤判，赢取國際社會的了解和支援。然而，大陸在國際輿論場中仍長期處于一個被描述、被壓制的弱勢地位，其根源在于大陸尚未建構起與綜合國力相适應的國際話語權。由此可見，國際話語權的内涵不能僅局限于在國際資訊流動中表達的權力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這種表達使目标信服和接受自己的觀點并産生實質影響。
話語的建構和聚合是一個系統性、曆史性和連續性的過程，中國所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正是這一過程的結果。從曆史的次元來看，伴随着西方世界在“叢林法則”下開展的早期殖民擴張活動，“西強東弱”的全球傳播秩序由此逐漸形成。發達國家憑借對全球資源的攫取和積累，牢牢占據了全球資訊流動的高位并主導着國際輿論，并借助傳播力量建構起非西方文明對其的附屬關系，不斷向其他民族國家灌輸其主張的思想意識形态和價值觀念标準。縱覽發達國家現代化的主流叙事話語，可以明顯地發現這些話語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的主導式話語邏輯是一脈相承的，并對非西方國家和文明存在着天然的文明優越和霸權傾向及影響，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開發中國家在此失衡的格局中長期處于他者和失語者的位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斐然的發展成就，逐漸實作了從國際體系的旁觀者到引領者的轉變，但由于國際話語權的建構長期遲滞于綜合國力的提升，使得大陸話語的影響力無法與自身大國地位相比對，不僅難以在國際輿論場中獲得充分的了解與認可，甚至國内共識的達成也被西方世界的話語偏見所幹擾。
近年來，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宏觀變遷為大陸國際話語權的建構提供了曆史性契機。一方面，以英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展動能略顯頹勢，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相對下降，其所奉行的文明優越感和自我中心主義開始被基于尊重和對話的文明觀所取代；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從這個意義出發，尋求新時代國際話語權建構的進路成為了中國從世界大國到強國邁進過程中必然要面臨的時代挑戰和曆史選擇。
尋求新時代邁向強國道路的話語權建構路徑
基于曆史經驗和客觀現實的雙重考量，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國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話語權的建構是一個艱辛複雜的漫長過程。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和實作既要來源于發聲管道平台的搭建和發聲機會的把握，也要内生于自身文化和制度的吸引力，更需要國家意識形态和核心價值觀正當性的确立和引領。換言之，新時代大陸國際話語權建構的進路必須以戰略傳播體系為底層支撐、以制度文化基礎為内生力量、以核心價值觀為終極指引，三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以戰略傳播體系為底層支撐，搭建立體話語網絡。
一直以來，大陸的國際傳播實踐主要由政府及專業的對外媒體機構承擔。數字化、資訊化浪潮使得網際網路一躍成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傳播主體多元、話語視角豐富、時空界限消弭等數字時代的特征也在技術的賦能下被不斷強化，國際傳播的内涵和外延都發生着巨變，過去由單一官方主體進行的分散、被動的國際傳播實踐已經難以适應全新的傳播環境和輿論生态，更遑論突破國際輿論場中的重重障礙進而實作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的最終目的。為了解決大陸在國際輿論場上“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和“傳開叫不響”的窘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下一步的國際傳播工作把脈定向，指出要以頂層視野來對國際傳播的主體及其戰略、資源、力量、戰術等方面進行融合協同、統籌整合，将傳統的國際傳播體系疊代更新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搭建立體話語網絡。
在新時代的戰略傳播體系中，理應将多層次多元度的力量作為話語主體納入國際傳播工作格局中，即實作由單一官方傳播向多元全民參與的轉變，無論是宏觀層面的國家政府、中觀層面的社會組織、微觀層面的個人都應當成為這一立體話語網絡的節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各地區各部門要發揮各自特色和優勢開展工作，展示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具體來說，政府部門和主流媒體應主動擔負起國際傳播主力軍的責任，積極回應國際社會關切。同時，各級各類企業、事業、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乃至個體等都應成為大陸進行國際傳播實踐的主體。盡管這些話語主體在資訊傳播的專業性、權威性上有所不足，但相較于傳統意義上的宏大叙事和官方話語來說，這些貼近日常生活的話語更加鮮活與真實、更具溫度和情感，并且能夠針對不同的問題進行精準分析和研判，進而通過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衆傳播等方式有的放矢地消解國際傳播中的重重障礙。與此同時，全新的戰略傳播體系必須針對差異性話語對象實施精準傳播。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使用者在技術的持續賦權下獲得了資訊選擇的高度自主權，場景細分下沉成為主流趨勢，缺乏精準化、差異化特征的傳播内容自然難以實作理想的傳播效果。因而，使用者研究與洞察将成為一切國際傳播實踐的出發點，“一洲一策”也應當進一步精準到“一國一策”乃至“一群一策”。
