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謝海定，《法學研究》副主編
作者附言
相信多數人的多數日子，同我的一樣，是平淡的。平淡着且焦慮着，算是我的生活常态。此舊歲又去新年已來之際，以“把平淡的日子過得心安理得”這句話來安慰新年的自己，不知是否也能慰藉到與我一樣普通平凡的那個你呢。無論如何，祝普通平凡的親，新春快樂！
本文收入崔建民主編《作嫁衣者說——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編輯心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139—146頁）。
一
2002年10月，我的工作從研究室調整到了編輯部。雖然隻是機關内部不同部門間的調整，但算是開始了一個新職業。年底回家的時候，并不識字的爸媽問我，“編輯是幹什麼的”。爸媽想聽到的，顯然不是我所做的具體工作，而是讓街坊鄰居們一聽就能明白的一個職業名号。那時候的我，回答不上來。直到今天，我依舊沒有準備好能讓自己覺得滿意的答案。
我所在的《法學研究》，是一本法律類學術期刊，在法學圈内很有名氣。雖然雜志有名，但是由于對編輯工作完全不了解，上司剛提出讓我去編輯部的時候，我内心是拒絕的。當時心想，科研工作剛剛起步，卻喚我去做編輯，是認為我科研能力不行麼？那會兒，包括我在内，不少人都認為編輯是門檻很低的活計，從科研崗調整到編輯崗，多意味着科研能力欠缺、潛力不大。記得張志銘老師第一天帶我去編輯部的時候，看到大家都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沒有任何人擡頭看一眼。新兵進門，沒被任何人注意到，于是心虛地想到，或許是自己被窺見了“科研不行”，内心的困窘便更添了一層。
後來知道，專心忙自己的，其實是編輯工作的常态。做科研和當編輯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個人時間。不過，科研人員的時間安排通常比較自主，而編輯的時間安排比較固定。我們是雙月刊，比起月刊、周刊、日報之類，出刊周期已經算得上挺長，但即使如此，審讀稿件、派發外審、作者溝通、編輯校對等圍繞稿件采選加工的日常工作，也基本上把每日的時間填得滿滿當當。尤其在編輯加工環節，《法學研究》要求責任編輯對稿件進行深度加工，逐字逐句核查修改。且不說中外文引注的核查校對會耗費掉大把時光，僅努力把各種翻譯式表達、口語化表達和個性化色彩過強的表達修改得盡可能簡潔流暢，就是特别絞盡腦汁的事情。而在這些日常工作之外，還有參加編輯教育訓練、政治學習、策劃選題、舉辦會議論壇等職業範圍内的事情。跟科研相比，每期雜志在固定時間出版發行，各個環節的稿件審讀及編輯校對，都對應着基本固定的日期，編輯的各項具體工作繞不開，更逃不掉，差不多就是“終于忙完這一期，隻待接着再忙下一期”的狀态。
對于這樣的工作節奏，在做編輯的前兩年，我感覺相當不适應。那兩年，也是我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後兩年。除了做編輯，還要寫博士論文，而無論時間還是精力，編輯與科研并舉共進，對我當時來說都幾乎是不可能的。2004年元旦後，我決定申請博士延期畢業。在送出申請前，導師和師兄弟們都勸我堅持。确實，在當時能看得見的未來時間段裡，不可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和更好的解決辦法，除了拼命，就隻能放棄博士學位。編完2004年第1期稿件後，我短期内減少了用在編輯方面的時間，每天晚上天黑開始，接着之前的進度，撰寫博士論文到天亮，然後出門跑步、吃早飯、洗漱、睡上三四個小時。如此堅持了四十多天，終于完成博士論文初稿。
二
編輯工作的節奏，時間久了就可以适應，并漸漸變成習慣。相對更具有挑戰性的，是與各種各樣的作者打交道。給我們投稿的作者，絕大多數是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然後是一些博士研究所學生、碩士研究所學生，少數從事立法、司法、行政的公職人員。不管所投稿件在選題、論證、篇幅、規範等方面有多麼大的懸殊，他們差不多有一個共同點：覺得自己的稿子品質最高，至少也是寫得非常好。
認為自己的論文寫得好，對絕大多數作者來說，包括我自己，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畢竟，閱讀者領會到的隻是文字所表達的一部分，而文字所表達出來的也隻是作者思考的一部分。閱讀者對論文的印象，是其領會了的那部分；而作者對自己論文的印象，則是其相關思考的所有部分之和。加上閱讀者和作者在相關知識的儲備上總是存在差異，對特定論文的認知判斷存在不同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不過，一旦有了自己寫得好這個先念，有些作者便再難聽進去不同意見。
