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批判的、嘲弄的和毀滅性的……諷刺

《諷刺的解剖》，[英國] 吉爾伯特·海厄特著，張沛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10月版，384頁，85.00元

吉爾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諷刺的解剖》（原書名The Anatomy of Satire，1962；張沛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10月） 的寫作緣起是1960年春季作者應邀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的四場關于諷刺的講座，令人驚歎的是作為著名古典學家和西方文學批評家的海厄特在“諷刺”這個專題上所展現的淵博學識和深刻的洞察力，自然也讓我想起他的那本裡程碑式的大部頭名著《古典傳統：希臘-羅馬對西方文學的影響》（王晨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古典傳統》出版于1949年，其中第十七章是“諷刺作品”，在十多年後他的以諷刺為專題的講座可以看作是從這裡延伸而來的。由此也想到由于作者主要是在文學領域中研究“諷刺”，是以中譯本《諷刺的解剖》的書名也可以譯作《諷刺文學的解剖》。

海厄特在“導論”的開頭就說諷刺（Satire）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學類型，但它是最富創造力和挑戰性、最值得銘記的文學形式之一。“它描繪真實的男女衆生，大多濃墨重彩，卻又總是纖毫畢現，令人難以忘懷。它使用自己那個時代大膽和生動的語言，擯除一切陳詞濫調和僵化的成規。在其他文學類型有時力求正式和保持距離的地方，諷刺顯得無拘無束、平易近人和直截了當。……即便最後呈現的色彩并不和諧，但是它們至少擁有真實生活的直接性和緊迫感。在最精妙的諷刺作品中，最少清規戒律，而有最多的現實生活。”（第1-2頁）在這裡沒有對“諷刺”所下的精确定義，但是以形象的語言揭示出諷刺的本質特征：“擁有真實生活的直接性和緊迫感。”接着通過羅馬詩人朱文納爾（Juvenal）的一首諷刺詩說明諷刺的一個典型特征是談論時興的話題，這可以作為對生活的直接性與緊迫感的一種解釋。另外就是通過揭示在朱文納爾的諷刺詩、亞力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群愚史詩》和1759年伏爾泰的《戆第德》中都表現出來的那種複雜情感，指出“這種情感（emotion）即是我們所謂諷刺類作品最真實的産物和最根本的标志”。（13頁）由此我們可以把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的諷刺與我們在生活語境中使用的諷刺結合起來：直面現實生活的針對性和情感性。

海厄特運用亞裡士多德的歸納法分析從古希臘羅馬經中世紀至文藝複興再到現代的諷刺作品（無論它們是有意識的創作還是後來被了解為諷刺作品），把諷刺文學的類型歸納為三種主要類型：獨白、戲仿和叙事。就獨白類型來說，賀拉斯是現存拉丁文學中的第一位諷刺獨白作家，并且通過他把諷刺的曆史溯源到古希臘。戲仿則比較複雜，可以分為形式上的戲仿和實質性的戲仿，又有戲仿英雄體和低俗戲谑兩種類型。諷刺叙事有小說或戲劇，但是要把握諷刺的實質則是很困難，海厄特說似乎是諷刺中最難的一種——作家最容易失誤，而讀者最不容易了解和判斷。（13頁）全書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按照這三種諷刺類型展開論述，最後一章“結語”從名稱、功能、動機等三個方面總結了諷刺文學的概念和基本性質。

“諷刺”來自拉丁文“satura”，似乎曾經是表示食物的詞彙，如有一種satura沙拉的食譜配方。“是以，就其原始概念和最初派生意義而言，諷刺必然具有多樣化的風格，它必須量夠大，并且足夠粗粝和濃烈。”（266頁）“所有或大部分這些因素在絕大多數諷刺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風格多變、實話實說、率真粗樸、話裡有話、嬉笑怒罵以及一種或真或假的整體‘無所顧忌’感。當盧基裡烏斯（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見）在這道重口雜燴菜中加入個人-社會批判的醋和胡椒後，諷刺便獲得了自身真正的也是最終的品質。”（267頁）在海厄特看來，批判性是諷刺的真正的和最終的品質。這裡談到的這個盧基裡烏斯（Lucilius）是古羅馬詩人，在他的詩歌中，“諷刺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對人生一切活動都能加以評論；但其評論主要是批判的、嘲弄的和毀滅性的”。（26頁）以“批判的”“嘲弄的”和“毀滅性的”來表達諷刺的基本傾向是非常貼切的，當然我們不會把“毀滅性的”了解為諷刺能夠産生的實際結果，正如作者所說，“有些惡行過于可怕而無法諷刺。對此我們隻能瑟瑟發抖，而後恐懼地轉過臉去——或是努力寫一部悲劇。對于這樣的罪行，諷刺幾乎是無能為力的”。（24頁）這是對于諷刺的力量的真實認知，也是一種無需論證的生活經驗。

