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品飲了數千年茶的古老國度，咖啡作為舶來品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裡究竟占據了怎樣的地位？忽略掉小資族群、咖啡發燒友們的感性回答，業内人士的謹慎樂觀似乎更有理由：雖然在咖啡豆消耗總量與人均年飲用咖啡杯數這兩個數值上仍落後咖啡産業強國且低于全球平均水準，但巨大的市場容量與緩慢而堅定的市場增量，足以證明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又一個咖啡消費大國。
越來越多的中國咖啡消費者享受着美妙的香醇滋味，這不止是一次舌尖上的體驗，文化中的融彙，也是一場産業的盛宴。
“咖啡荒原”變形記
鐘愛咖啡的德國詩人歌德在意大利旅行時，意大利青年畫家科甯布與之同行，這個幸運兒這樣記述最後的告别場景：“那天早晨，我将那個盛滿黑咖啡的巨大的中國瓷碗遞給歌德……”這大概是中國元素與咖啡最早的美妙相遇。
中國人再次與這古老飲品相逢已經來到了1866年，18歲的漢軍旗人張德彜在出洋歐洲時記錄到：“咖啡系洋豆燒焦磨面，以水熬成，其味酸苦。”顯然，這個年輕人頗有些接受不了咖啡的味道。其實，此時的中國境内已經有了咖啡的蹤迹，在上海的美國傳教會出版了《造洋飯書》，以便教育訓練能做西方食物的中國廚師，書中以中國廚師的慣用手法詳解了咖啡的制作與燒煮、飲用，如猛火烘培、大力炒制、現加奶油調味等，簡單、易懂、實用，隻是無從考證彼時是否也出現了咖啡的中國擁趸。
當然，嚴格說來，咖啡在中國的産業之始，是1902年法國教父田德能将第一棵咖啡樹搬入中國雲南，自此，這個東方的“咖啡荒原”才有了日後漸起的衆多故事。
同為亞洲國家與茶文化興盛之地，日本咖啡消費市場的培育曾用了40年時間，而這一過程在中國被縮短了不少。仿佛是一夜之間，慣飲茶水的中國人開始接受并喜歡這種苦澀香郁的味道。這讓人有些訝異的變化過程裡，一些國際巨頭的身影若隐若現。毫不誇張的說，這個茶的國度對咖啡的味覺，正是一衆跨國公司悉心培育而來。
上世紀80年代，雀巢以一句“味道好極了”的廣告語啟蒙了中國大陸的咖啡市場，至今仍占據中國速溶咖啡市場的近半份額。快餐巨頭肯德基和麥當勞也悄然布局，衆多家門店時刻售賣咖啡，提出早餐搭配咖啡，潛移默化地影響年輕消費者的早餐習慣，加快咖啡深入消費者生活的步伐。文化界與娛樂界也在發力，在那個小資風潮盛行的時代，咖啡被包裝成了西方精品文化的代名詞和消費品味高雅的象征。
隻不過，再多的努力之下，咖啡文化的形成仍顯磕磕絆絆，優秀的咖啡師群體也是增長乏力，濫竽充數者衆多。唯獨讓布局者們欣慰的是，這塊巨大的咖啡荒原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同級别的咖啡協會紛紛成立，一系列咖啡教育訓練認證課程大受歡迎，專業力量在逐漸積澱；街頭巷尾的咖啡館越來越注重裝置的運用和原料的甄選……畢竟，隻要中國人人均每天喝一杯咖啡，千億美金的咖啡市場就不隻是夢想。
咖啡之城的前世今生
德國音樂家巴赫在《咖啡大合唱》中吟唱道：“咖啡的味道是多麼甜美，比一千次親吻還美，比用馬斯卡德葡萄所釀的酒還要香甜。”咖啡的“甜美”需要分享，有了咖啡，自然就有咖啡館。存續至今的世界知名咖啡館無不是所在城市的文化地标，朝聖者衆多。而在一些咖啡文化深厚之地，咖啡館的數量與品質則是比拼城市競争力的重要名額。
中國的城市是否也加入了咖啡館的量、質之争？
中國的咖啡館起步依然是在20世紀早期的上海。據《黃浦區志》，1924年上海黃浦區内就已經有2家咖啡館營業。彼時的《上海指南》将咖啡館作為滬遊指南介紹給讀者：“咖啡店各處皆有，此店所售之物則有咖啡、紅茶、牛乳，各種荷蘭水、冰忌廉及外國糕餅等物。四馬路（福州路）之‘寶利’頗有名，且甚潔淨，人皆喜就之。此外各宵夜店亦有兼售咖啡者。”
彼時咖啡館的擁趸中，文化人士為數衆多。魯迅在日記裡記述自己多次和友人去公咖喝咖啡；張愛玲在《雙聲》中描述她與炎櫻逛街買鞋後到咖啡館歇腳，她和這位友人顯然是不怕胖的，每人一塊奶油蛋糕加雙份奶油，每人一杯熱巧克力也要加雙份奶油——在咖啡館裡不喝咖啡而大啖奶油蛋糕，大概是那個年代的常見景象，世事多苦，還是甜蜜一些為好。
現時的中國城市，自然是不介意被評為“咖啡之城”的，盡管也知道自家的咖啡文化培植尚不夠分量。但咖啡館帶來的相關經濟資料實在令人眼熱心跳，相當比例的中國消費者正在習慣在咖啡館裡交際應酬與休憩。咖啡館市場得以處在冉冉上升階段，一方面是大型連鎖咖啡店大肆攻城略地，本土咖啡品牌則以更接地氣的方式與洋品牌咖啡連鎖店展開競争；另一方面，獨立的主題咖啡館不動聲色地藏在城市的街道邊、角落裡，每一家都力圖驕傲地長成屬于自己的樣子。
但是，在既沒有悠久的咖啡種植曆史，喝咖啡剛需也進一步待形成的中國，咖啡館比拼的遠不止是一杯咖啡的品質好壞，氛圍的保持與文化的積澱屬實不易。不妨細數，那些城市裡的咖啡館，其存續的時間，遠不及餐飲、茶館行業的老字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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