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導語：播客并不算一個新物種，國外的播客已經興盛了十幾年。如今，部落格雖然熱度不及從前，但是動作一直未停。本篇文章中主要講述了播客的曆史以及播客為我們帶來了什麼，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一起看看吧。
看電影、看直播、看熱鬧世間百态，你的眼力越來越好，但你的耳朵呢？你的耳朵被滿足過嗎？如果厭倦于刷短視訊，疲于使用社交平台，那麼不妨聽一聽“播客”吧。
什麼是播客？播客（Podcast）的概念和形式都來自于歐美，其英文Podcast是将蘋果播放器“iPod”和廣播的英文“Broadcasting”兩個詞拆解組合而成的，是一種基于網際網路傳播的音頻内容，可以了解為一種網絡廣播節目。
播客的一般形式是主持人和嘉賓們圍繞某個話題進行群聊和對談,話題往往由播客的定位決定,如哲學播客，搞笑播客，故事播客等等。播客中巧妙的互動、豐富的口語和适當的配樂使其具有了親切、生動、氛圍感強等特點。
你可能會比較震驚：“在這個不斷加速的時代，都沒有多少人聽廣播了，為什麼還會有人花1個多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來聽幾個人聊天呢？”别急，你試着聽幾場播客，也許你會發現播客不一樣的魅力。
一、簡明播客史
2004年9月，美國蘋果公司釋出了一款名為“iPodder”的軟體，這被看作是播客（Podcast）出現的标志。
在之後的幾年内，以叙述性音頻内容為主要形式的播客開始逐漸在歐美發展。但2010年左右，由于線上視訊、流媒體音樂等服務吸引了大量閱聽人，播客行業逐漸萎縮，僅有一些生産力相對穩定的播客保持在i Tune播客排行榜的前幾位，但下載下傳數量呈下降趨勢。[1]
2012年6月，蘋果公司将一直内置于iTunes中的播客（podcast）剝離出來，釋出專屬用戶端；兩年後，又将播客作為内置APP整合進iOS8系統。
2014年，一檔名為《serial》（《連載》）播客節目的意外火爆帶動了播客使用者量的急劇上升。《serial》由一位叫莎拉·柯妮格的調查女記者，以聲音紀錄片的形式，報道了1999年美國一樁中學校園的謀殺案。
該案件随着她的調查步步推進，真相也逐漸水落石出。這檔現象級播客節目引發了美國播客爆炸式增長與音頻叙事的變革。這段時期，傳統廣播機構的一衆高管紛紛出走，加盟以潘多拉（Pandora）、 聲田（Spotify）等為代表的數字音頻平台。[2]
目前在歐美，許多作家、演員、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教育家等都熱情地擁抱了這種媒介，并努力尋找播客新的可能。如今美國播客聽衆突破1.2億，也就是說接近一半的美國人都在聽播客。[3]
在中國，最早的中文播客節目是“糖蒜廣播”，它産生于2004年。
但播客并沒有在中國引起很大的反響，而是呈現緩慢增長的态勢。直到2019年底，播客開始逆風翻盤，在中國媒介市場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2020年，即刻團隊開發了國内首款RSS中文播客小宇宙。而在這之前，中文播客聽衆多數使用蘋果手機自帶的Apple Podcast，或是歐美專業播客應用，如 Spotify、Pocket Casts等。[4]
小宇宙APP界面
據《PodFest China 2020中文播客聽衆與消費調研》的中文播客核心聽衆使用者畫像顯示：國内播客的主力消費人群年齡在22-35歲之間，主要是生活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及其他新一線城市的高學曆單身人士。
同時，中文播客聽衆最常使用的5個收聽管道是：Apple Podcasts (49.7%)、喜馬拉雅(37.9%)、網易雲音樂(35.0%)、微信公衆号内嵌音頻(21.9%) 和Pocket Casts (19.5%) 。[5]
二、播客，緣何而起？
1. 廣播媒介生産權和解釋權的下放
在傳統媒體體系中，廣播的生産、傳播、接收的過程是一個自上而下，從精英到大衆的過程，主流媒體和文化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壟斷着廣播内容生産和傳播的話語權。
但随着媒體技術的發展，廣播的生産權和解釋權被下放，原本被動接受媒體和精英灌輸的社會大衆的主體地位顯著提升，成為了集生産和消費于一體的“産消者”，這也是播客安身立命的基礎所在。
播客作為一種網絡音頻自媒體，其符号生産權和解釋權下放展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 将内容生産主體由傳統媒體擴充至普通個人
- 将媒介組織制度化、流程化的生産方式拓展為個體“自組織”式的、随機化的内容産出
二者互相作用的結果是選材自由化、語言個性化、體量片段化的民間内容的滋生繁衍。
播客亦是以一改傳統媒體布道式、封閉式的言說方式，嬗變為一個公開與私密兼具的、開放式的文本空間。[2]
2. 耳朵經濟的興起