作為涵蓋從頂層設計到具體落實諸多環節的全新傳播體系，完整、立體話語網絡的搭建與完善必然要依托于各級各類國際傳播人才的培養，這也是戰略傳播體系疊代更新的根本條件和必備因素。人力資源、人才隊伍是新時代國際話語權建構事業的根本，無論是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乃至制度設計都需要視野寬闊、站位高遠、責任心重、執行力強的國際傳播人才與決策隊伍。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着重強調要加強對上司幹部的國際傳播知識教育訓練，并把國際傳播能力培養作為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教學重點的原因所在。
●以制度文化基礎為内生力量，充實多元話語核心。
從中國的立場出發，目前大陸的國際傳播實踐短期内确實能夠幫助大陸在日益激化的國際輿論場中明确自身立場，有針對性地解構和回擊西方零和邏輯下編織的話國文本。但長期來看，這種被動、單向的解釋、發聲和說明工作并不能真正實作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原有話語架構内形成的偏見，甚至被曲解為推廣中國模式的“銳實力”，無形中助長了“中國威脅論”等論調。實際上，國際話語權的建構是一個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過程，其取決于中國自身繁榮發展的制度基礎、文化表征和社會景觀，“腹有詩書氣自華”所蘊含的道理即是如此。是以，想要建構穩固、強大的國際話語權，關鍵還是要落實到解決好自身發展的問題，用優越堅實的制度基礎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表征來支援國際傳播話語，并以兼具道德人文關照和普世價值理性的話語核心來解構西方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絕對主義、自利主義導向下的國際輿論體系。
制度基礎作為一個國家價值觀念的外化呈現和承載對象，一般通過國家治理現實及不同主體的多元化社會行為展現出來。所謂的“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講述中國近年來的治理事實等具有積極正向意義和持久影響力的社會行為，其背後正是中國的制度基礎及其價值體系。“講故事”傳播本身就是國際話語權建構的重要方面，出色的故事講述能夠展現一個國家主體的制度理想和安排能力，進而擷取人們的認同和肯定。想要塑造自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就必須遵循以下“講故事”的關鍵點：首先，靜态的“故事”本身要具有真實性、感染力和沖擊力等要素，構成要素上存在缺陷的故事所産生的傳播效果自然無法盡如人意。其次，動态的“講故事”過程中要轉換話語表達形式和叙事特征來激發目标使用者的情感共鳴，同時還要充分适應網絡社會傳播精準化的基本要求，以期增加故事的可了解性和可接受度，進而為達成價值認同奠定基礎。
相對于制度基礎，文化作為國家主體“軟實力”的構成要件，蘊含着一個國家、民族的曆史經驗、發展智慧和價值信仰，其力量因而更加基本和持久。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在曆史長河中形成了貢獻人類、影響全球的思想價值體系，尤其是超越自我中心、單主體性的文明間性思想。這些源源不竭、生生不息的寶貴資源不僅是中國國際傳播的源頭和基礎，以文化人在今天更是應當被視作國際話語權有效性和持久性的保障。以文化人，首先要有“文”，即在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貢獻給世界的同時，還要基于中國實踐，着眼全球文明，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彰顯中國智慧、中國主張和中國擔當的全球治理方案和公共産品。以文化人，其次是“化”，即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催生優秀傳統文化實作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發掘其中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
●以核心價值觀念為終極指引，實作共同話語認同。
