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站上大學講台，29歲失明，人生舞台大幕逐漸合攏。
閱讀和書籍，讓我看見生命航行中的燈塔。
黑暗中奮鬥，登上哈佛大學演講台，重回三尺講台，播撒點點星光。
——楊佳
01
沐浴在科學的春天
我是個湘妹子。
故鄉的山山水水令人難忘。
從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嶽麓山的美麗景色，從小我就愛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來，嶽麓書院、愛晚亭、黃興墓、白鶴泉……
我的童年不僅與一年四季風景如畫的嶽麓山為鄰，更與靠窗的4個竹質的大書架為伴。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和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的同學們都秒變“追星族”，大家争相立志要當科學家。
那年正趕上全國恢複聯考，學校讓我去試試。我想，試試就試試！
我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學的春天）”英文花體字的确良襯衫走進大學校園的。
77級、78級的大學生有個特點，年齡懸殊，有30多歲的，也有15歲像我這樣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大學畢業前夕同宿舍好友合影（前排中間楊佳）。
這是大陸積澱了十年的精英。
當時有個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奪回來”！我們同宿舍7個人，我睡上鋪，學校晚上9點鐘熄燈，可半夜醒來，發現室内仍有燈光，低頭一看，原來下鋪的劉京鳴同學頭戴一頂礦工帽，正在聚精會神地看書。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很多，這種精神感染着我，我懂得了什麼叫緊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學習非常自覺。
精讀課上，老師講《鐳的發現》，我們早已通讀《居裡夫人傳》；
泛讀課講《呼嘯山莊》，我們會把勃朗特三姊妹的書都拿來看；
一次，學的課文是黑人作家亞曆克斯·哈利的小說《根》，大家就争相閱讀《飄》《湯姆叔叔的小屋》。
看了電影《霧都孤兒》，大家又紛紛閱讀狄更斯的原著及《艱難時世》《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
畢業後，我留校任教。
19歲的我站在大學講台上，教英語系二年級精讀課，台上台下，年齡相仿。
後來，又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當年叫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
畢業後，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英語教育訓練中心任教，也是該中心第一位教英語寫作的中方教員，由于教學效果好，美國主任保拉·沙布亞克讓我連教了8個學期。
02
暴雨洗劫的夏天
可偏偏這個時候，我的世界朦胧起來。
先是上課時讀課文讀錯行，後來書上的字變得越來越模糊，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間合攏……
原來我患了一種罕見病，視力不斷下降，失明将不可逆轉。
醫生把診斷結果告訴了父親，父親一夜白頭。
周末和假期，我不再去圖書館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奔走在求醫問藥的路上。
西醫、中醫、針灸，就連最痛苦的球後注射，都嘗試了，都無濟于事。
當新辦好的國家圖書館的借閱證遞到手中，我已經看不清自己的照片了……
終于，一個早晨，我睜開眼睛，迎接我的是一片漆黑。
那一年，我29歲。
适應黑暗的過程是一種煎熬。多少次，我習慣性地拉開窗簾，“天，怎麼老不亮啊！”
宗璞在《告别閱讀》中的那種痛心疾首，此刻，我感同身受。
然而，我堅信人類當“告别武器”，但絕不可告别閱讀。
不能看書，我就聽書，錄音機用壞了一台又一台。
不能寫字，我就學盲文。可30歲的我，盲校不收，隻好通過電話向老師請教。
原以為盲文是一種世界通用語，其實不然。
“中國盲文之父”黃乃先生一人就發明了兩種漢語盲文，世界上的盲文多種多樣。以手指摸代替眼睛看，實在太難了。
一個簡單的英文單詞，我用手足足摸了一個多小時，就是不解其義。
我有一個夢，我還想教書。可重返講台談何容易。
第一關就是行路難。
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爸爸給你當拐杖”。就這樣，年複一年，我緊緊握着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到教學樓，風雨無阻。
我還想寫書，開始嘗試電腦語音軟體，苦戰數月，書一本本出版，我又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03
從未悲秋
在人生最絢麗、最張揚的迸發時刻，無暇沉溺感傷，唯有不負韶華，砥砺前行。
新世紀，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提出的“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個念頭：我還想讀書！
我考上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哈佛學生閱讀量非常大，每次課老師布置的閱讀總不下500頁，同學們都感覺時間不夠用，對我就更不夠了。