中文播客是在國内耳朵經濟興起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耳朵經濟一般指網絡聽書、知識付費、音頻直播等新興網絡音頻業務模式。[6]
耳朵經濟滿足了聽衆在數字時代多場景下資訊擷取與情感滿足的需求，充分挖掘了聲音的價值。
耳朵經濟的興起與保衛私人空間息息相關。聽覺文化研究學者王敦認為，“現代視覺資訊爆炸帶來的感官疲憊，以及公共空間聲音環境的日益惡化，導緻人們越來越使用更多的聲音裝置來保衛自己的私人空間”。
近年來，由于公共空間聲音泛濫，人們習慣用耳機等來抵禦外部聲音。聲音可以強行将人和眼前的世界拉開距離，讓人仿佛置身于一個自己選擇的新場景。
收聽播客的主流音頻平台
音頻産品形态的改變迎合了現代人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媒介使用習慣，也是耳朵經濟興起的原因之一。
在時間上，音頻産品打破了以往無線廣播的線性收聽模式，使用者不必在固定的時間收聽自己想聽的廣播節目，而是可以随時打開媒體裝置，選擇自己心儀的節目，進而滿足間歇性與碎片化的娛樂。
在空間上，自媒體裝置便于攜帶，作為現代人身體器官的外延，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增加了使用者對于音頻産品的空間消費黏性。[7]
3. 網絡圈層化的出現
網絡圈層是以興趣和情感為紐帶形成的趣緣共同體，各種網絡圈層依托社交媒體平台不斷形成，以圈層之間沖突對立演化而來的群體極化事件也随之而來。[8]
在微網誌這樣廣場似的虛拟公共空間中，聚集了很多不同圈層，但不同圈層之間很容易因為互相之間的不了解而陷入一種無休止的争吵和對立中。
于是喜歡不同小衆文化的人希望能建立隻屬于他們自己的“小空間”，而播客就是這種小圈層空間的展現。
每個播客節目都像一個小型社群，喜歡某檔播客的聽衆往往有類似的興趣和愛好，他們能在播客中互相取暖，形成共鳴。
社群感強的播客興起也說明這個時代有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從大衆媒體的話語場中退回來，尋找同溫層的夥伴。[9]
三、我們為什麼聽播客？
1. 個性化口語和情感陪伴
媒介變化帶來了交往方式的更新。人與手機寸步不離，面對面的交流越來越少，對技術的期待也越來越多。
于是越來越多的人經由網絡擷取歸屬感，借智能終端将個體嵌入群體當中，進而來擺脫内心的孤獨感。
人們通過智能手機和耳機聽播客時，仿佛和遙遠的主播以及其他收聽者共處一室，打造出肉身缺席、情感在場的新式社交，進而實作“情感陪伴”。
播客營造出的這種“情感陪伴”的關鍵應歸因于其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
播客運用的既不是自然對話的“原生口語”，也不是廣播之類電子媒介的“播音口語”，而是一種将制作者和傾聽者整合起來、高度依附于主播個體化口語的新媒介口語。
同時，播客并不隻是将資訊一字一句的播報給耳朵，它以活靈活現且彰顯人物特征的口語表達方式，讓聽衆感觸到細緻微妙的情感溫度，在聽衆的腦海中描繪出人物形象及故事場景，進而實作聽覺和知覺的通感。[10]
例如，側重于泛文化類的談話播客仿佛是在為我們孤獨且單調的生活插入了一段文化沙龍。在一些朋友間的插科打诨中，讓我們在聲波起伏之間感受到被陪伴的溫暖，進而在極大程度上幫助我們緩解孤獨。
2. 内容服務與文化價值
從播客的内容來看，播客往往從談論獨特的個人經驗出發，逐漸延伸出公共性的話題，并在一次次的疑問、解釋和重複中使模糊的線索變得清晰，複雜的内容變得淺白。哪怕再高深玄妙的道理，也能在播客的津津樂道中化繁為簡，令人樂此不疲。[10]
一檔好的播客可以開拓視野，滿足好奇心。例如，《天才捕手FM》是一檔專門講述職業故事的中文播客，“做客”這檔播客的嘉賓都是在某個領域沉澱多年的人。
該節目涉及到的職業類型多樣，不僅有大家習以為常的職業，還有很多我們陌生的職業，比如盲人陪跑員、動物行為訓練師、廁紙設計師等。
他們在節目中分享的職業故事往往獨特而有趣，這就使得不少觀衆從這檔播客中了解了很多聞所未聞的職業，甚至産生了從事某一職業的興趣。
此外，一些科普類、知識類播客節目還能傳遞知識，幫助聽衆提高文化素養。
比如，BBC4台有一檔叫做《在我們的時代》的節目。從1998年起，該節目主持人梅爾文·布拉格每周邀請三位名校學者一起對談曆史、哲學、科學等話題，每期40分鐘，到2018年已經播出了800多集，吸引了200多萬聽衆。[11]
這檔知識型播客恰恰印證了“哲學始于對話”這一觀點，它引導聽衆們在唇槍舌劍中探查和梳理觀念、追尋和擷取知識。
3. 逃離視覺影像的高度沖擊
在這個視覺影像高度普及的時代，以各類長短視訊為代表的視覺産品深刻影響和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比如對于占據人們大部分使用時間的短視訊，就有網友戲稱“抖音 5分鐘，人間1小時。”而就專注于聽覺神經的媒介産品來說，其發展速度相對落後。
實際上，當視覺影像對個人生活無孔不入的全面侵占時，觀看視覺影像便從神聖的藝術欣賞降格為虛妄的感官刺激。