資訊技術的演進将人類發展帶入了曆史性的拐點，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意識形态多樣化，價值觀及其表達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對于當代國家來說，國際傳播實踐講述的是一個國家主體的制度基礎、文化表征和社會生态等方面的内容，而這些方面都必須以價值觀作為根基，價值觀的影響力也是最為持久的。如果缺乏牢固的價值觀根基，國際傳播行為必然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而存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即國際輿論場中的不同國家主體之間的較量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較量，國際話語權的實作同樣主要取決于價值觀能否被人所接受和了解。對于旨在打破西方話語體系藩籬，建構新時代國際話語權的中國來講，一個能夠超越種族、文化、國際和意識形态界限，着眼于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大局，反映全人類共同利益和追求，具有共同性、全球性共識的價值觀尤為重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正恰逢其時。
“人類命運共同體”自2015年提出以來在國際社會引發了巨大反響，得到了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普遍認同和了解，更是作為世界和平發展的理念、目标和願景相繼被聯合國決議、安理會決議所采納。作為一種價值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了當代中國世界觀和權力觀，是凝練了華夏文明智慧的“中國方案”。在哲學理念層面，它延續傳承了中華傳統的天下觀、義利觀與和諧觀，倡導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反對孤立、靜止、片面地看待問題，進而突破了非此即彼、非白即墨、二進制對立的觀念桎梏，為人類思考生存和發展問題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作為一個具有國家立場之上包容性、共赢性的方案和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立足于國際共産主義、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義的思想交彙中心，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體驗和經曆的“共在性”聯結。它不僅超越了單個民族、國家的認知局限，實作了人道主義思索和全球福祉聚焦的視野轉向，同時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延展性，更是具備将“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口号付諸實作的潛力。從這個意義上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然成為大陸國際話語權要表達的核心内容與終極價值追求。
近年來，大陸在國際話語權提升方面付出了極大努力，但效果卻差強人意。在國家主義不斷凸顯、地緣政治力量持續加劇、多元文化主義遭受擠壓的後疫情時代，若不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對國際傳播話語進行超越内容範疇的優化和重塑，建構起與綜合國力相比對的新時代國際話語權，實作普世的話語認同自然無從談起。在具體的話語權建構和國際傳播實踐中，有兩組關系應當加以注意。
第一組要處理的是價值觀的個别性與普遍性的關系。“中國故事”以制度基礎和文化表征作為支撐，其個别性是無可争議的。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在傳播時就可以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因為隻有普遍性的話語才有傳播性和可接受性，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讓國際傳播話語觸及人類共有價值觀，符合人類通用道德準則、普遍認知規律和基本邏輯關系。第二組要處理的是價值觀的包容性與沖突性的關系，即如何實作價值觀單一性與多樣性的現實調試。如前文所述，當今的國際輿論場中的國家主體所奉行的價值觀各不相同，是以我們的國際傳播話語就不能隻承載單一價值觀，而是應當憑借“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内涵延展性優勢成為求同存異的價值觀的包容體和共存場。
時下，現行國際制度的内在缺陷在疫情的影響下暴露無遺，整個世界強烈呼籲一個能夠尊重、了解彼此文化信仰、曆史傳統差異的新型國際關系。作為具有國際擔當的大國主體，中國正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姿态參與到全球治理當中，并逐漸成為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如何打破舊有傳播秩序、尋求國際話語權力實作空間顯得日益緊迫和必要。未來，中國應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着力落實新時代國際話語權的建構，以期在全球範圍内實作中國聲音的有效表達和中國形象的真實呈現，将凝聚着中國智慧、蘊含着中國體驗的好理念、好方案分享給世界，推動人類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來源： 人民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