因為我必須先通過掃描器把資料一頁頁掃進電腦，再通過讀屏軟體把内容讀出來。
這樣一來，時間全沒了，隻能拼速度了。
我由原來每分鐘聽200多個單詞，提速到每分鐘近400個，聲音全都變了調。
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作業、寫不完的 paper，還要參加許許多多的學術活動……幾乎每天學習到淩晨兩三點。
最終，我不僅完成了學習任務，還超出學校規定，多學了3門課，成為哈佛大學建校以來首位獲MPA學位的盲人學生。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給楊佳頒發畢業證書。
哈佛學成歸國第2天，北京申奧成功，年底中國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這種大環境下，在我的導師李佩先生和校上司的大力支援下，我在中國首創《經濟全球化》《溝通藝術》課程，将哈佛MPA課程本土化。
課程放到網上，創下了中科院研究所學生院“空中課堂”點選量第一的紀錄。我講授的課程被評為“優秀課程”。
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專家顧問期間，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賽會志願者制定了“NP3S”專業服務标準，填補了國内空白。
我的經曆表明，書不但可以看，還可以聽、可以觸摸。
04
狂歌一冬
失明讓我懂得，人最怕失去方向感。也賜予我一大命題，當人生到了至暗的時刻，應怎樣超越，怎樣逆襲？
獨處之時，思緒紛至沓來，我時常想起導師李佩和她的丈夫“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先生，想起父輩們的創業之路。
為了制造原子彈，當年我父親也曾與莫斯科大學專家在全國各地尋找鈾礦，條件十分艱苦，沒有任何防護設施，隻有一件雨衣。
于無路之地蹚出一條路，于無望之際用性命呵護希望之火，他們為之奉獻的“兩彈一星”的成功發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硬實力”，維護了世界和平，從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
愛在天際。
如今，以李佩、郭永懷先生命名的星星在閃耀，他們的精神永遠激勵着我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上，不做“留得殘荷聽雨聲”，而做“映日荷花别樣紅”！
楊佳在導師李佩家。
閱讀讓我與曆史先賢和廣闊天地對話，讓我看見指引生命航程的燈塔，指引着我去追求、去奮鬥、去活出人生的意義。
書籍是思想的海洋，裝載着人類文明，讓人覺醒，讓人類的悲喜相通，圍堵着的人心在閱讀中奔湧而成江河，深不可測的歲月在先哲的回聲中演奏着命運交響曲。
2008年11月，我在聯合國總部紐約接受CRI駐聯合國站記者沈汀的采訪，由此與這位CRI品牌欄目《美文閱讀》（More to Read）主持人建立友誼并成為其忠實聽衆。
他的讀書标準是“甯缺毋濫”，“一旦讀到自己覺得沒太大價值的書，建議盡快放棄，另覓好書。畢竟時間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
楊佳在聯合國總部門前。 以上圖檔由楊佳提供
哈佛同學餘際庭也給出三點忠告，“讀跨界的書、紙質的書、經典的書。”
理由是一個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讀跨界的書。
學文科的，應該讀一些科普書籍；學理工的，應該讀一些人文類書籍。無論什麼學科背景，都應該讀一些曆史、哲學類書籍。
其次，要讀一些紙質書。我們每天通過手機，獲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識。長此以往，容易浮躁，滿足于快餐式閱讀，導緻思辨能力下降。
讀紙質書，不僅可以讓人獲得系統化的知識，還會令人内心甯靜。
第三，要多讀經典。經典是人類精神的巅峰。
讀經典，就是讓自己站在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既可以擴大視野，豐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也可以塑造個人氣質，令人終身受益。
中國科學院大學創始人嚴濟慈先生在《法蘭西情書》中說，讀一本書，應掌握其精髓，聯系實際，反複應用，熟則生巧。
他敦促大家多去圖書館，博覽群書，用時能信手拈來。
在人際交往和閱讀中，我的閱讀觀也日益明晰：讀書使人充實，閱讀塑造靈魂，閱讀傳遞真善美。閱讀使人類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閱讀讓人類眼界大開，擁抱世界。
閱讀讓我們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閱讀讓我們讀懂自己，讀懂人生，讀懂祖國……
閱讀之樂猶如巴金《海上日出》中的描寫，“這時候，不僅是太陽、雲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那就是圖書館。
世界是一本書，祖國是一本書，每個人都是一本書。
讀懂這些書，絕非易事，需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生命。
是以，不朽的不是書，而是讀書人。
在遭遇人生危機和面臨世界風雲突變之時，化解危機最終還要靠人類自己。讀者萬歲！
本文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科學報》記者蔔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