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讀書計劃·耳畔書香
經典文學，你不能隻是路過
韓少功，著名作家，湖南大學特聘教授。
文革時期，社會方方面面都十分混亂，人心裡的思想在這個時代該如何自洽。隻有把自己理清了，才敢去教書育人自己。而即便教書的備好了課，受教的人想法不在學新思想，教書這事兒也難以進行的下去。
文革一般被認為結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實這個分期過于籠統。對于很多文革中的學子來說，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會”為代表的政權管制全面恢複，還有群眾造反權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紅衛兵的出局。新的各級政權裡雖然都有幾個群衆代表，但一般來說隻是擺設了。
有些學生對官員主政已不習慣。想當年，大串聯，逛全國，想鬥誰就鬥誰，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隊伍才開張，戴上袖章就是時代驕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會主人，這樣的好日子怎麼說沒就沒有了？生活怎麼就隻剩下哎哎喲喲的掄鋤頭出黑汗？他們憤憤不已，隻是還殘存幾分領袖崇拜，那麼與其承認自己出局，承認自己廢棄和可憐，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戰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偉大進軍之前的迂回和潛伏，給自己繼續蒙上意義的金色光輝。
我就是在這時結識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夥是下靖縣的，一夥是下沅江縣的，都是些牛氣沖天的幻想家，開口就是印度支戰争那和法國紅五月的那種，是憂心三十年後中國怎麼辦的那種。我們在春節回城時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國際歌》。他們都比我年齡大，讀的書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是以聽說他們都在鄉村辦了農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場辦一所，決心配合友軍行動，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憐的鄉村。
教材隻能自費油印，由我和幾個朋友編寫，大體上以識字為綱，串起一些地理、曆史、農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識。《老鄉上學歌》之類打油詩穿插其中，力圖使課本更為活潑。 這樣的夜校一開張，幹部們以為我們熱心掃盲，吻合他們的工作任務，還十分高興地支援。對我從無好臉色的副書記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揚了兩句。
不料事情并不順利。農民學員對識字還有些興趣，青年農民對天南海北的趣聞也津津有味，但要讓他們了解列甯和孟什維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們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費力氣實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個縣？怎麼沒聽說過？”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嗎？不打禾嗎？那他們都是吃返銷糧的？”
“我隻聽戴書記說過要學大寨，沒聽說過要學巴黎呵！”
真是讓人出汗。想當年紅軍在鄉村建立蘇維埃，還教官兵們學唱換調變階的《馬賽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們對無産階級光榮這種鬼話也決不相信。無産階級？不就是窮得卵都沒一根麼？要是無産階級光榮，那婆娘們不都光榮了？他們粗俗地大笑，然後對地球是圓的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麼是圓的？明明是平的麼！我走到湘陰縣白馬糊（一個在他們看來已經是很遠的地方），怎麼沒看見摔下去呢？怎麼沒看見湘陰人兩腳朝天呢？……到最後，他們質問我們為什麼不教他們打算盤，不教他們做對聯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們治雞瘟也好呵。
這樣，他們想學的我不懂，我懂的他們不要。多少年後，我看見有些大學生志願者受非政府組織所派，來到尚缺溫飽的貧困鄉村，分發女權或環保的資料，熱情萬丈地教幾句英語，教一兩首英文歌，把娃娃們搞得迷迷瞪瞪，就覺得他們身上也有我當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來都不大考慮雞瘟之類俗事。
夜校因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這樣：為了“學巴黎”，我糾集兩個青年學員，其實是腦子比較呆的兩位，共同寫了一張大字報，炮轟場民兵營長王某，先拍下一隻小蒼蠅再說。大字報指責他經常躲避勞動，開小竈暗揩集體的油，實在太資産階級。沒想到的是，副書記對大字報似乎暗喜，至少沒對我說什麼，倒是原來對知青們較為寬厚的正書記大為光火——原來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還成了王某的入黨介紹人，見我往肉湯裡拉屎，見某些幹部隔岸觀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氣沖沖一把撕了大字報，站在地坪裡開罵：“搞什麼突然襲擊？還拉攏貧下中農來搞派性？告訴你們，蛆婆子拱不翻磨子，黨的上司是鐵打的！”
周圍兩排宿舍鴉雀無聲，誰都不敢說話。
“什麼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發音為“叫”。
第二天入夜，我來到“夜叫”，發現我的預感果然被證明：一個學員也沒來，幾排條凳冷冷清清。連我的那兩位共犯，從書記房間出來以後也慌慌張張，再也不同我說話，更不會喊我“老師”了。我原來準備好的第二課本和第三期課本，都隻能成為廢紙了。
我發現自己确實是一隻蛆婆子，連樹葉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認識這一點，對我後來讀懂一些書倒是大有助益。
一九七二年春，我從茶場轉到某大隊落戶，遇到有學校老師休産假什麼的，也被叫去臨時代課。我此時再無啟蒙壯志，革命意志衰退，隻是同娃娃們瞎混，算是賺一點輕松的工分。誰效忠，我就在黑闆上畫鮮花或者紅旗（給女娃），坦克或者飛機（給男娃），下面寫出相應的象征性領獎者。誰調皮，我在黑闆另一邊畫醜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說不定還狠狠加刑：咔嚓——畫一手槍瞄準之，或嘩啦——畫一糞瓢逼近之。這種獎罰分明的朝廷王法，讓子民們興奮莫名，下了課還圍着我尖叫。我哪給他們正經上過課？幾乎所有課都成了塗鴉和胡扯。但後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場那位書記，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個聰明人，現在總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點子還蠻多。”
他說，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歡新老師了，這些天一放下飯碗就往學校裡跑。
是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高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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