在曆史著述與傳記作品中同樣存在有諷刺的手法。吉本（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中詳細讨論了基督教在異教世界的興起，海厄特認為其使用的冷峻的反諷手法使這兩章堪稱史撰諷刺（historical satire）的最佳典範。關于基督教在異教世界的興起，正統的說法是“基督教是唯一真實的宗教，它由化身為耶稣的上帝建立，是以必将獲得勝利”（242頁）吉本說的确如此，但是“鑒于真理和智慧很少被世人愛戴接受”，是以仍然可以追問：“基督教會迅速崛起的次要而非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于是他“使用佯裝無比尊敬的措辭”，解釋說基督教在西方崛起并占據了統治地位的部分原因是：一，它擁有源自猶太人的嚴密組織和狂熱信仰，開始的時候要求其他宗教的寬容，地位一旦穩固後卻拒絕寬容其他宗教；二，早期基督徒聲稱能制造奇迹并保證皈依者獲得永生；三，寬容大度的羅馬人沒有堅持不懈趕盡殺絕地迫害他們。海厄特認為“吉本列舉的這些理由很可能是真實的；許多虔誠的基督徒也認可這些說法；但是吉本認為并且希望他的開明讀者相信原因一令人歎惋，原因二毫無價值，而原因三則是一種不幸。他不能公開這樣講。是以他正話反說，或是通過他人之口表達那些危險的觀點”。（243頁）讀到這裡，翻出《羅馬帝國衰亡史》（席代嶽譯本）對照閱讀，發現海厄特是從吉本列舉的五條“次要原因”中選取了三條出來論述，但是他的概括極為深刻。尤其是關于羅馬帝國對早期基督徒的“作為”，吉本在第十六章有詳細論述，最後的結論是基督徒在長期内部鬥争中的自相殘殺遠遠超過羅馬帝國對早期基督徒狂熱的迫害；“羅馬教會用暴力行為保護以欺騙手段獲得的帝國……據說僅在尼德蘭地區，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萬餘人倒在劊子手的屠刀之下，這驚人的數字得到格勞修斯的證明。……要是相信格勞修斯著作的權威，那我們就必須承認，僅僅在一個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統治階段，被處決的新教徒就遠遠超過三百年時間，整個羅馬帝國範圍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數。”（《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席代嶽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460頁）海厄特從吉本的論述中看到“史撰諷刺”，我們當然還可以看出更多的、更令人感慨的内容。

在動物故事中同樣可以出現偉大的諷刺作品，比如中世紀的《列那狐的故事》和喬治·奧威爾在1945年創作的《動物莊園》。海厄特認為《列那狐的故事》反映了中世紀的世界：緊張、狹隘、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專制而愚鈍。高居塔頂的是高貴的獅王陛下，其次是他手下的貴族，布萊恩熊、埃森格林狼、泰伯特貓，然後是他最活躍、最多産的臣民雄雞常提克利爾。“列那狐與他們全體對立。他們代表了社會；列那狐是反社會。他們富有而強大；列那狐則聰明伶俐。他們正統、彬彬有禮而容易上當；列那狐離經叛道、粗魯而自出機杼……列那狐認為整個制度都是荒謬的，是以踐行了諷刺家的生活，揭示這一荒謬并暴露其愚蠢。”有一次在喝了二十杯葡萄酒之後，他唱出了内心的真正想法：“我就深深鄙視 /高貴體面的人士； /是以我開懷高唱 / 去你媽的國王；/ 法律、國王、教會我全都不放在心上。……”（203頁）