在審美降格後，使用者雖然滿足了感官需求，但也心生疲憊和空虛。是以，當下對視聽平衡的呼籲使得我們将目光重新聚焦到聽覺上。
在眼球經濟帶動的視訊消費娛樂中，使用者的娛樂性需求較強，其消費的着力點普遍在于感官刺激與視覺消費，而缺少深度的思考。
而在耳朵經濟中，使用者接受資訊與資訊消費主要依靠耳朵，這時人需要進行更多的腦力活動，能引發更深刻的記憶和理性的思考。[7]
四、中文播客的困境與未來
盡管中國線上音頻市場使用者規模已達到4.25億，但播客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小衆的媒介形式。
根據播客搜尋引擎Listen Notes的統計資料，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國大陸播客的數量為16448個，與總個數為76萬檔的英文播客相去甚遠。
那麼，是什麼在制約中文播客的發展？
從産出看，個人創作者制作播客節目的難度大是首要因素。
一檔播客依賴于深入的采訪和大量的剪輯工作，以及對節奏和資訊密度恰到好處的把控，而對于脫離于機構的個人播客來說，把控好每個環節可謂艱難。
從内容看，播客内容帶有明顯的小衆化特征，并不是當下大衆廣泛認可的主流消費内容。
播客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冷門話題為名片的，甚至專門作為主打招牌吸引“小衆”群體。且播客本身存在收聽門檻，内容自身的精細化、專業化程度較高，以深度的專業化探讨為走向，并非面向所有聽衆，迎合大衆口味。[4]
部分中文播客合集
同時，播客的播放場景是有限的。
在網際網路時代，占人們有效時間的前三名是視訊、遊戲和社交軟體，使用者收聽播客的場景主要集中在乘坐公共交通、居家起居、戶外活動這三項。[12]
比如場景的限制使得播客存在流量天花闆，也許一檔播客能憑借主持人的魅力、精彩的内容獲得幾萬到幾十萬規模的訂閱量，但如果再想達到幾百萬的規模就很困難。
當播客得到市場和資本的認可後，播客節目就需要為廣告主定制節目。那麼，如何平衡廣告主的理念與播客本身的定位，如何在植入廣告的同時兼顧節目效果等問題對于業界來說任重而道遠。
未來，播客到底會發展成什麼量級的事物，還需要我們拭目以待。
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播客從業者對播客保有持續向上發展的看好态度，但播客究竟能否出圈，成為大衆化的媒介還有待考量。
但不可否認的是，播客市場是一片廣袤的、尚未完全被開發的土地，隻要“有心人”用心挖掘，深耕細作，生産出好的音頻内容，勢必能夠激發使用者更大的消費熱情，促進播客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曉菲.美國廣播行業的播客業務發展現狀與趨勢[J].新聞界,2016(18):67-72.
[2]王長潇,劉瑞一.從播客到移動音頻媒體:賦權的回歸與場景的凸顯[J].新聞大學,2019(06):71-80+123-124.
[3]陳賽.播客再度流行，加速社會的解藥？[J].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第44期.
[4]樊麗,林莘宜.“耳朵經濟”背景下播客内容新樣态探索[J].中國出版,2021(24):31-35.
[5]PodFest China.中文播客聽衆與消費調研報告[EB/OL]（2020-5-6）[2022-1-1].https://blog.csdn.net/jinjinledaoFM/article/details/105963366.
[6]陳昌鳳.“耳朵經濟”：知識與資訊消費新形态[J].人民論壇,2020(05):92-94.
[7]李雨軒,趙志安.使用者消費視域下的耳朵經濟市場現狀及前景研究[J].編輯之友,2021(08):24-28.
[8]申金霞,萬旭婷.網絡圈層化背景下群體極化的特征及形成機制——基于“2·27事件”的微網誌評論分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43(08):55-61.
[9]陳璐.梁文道：播客，别那麼熱鬧[J].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第44期.
[10]許苗苗.播客:聲音裡的情感共同體[J].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3):144-152.
[11]薛巍.哲學播客：唇槍舌戰中的愉悅[J].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第44期.
[12]邢海洋.聽和看，價值差在哪？[J].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第44期.
作者：唐敏；公衆号：羊村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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