做編輯工作這些年，與絕大多數作者都能夠彼此很好地溝通交流，他們表現出了研究工作的嚴謹，對學術的虔敬，對編輯工作的尊重。也有極少數作者，他們的做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了解，但是确實容易給編輯帶來程度不同的困擾。
曾有一位知名學者給我們投了一篇稿件。綜合考慮論文選題、論證邏輯性、引注規範性等多方面因素，我認為稿件非常确定地不适合本刊發表，因而未将稿件外派匿名專家審讀，直接作了退稿處理。退稿通知發出後，作者給我打了一晚上電話。第二天繼續，不接電話一直打、接了電話挂不掉。
其實，這位作者是一個非常可愛也可敬的法學家，除了上面說的小插曲外，我們之間總體上也一直保持了互相尊重的關系。與之相比，有作者的做法，更容易直接影響到具體的編輯工作。曾有一位實務部門的上司在遭遇退稿之後，先後通過院裡、所裡以及其他途徑，來疏通關系。這種做法既耽誤了很多人的時間，也讓我因這篇文章“得罪”了很多本無必要“得罪”的人，心裡很不安。
“得罪”人多了，可能會招緻一些人在背後的議論。有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無意中聽到桌上有人提起我的名字，并夾帶了不少髒話。仔細一聽，大概是這位年輕人曾經投稿《法學研究》，并花不少精力托了不少關系，但連我的面都未能見到，覺得我實在太傲慢了。
學術期刊的作者也是期刊的主要讀者，既是論文生産者也是主要消費者，本是編輯不願得罪也得罪不起的群體。理想狀态是，作者和編輯之間互相信任、密切合作。互相信任才能密切合作，才能降低溝通交流的成本，共同繁榮學術。然而，目前的學術大環境中，學術期刊是非常稀缺的資源，期刊資源在學科、地域、作者群體等方面的分布并不均衡，期刊選稿标準很難做到清晰明确具體，即使我們常說的學術标準，也有極強的主觀性。如此，作者對期刊及期刊編輯存在不信任的現象，也就很好了解。而在互相競争期刊資源的過程中，少數編輯未能堅持期刊定下的選稿标準，少數作者設法找門路、拉關系，這也使得作者和編輯間的關系複雜化，彼此間的普遍性信任很難建立。
建立作者和編輯間的互相信任，我以為，主觀方面的基礎是，大家應該共同“為了學術”，把學術作為内心的信仰；客觀方面的基礎是，要建立盡可能透明公開的稿件采選制度，讓稀缺的期刊資源在陽光下配置設定。不過，這兩方面，都不是編輯個人或者作者個人的問題，牽涉整體學術環境的改善，短期内并不容易解決。
三
編輯工作做久了之後，經常會遇到熟人、朋友的，或者經過熟人、朋友轉托過來的“求助”：幫忙給論文提建議。經常聽到的話是：知道你們刊要求高，我并不是要給你們刊投稿，隻是想讓你幫忙提一些修改完善的建議。或者，被邀請去做關于“如何寫好學術論文”的講座或者座談。話都很客氣，透着對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可是，做久了編輯之後，在工作之外對别人論文說三道四，以及就怎麼寫出好論文“指點迷津”，都真的屬于心裡最不願做的事情。
雖然由于職業原因對學術寫作規範、學術鑒賞方法相對熟悉，但這并不意味着編輯都有很高的學術能力。編輯有其相對熟悉的學術領域，超出這個領域之外，就是外行。即使在其熟悉的領域内，編輯通常也不會比精研具體問題的作者有着更深的領悟、更準确的把握。而關于什麼是好論文，本就沒有非常具體确定的标準，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文章，“好”的标準也不一樣。最重要的是，編輯不能把自己個人的判斷标準，作為普遍性标準兜銷給作者。在各學術期刊都采用雙向匿名外審的制度後，對特定論文“說三道四”，有可能不但沒幫上作者，反而會給作者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不過，在自己工作範圍内，編輯卻應該堅持學術規範性、學術創新性、學術嚴謹性等方面的判斷。工作之外的拒絕，是基于對自己局限的認知；工作之内的堅持，則是基于編輯職責的要求。堅持自己的判斷，可能會因為自身存在的知識局限而漏掉了好稿子、選擇了不夠好的稿子，但這是期刊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且通過外審制度、編輯自身不斷的努力，還可以将這個代價限制在較小範圍内。而如果編輯經常放棄自己的判斷，則很容易使得學術标準之外的其他因素，對稿件的采選發揮決定性作用。
當然，有些邀請和求助或許并不真的出于對編輯能力的信任，而可能主要因為編輯被認為掌握了期刊采選稿件的權力。其實，像我所在的《法學研究》，編輯個體，包括主編，都沒有直接決定稿件采用的權力。我們實行的三審制度，是一審、二審和終審，都隻有否決權，而沒有決定權。雖然分散的權力仍然是權力，但它并不具有決定性，屬于關在審稿制度籠子裡的權力。
四
很多人以為，編輯工作無非就是看稿子、編校稿子而已，雖然需要規範、細緻和耐心，但熟悉之後應該是比較輕松的。從實際感受來說，這話差不多說對了一半：要應付基礎的稿件編輯工作，做到規範、細緻和耐心就差不多了，而要真正做好編輯職業，這些還隻是一個開始。盡管審讀和編校稿件是編輯的核心工作，但是在期刊營運的整個流程中，同樣重要的，前有選題策劃，後有學術傳播。
