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會的頒獎花束，把我帶回了30年前母親的身邊

北京冬奧會頒獎花束，采用絨線手工編結，既節儉，又友善運動員攜帶回國留作紀念，永不凋零。

好創意的背後是民間手工藝人——上海70歲奶奶勵美麗的一番心血。僅一朵玫瑰，就需要一位編結師耗費至少5小時；完成一束精美的花束，需要35個小時左右。手工活比機器活價格要貴很多，貴就貴在這點心思，每一針都攢着一股想要做出最好東西的勁。使用它的人，也能感受到這份心意。

勵奶奶和她的老搭檔手指翻飛的場景，似曾相識，把我帶回了30年前母親的身邊，膝蓋上搭着白色花邊布，尖頭剪左右穿梭，一忽兒功夫，白布上有了一簇簇的網格镂空，一片片“樹葉”從手指間抖摟出來。這種花邊刺繡當下幾乎絕迹了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江南卻盛極一時。

母親十幾歲讀書的時候，常熟家鄉小鎮上開了花邊社，經營花邊發放業務，學生是不能取活的，隻有農村婦女、插隊女青年有特權，帶上特制的卡，上面印着姓名、取送貨的時間。母親就求着插隊下鄉的大姐把卡借給她，有時候大姐在鄉下忙不過來，就把卡放在母親這邊。于是，學生妹也有了相對固定的收入來源，兩塊、三塊的，母親用做花邊刺繡的錢付了學費，買了布料做衣服。

要好的三個女同學經常約了時間一起做花邊，聊少女心事也不誤生産，可能比現在的女孩子們聚會有創意。為了節約煤油，三個人輪流坐莊，今天去你家，明天去她家，後天來我家，說好做到晚上9點的，不到點前決不收工，以示公平。三個人還比賽，誰先做完一根線，通常都是母親獲勝。“我可是手腳最快的人。”如今說起這些，她仍然面帶得意。

夏天的時候，大家圍坐在竹園裡，通常姑娘們一堆，中年婦女一堆，老太太們湊一堆，各聊各的，往往涼風中會傳來媳婦的閑話、婆婆的牢騷，丢過去一句，吹過來一聲，手下也不閑着。姑娘們眼神好，活幹得快，做些複雜的花樣，中年婦女負責包邊，老太太手腳都不利索了，隻好接些粗活。

花邊站收貨的人，眼神最毒辣，先看卡，卡上的名字都熟稔，誰幹活什麼樣心裡一本賬，再看送過去的活，上上下下從左到右一遍遍檢查，幾乎要帶上放大鏡，要是看出點瑕疵來，必定逼着你回去拆了重做，做壞了當然是要賠償的。做得好，也爽快，當場結賬，小的兩塊三塊錢，大的可以拿到五六塊錢，有時候大塊花邊一個人吃不下來，母親就和小姐妹商量，兩人合做一塊，你端着那頭，我撚着這頭，慢慢地往當中會合。通常講好，十天或半個月時間，一天都不能耽擱的。

做花邊貼補家用，是很多江南小鎮婦女從小養成的習慣，當然，前提還是得有一雙巧手。母親最擅長的就是網格抽絲，先把外輪廓鎖邊，在布的經緯方向以一定寬度的間隔抽掉一根或幾根線，再通過刺繡、編織，形成镂空效果，通常是規律的裝飾圖案。花邊成品會用作被單、桌布、枕套、窗簾等，以前櫃子、沙發上都習慣放些花邊布作為裝飾，現在年輕人會覺得老土，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結婚，這些都是必備的。

常熟的花邊刺繡，遠近聞名，有80多年的曆史，曾經是外貿的主要産品，據《虞山鎮志》記載：1986年，城郊花邊社完成産值75.96萬元。我家的小鎮，也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社辦企業興起，開了一家花邊廠，把原來花邊社的人都收編了，正兒八經開始搞“花邊經濟”。一度出口貿易風生水起，遠近同行都來參觀，然而好景不長，上世紀80年代後，鄉鎮企業萌芽，農村青壯年婦女進廠務工的收入高于花邊刺繡，就不再熱衷于做花邊，加上繡花機開始投入生産，繡花機每台有至少30個頭，能替代100個繡花姑娘，隻要在電腦上設計好圖樣，繡花機繡出來分文不差，漸漸的，機器繡把人工繡擠出了曆史舞台。

如今70後、80後很多已經不拿繡花針了，更别說90後和00後了。可是母親在燈下做花邊的剪影，始終占據着我記憶的一小塊地方。如今70歲的她眼睛不太好，大約也是燈下做花邊落下的病根。花邊社當日熱熱鬧鬧的繁榮景象也猶在眼前，女人們大聲地說笑，麻利地收貨，付錢，流水線般的作業，這些用一枚繡花針以扣、包、繞、遊、切、環、網、抽紗等60多種針法繡出的藝術品，從江南的小鎮出發，被送往全世界的角落。

每一樣東西的衰落，究其原因無非是它不再被需要。人們認為手工花邊刺繡已經落伍，機器可以比它做得更好。正如70歲的母親歎息，如今的花邊刺繡，每一件都能做到平整劃一，以前靠人工刺繡，根本做不到，會有凹凸感，就算是同一個人做，前後也會有差異。可是，太過整齊的世界真的是我們所需要的嗎？為了提高效率，我們發明了讓所有東西都看起來一樣的工具，可是我們同時也許失去了對“不一樣”的體驗。而細緻地撫平一塊白布，通過從早到晚的不息勞動，讓它一點點美麗起來，這樣的過程真的是多餘的嗎？對我來說，母親燈下凝神做花邊的每一個夜晚，都讓我難忘，她一心一意地使用她的剪刀，細心數好間隔的紗線數，再抽去多餘的那一根。老實說，我有點羨慕使用那花邊桌布的人。

真遺憾，母親永遠不可能被請去冬奧會這樣的大舞台一顯身手。更遺憾的是，因為太急着想要結果，我們漸漸失去了慢慢體會和享受一個過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