對于喬治·奧威爾，海厄特說他起初抱有熱情、繼而失望、最終心懷恐懼地看到某個新型社會的建立，因而創作了《動物莊園》（Animal Farm）。“以堪與斯威夫特媲美的手法，痛下針砭地抨擊了……表面上看它是一部關于動物的小說，但我們知道它說的是不同類型的人。……其中人類扭曲的精神以低級動物的樣貌出現。這同樣是一個完全負面的諷刺。如其所說，可憐的牲畜沒有任何希望。羊總會咩咩叫和成群結隊地奔跑，母雞總會咯咯叫、下蛋被偷走，牛總會聽從指令幹活，而馬總會一直工作到倒下為止。豬和狗将統治一切。”（211頁）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與奧威爾有點類似，起初是一名為時代巨變唱贊歌的理想主義者，最後在一首名為《臭蟲》（ The Bedbug，1929） 的激烈狂想詩中對之進行了諷刺。一個健壯的勞工因事故而被封存在冰層中，“醒來後發現自已成了一個陌生人、一塊化石、一條腔棘魚。一切投票活動交由龐大的機器完成，而一切讨論交由巨大的高音喇叭進行。人造樹木結出了真實的果實，每天都換一種。一切都幹淨而衛生。這個來自舊世界的幸存者身上攜帶了細菌，進而讓新世界的人染上了早已被人遺忘的古老疾病：男人愛喝啤酒，女孩喜歡跳舞和談情說愛。但到最後，他被安全地關在籠子裡，身邊隻有一個同病相憐的夥伴，即一隻來自熱鬧、髒亂、無序的老俄羅斯時代的跳蚤”。（199頁）

海厄特從文學諷刺進而研究了視覺藝術中的諷刺以及互相之間的影響，後者通常被稱為諷刺漫畫（caricature）。在中世紀的許多教堂的牆壁和廊柱上，有諷刺淫蕩的貴婦、貪婪的商人、傲慢的教士的雕塑形象；文藝複興時期的偉大藝術家也樂于通過繪畫表達諷刺，丢勒為勃蘭特的《愚人船》所作的插圖比勃蘭特的詩歌作品更具藝術感染力。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有幾位出色的藝術家将全部或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諷刺漫畫上：“以其粗樸有力的幽默感、強烈的道德意識和對人類愚蠢的由衷鄙視，霍加斯、羅蘭森、吉爾雷、克魯克香克、加瓦爾尼、格蘭德維爾和超凡的杜米埃對當代生活的描繪滿足了諷刺的各項要求，他們的能力事實上也超越了同時代的絕大部分詩人。”（259頁）在觀看十八世紀繪畫的時候，作者這樣提醒我們：“你是否認真觀察過18世紀藝術家描繪的那些貴族和王子，并且發現他們在戈雅（Goya）等感覺靈敏的畫家筆下，雖然珠光寶氣、耀武揚威，不過是金玉其外的傻瓜？他們盯着藝術家看，并且在畫布上以難以名狀的傲慢望向你我，仿佛他們讓自己通過藝術而獲得不朽是對後代的一項恩賜；其實他們是外強中幹的空洞存在。”（150頁）實際上要在繪畫中發現這樣的諷刺，對于觀者來說也是要有一下前提條件的，否則隻會如芸芸衆生那樣被表面上的耀武揚威所迷惑。作者提到“格蘭德維爾和超凡的杜米埃”，我想起可以補充兩件作品以說明諷刺畫的力量。杜米埃創作的石版畫《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諾奈街》揭露法國政府在出兵鎮壓巴黎貧民區騷亂的過程中屠殺了二十個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這幅單純明确的圖像産生了極大沖擊力。但由于是對一個真實事件的再現，不是诽謗性的，是以盡管政府對此感到恐懼，卻無法禁止它的出版，隻能大量地購買刊登這些圖像的報紙，再加以銷毀。在第二年，路易-菲利普政府頒布了嚴格的審查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侮辱國王，攻擊政府的原則”，違者将被判處多年監禁和罰款。但是政治漫畫雜志《漫畫》和漫畫日報《喧嘩》堅持照常出版，格蘭德維爾畫了《新聞檢查制度的複活》和《吹吧，吹吧，你們永遠無法将它吹滅！》兩幅漫畫。

最後，作者邀請讀者和他一起為諷刺歡呼：“向這位眼光明亮、言辭犀利、脾氣火爆、外表看似幻滅、内心充滿理想的缪斯緻敬！”（2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