選題策劃是發揮期刊學術引領功能的重要途徑之一。選題策劃，需要立足期刊定位和宗旨，關注國際國内發展大局，研究學科和行業發展趨勢，梳理相關領域的理論發展脈絡和實踐待解難題，結合特定時段内理論和實務熱點。除了對自身期刊定位有明确的意識，對所在學科的知識脈絡有比較清晰的整體感，日常廣泛關注國内、國際尤其是行業内的大事之外，每個選題策劃還需要集中地做功課，既包括選題本身可能存在的理論突破的難題和角度，也包括哪些人可能對此選題感興趣、哪些人可能做出突破性的成果。2011年8月，我和同僚嘗試設立“《法學研究》青年公法論壇”。論壇定位于國内青年學者的公法學術交流平台，主旨在于引導青年學者在公法研究的選題、方法、材料、思路等方面不斷反思、創新，推動中國公法研究沿着嚴謹、務實、深入、學術的方向發展。自2011年起，青年公法論壇陸續組織了“公法發展與公法研究創新”“反思法治：制度、實踐和話語”“作為方法的權利和權利的方法”“國家治理的法治化”“法治視野下的城市治理”“馬克思主義法學：經典與解釋”等選題的征文和研讨。2014年起，編輯部正式設立“《法學研究》論壇”，迄今組織了“城市化與法治化：城市化的法律治理”“依法治國與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民法典編纂的前瞻性、本土性與體系性”“刑事法治體系與刑法修正”“個人資訊使用與保護的法律機制”“新時期金融穩定發展與法治保障”“政府、市場與法律：營商環境的法治化”“創新驅動與國際博弈下的知識産權法”等十多個選題的征文和研讨。
學術傳播是學術發表功能的自然延伸，一定程度上也是學術發表的目的所在。對于大型出版機構而言，編輯部往往隻負責内容出版，其後的傳播則由專門的部門負責。而對于一般的期刊編輯部來說，内容出版和傳播是一體化的，期刊編校印刷完畢，其實隻完成了一半工作。受非市場化營運體制的影響，國内學術期刊過去一直隻重視内容出版，在傳播方面最多也就是關注一下紙刊的發行。近些年，随着電子化、數字化傳播技術的發展，微信公衆号、期刊論文資料庫、期刊開放擷取網站、電子期刊等學術傳播方式，逐漸得到運用。《法學研究》也于2014年開始建設自己的獨立網站，實作了本刊論文的開放擷取，并開通微信公衆号，及時釋出與本刊有關的動态資訊。實際上，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目前這些傳播方式都隻展現了“學術發表的自然延伸”。真正主動的、具有獨立價值的學術傳播，需要對學術作品内容、學術作品價值、學術作品閱聽人進行類型化，建立不同的傳播機制、傳播管道，針對性地采用不同的傳播方式。例如，具有決策性參考價值的學術論文，可以将論文中最核心的決策性思考改寫成簡潔明晰的要報，遞交相關決策部門；具有知識普及或觀念更新價值的學術論文，可以被改寫成通俗易懂的大衆報道、知識通訊，通過大衆媒體傳播；具有理論突破性的學術論文，可以組織作者和同領域專家持續研讨。學術傳播不隻是學術發表的延伸，它具有獨立的價值，但目前的期刊編輯部體制很難應對學術傳播的要求，隻能是編輯個人盡力而已。
五
與專職科研人員以作品呈現自己成果不同的是，編輯工作的成果很難被看見。除了每期出版的期刊，編輯工作的努力似乎都處于“白忙”狀态。在量化考核的評價體制中，很多編輯工作都“不是工作”，比如學術傳播。而且，将編輯論文數量、編校字數作為名額，并不能真正衡量編輯工作量，不同期刊、不同編輯、不同論文在審讀、修改和編校方面的工作量差異極大。将編校成果的引用頻次、轉載獲獎與否作為評價名額，亦未必能夠反映編校的實際效果——它們要能作為編校效果衡量名額的前提是，學術引用整體上是規範的，轉載和獲獎是以學術品質為第一位的，但後者在實踐中都存在較大争議。由于編輯成果不易被看見，編輯工作就成了真正的良心活。如果你比較看重那些評價，看重可見成果的多少，你對編輯工作的投入就會缺乏持續的動力。
最基礎的編輯工作安排，就像鐘表的指針“一圈一圈”走過，就像春夏秋冬循環往複。編輯工作的基調是平淡的，雖然編完一期稿件時，也有瞬間些許的輕松愉快，但遠不如經過了艱辛研究、熬夜敲完最後一個标點時，那般興奮和精彩。近幾年編輯部招聘時，我都會跟應聘者說，編輯需要某種程度的“不求上進”“不思進取”，需要一種沉靜的心理态度，有太多學術野心的話，不容易做好編輯工作。不斷追求上進無疑可使我們進步，但泛濫的不甘心也正是我們痛苦或走錯路的根源。甘心做好份内事情，甘心做一個平凡的普通的人，把平淡的日子過得心安理得，這或許是編輯要具備的基礎素養之一。
一直有人說，編輯類似于裁縫。其實，編輯也類似于年複一年默默耕種的農民，日複一日守在生産線上的勞工。下次回家告訴爸媽，兒子的工作跟他們種地差不多，希望他們不會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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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珊
稽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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