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賞的江南文化傳統承繼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樣純粹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樣徹底大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還是大衆文化？精英與大衆的二進制文化分析模式，對于上海來說，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衆文化各種流行小說、流行音樂、流行戲劇的發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說被稱為鴛鴦蝴蝶派，海派的平劇比較起京派更多商業與市場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時也是精英啟蒙文化的搖籃。最早的政論性報紙《時務報》1896年創刊于上海，梁啟超作為報紙的主筆，以“筆鋒常帶情感”的魔力，傾動大江南北，《時務報》象征着近代中國批判性公共領域的誕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晚清的啟蒙源于上海，同樣，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開，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後來改名為《新青年》，将啟蒙的火種接力到北京，啟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啟蒙與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國的學術中心，精英文化憑藉的北大、清華等著名國立大學。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和輿論中心，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發行量最大的書局、品種最豐富的雜志都雲集上海。報紙、雜志和出版業，構成了近代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與大學不一樣，大學吸引的是知識精英，而媒體面向的是各類社會大衆。北京的啟蒙是精英對精英的啟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啟蒙，則是精英對大衆的啟蒙，通過媒體的管道，訴諸于公共輿論、教科書和流行讀物，直接面向社會公衆。
啟蒙之是以成為生意，乃是與現代印刷業的出現有關。印刷技術的現代化，使得廉價的出版物成為可能，令一般社會公衆都能買得起，而白話小說、白話文的推廣，又使得閱讀大衆迅速擴張。上海的精英文化與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資本主義為背景的傳播媒體。報紙、雜志與書籍，皆是受市場法則支配，皆要考慮到閱讀大衆、戲劇大衆和電影大衆的欣賞口味和審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與啟蒙事業，便不是一個精英向大衆布道的單向過程，而是精英與大衆的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雙向過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與大衆、啟蒙與生意之間，并沒有一條絕對的界限。以國内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商務印書館為例，在民國初年的啟蒙運動之中，它的影響力絕對不在北京大學之下。商務印書館走的不是上層而是下層路線，它出版了大量的辭典、教科書和通俗學術性讀物，将新科學、新學科和新知識傳播于社會，它所創辦的雜志系列：《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婦女雜志》、《青年雜志》、《小說月報》、《自然界》等等，除《東方雜志》面向知識界之外，其餘都是面向特定的社會大衆，走市場路線，卻絕不媚俗；教化大衆，卻不居高臨下。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共計2000卷的《萬有文庫》，收集有各種中外的經典讀物，以簡裝、價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讀者發行，其工程之大超過法國啟蒙學派的百科全書，在文化效益和市場效益上取得了雙向成功。
北京的五四啟蒙陣營，到1925年之後，發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啟蒙運動的産物，作為啟蒙的不同遺産，卻互相對峙，意識形态的沖突與緊張，在北京表現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等主流出版媒介，雖然有自己的價值傾向，卻不置于前台，他們以一種廣義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現。比如商務的老闆張元濟，取的是相容并包的态度，各種“主義”的著作，隻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納之列。是以，很難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為西方派與傳統派，對于中西文化，他們勿甯是調和的、會通的，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啟蒙傳統，也有消費文化，啟蒙與娛樂之間，并非天人兩隔，精英的雅緻與大衆的世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淵源之一，是明清以來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傳統便是士大夫文化與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這一雅俗共賞的江南文化傳統承繼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樣純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樣徹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個二進制的世界，大學裡的洋教授與胡同裡的駱駝祥子們，絕不可能欣賞同一種文化。但上海不一樣，上海的文化人與市民階級在文化上處于同一個世界，既過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圖附庸風雅，風雅與世俗，精英與大衆，雖然有界限，卻沒有無法跨越的鴻溝。
海派文化的雅俗混雜，有兩個文本上的典範。一個是張愛玲的小說，她的小說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發着強烈的市民氣息。張愛玲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寫出日常生活的詩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從凡夫俗子的悲歡離合之中看出一絲淡淡的蒼涼。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張愛玲的小說再度在都市讀者中走紅，這并非偶然。
福州路舊影（圖檔來自網絡）
另一個雅俗一體的範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馬路文化。四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當年是上海各種精英文化與娛樂文化彙聚之地，被稱為“娼優士合璧”，這裡既是近代傳媒的中心，也是風月場所，又是各種新式戲院的雲集之地。當年的福州路旁邊短短的一條望平街，集中了《申報》、《新聞報》、《商報》等最有影響的報紙，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等最有影響的書局也彙聚與此。四馬路同時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娛樂與消費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識分子們承繼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傳統，白天在報館高談闊論，鼓吹變革，晚上到戲院裡看戲，欣賞海派平劇，或者去青樓吃花酒。他們将風花雪月帶入啟蒙事業，又使欲望場所充滿了文人的雅興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譴責小說”和“言情小說”皆發源于四馬路，又以四馬路文化作為場景：前者雖為社會諷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卻是通俗小說的形式，後者雖為休閑娛樂的鴛鴦蝴蝶派，在藝術上卻力圖追求文人的風雅。
精英與大衆、高雅與世俗，這些兩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這裡獲得了一種奇妙的結合，彼此鑲嵌，互相滲透，形成了獨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本文節選自《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許紀霖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講演》，原刊于《文彙報·每周講演》，2009年9月5日）】
作者：許紀霖
編輯：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