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站上大學講台,29歲失明,人生舞台大幕逐漸合攏。
閱讀和書籍,讓我看見生命航行中的燈塔。
黑暗中奮鬥,登上哈佛大學演講台,重回三尺講台,播撒點點星光。
——楊佳
01
沐浴在科學的春天
我是個湘妹子。
故鄉的山山水水令人難忘。
從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嶽麓山的美麗景色,從小我就愛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來,嶽麓書院、愛晚亭、黃興墓、白鶴泉……
我的童年不僅與一年四季風景如畫的嶽麓山為鄰,更與靠窗的4個竹質的大書架為伴。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和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的同學們都秒變“追星族”,大家争相立志要當科學家。
那年正趕上全國恢複聯考,學校讓我去試試。我想,試試就試試!
我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學的春天)”英文花體字的确良襯衫走進大學校園的。
77級、78級的大學生有個特點,年齡懸殊,有30多歲的,也有15歲像我這樣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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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前夕同宿舍好友合影(前排中間楊佳)。
這是大陸積澱了十年的精英。
當時有個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奪回來”!我們同宿舍7個人,我睡上鋪,學校晚上9點鐘熄燈,可半夜醒來,發現室内仍有燈光,低頭一看,原來下鋪的劉京鳴同學頭戴一頂礦工帽,正在聚精會神地看書。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很多,這種精神感染着我,我懂得了什麼叫緊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學習非常自覺。
精讀課上,老師講《鐳的發現》,我們早已通讀《居裡夫人傳》;
泛讀課講《呼嘯山莊》,我們會把勃朗特三姊妹的書都拿來看;
一次,學的課文是黑人作家亞曆克斯·哈利的小說《根》,大家就争相閱讀《飄》《湯姆叔叔的小屋》。
看了電影《霧都孤兒》,大家又紛紛閱讀狄更斯的原著及《艱難時世》《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
畢業後,我留校任教。
19歲的我站在大學講台上,教英語系二年級精讀課,台上台下,年齡相仿。
後來,又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當年叫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
畢業後,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英語教育訓練中心任教,也是該中心第一位教英語寫作的中方教員,由于教學效果好,美國主任保拉·沙布亞克讓我連教了8個學期。
02
暴雨洗劫的夏天
可偏偏這個時候,我的世界朦胧起來。
先是上課時讀課文讀錯行,後來書上的字變得越來越模糊,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間合攏……
原來我患了一種罕見病,視力不斷下降,失明将不可逆轉。
醫生把診斷結果告訴了父親,父親一夜白頭。
周末和假期,我不再去圖書館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奔走在求醫問藥的路上。
西醫、中醫、針灸,就連最痛苦的球後注射,都嘗試了,都無濟于事。
當新辦好的國家圖書館的借閱證遞到手中,我已經看不清自己的照片了……
終于,一個早晨,我睜開眼睛,迎接我的是一片漆黑。
那一年,我29歲。
适應黑暗的過程是一種煎熬。多少次,我習慣性地拉開窗簾,“天,怎麼老不亮啊!”
宗璞在《告别閱讀》中的那種痛心疾首,此刻,我感同身受。
然而,我堅信人類當“告别武器”,但絕不可告别閱讀。
不能看書,我就聽書,錄音機用壞了一台又一台。
不能寫字,我就學盲文。可30歲的我,盲校不收,隻好通過電話向老師請教。
原以為盲文是一種世界通用語,其實不然。
“中國盲文之父”黃乃先生一人就發明了兩種漢語盲文,世界上的盲文多種多樣。以手指摸代替眼睛看,實在太難了。
一個簡單的英文單詞,我用手足足摸了一個多小時,就是不解其義。
我有一個夢,我還想教書。可重返講台談何容易。
第一關就是行路難。
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爸爸給你當拐杖”。就這樣,年複一年,我緊緊握着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到教學樓,風雨無阻。
我還想寫書,開始嘗試電腦語音軟體,苦戰數月,書一本本出版,我又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03
從未悲秋
在人生最絢麗、最張揚的迸發時刻,無暇沉溺感傷,唯有不負韶華,砥砺前行。
新世紀,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提出的“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個念頭:我還想讀書!
我考上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哈佛學生閱讀量非常大,每次課老師布置的閱讀總不下500頁,同學們都感覺時間不夠用,對我就更不夠了。
因為我必須先通過掃描器把資料一頁頁掃進電腦,再通過讀屏軟體把内容讀出來。
這樣一來,時間全沒了,隻能拼速度了。
我由原來每分鐘聽200多個單詞,提速到每分鐘近400個,聲音全都變了調。
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作業、寫不完的 paper,還要參加許許多多的學術活動……幾乎每天學習到淩晨兩三點。
最終,我不僅完成了學習任務,還超出學校規定,多學了3門課,成為哈佛大學建校以來首位獲MPA學位的盲人學生。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給楊佳頒發畢業證書。
哈佛學成歸國第2天,北京申奧成功,年底中國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這種大環境下,在我的導師李佩先生和校上司的大力支援下,我在中國首創《經濟全球化》《溝通藝術》課程,将哈佛MPA課程本土化。
課程放到網上,創下了中科院研究所學生院“空中課堂”點選量第一的紀錄。我講授的課程被評為“優秀課程”。
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專家顧問期間,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賽會志願者制定了“NP3S”專業服務标準,填補了國内空白。
我的經曆表明,書不但可以看,還可以聽、可以觸摸。
04
狂歌一冬
失明讓我懂得,人最怕失去方向感。也賜予我一大命題,當人生到了至暗的時刻,應怎樣超越,怎樣逆襲?
獨處之時,思緒紛至沓來,我時常想起導師李佩和她的丈夫“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先生,想起父輩們的創業之路。
為了制造原子彈,當年我父親也曾與莫斯科大學專家在全國各地尋找鈾礦,條件十分艱苦,沒有任何防護設施,隻有一件雨衣。
于無路之地蹚出一條路,于無望之際用性命呵護希望之火,他們為之奉獻的“兩彈一星”的成功發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硬實力”,維護了世界和平,從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
愛在天際。
如今,以李佩、郭永懷先生命名的星星在閃耀,他們的精神永遠激勵着我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上,不做“留得殘荷聽雨聲”,而做“映日荷花别樣紅”!
楊佳在導師李佩家。
閱讀讓我與曆史先賢和廣闊天地對話,讓我看見指引生命航程的燈塔,指引着我去追求、去奮鬥、去活出人生的意義。
書籍是思想的海洋,裝載着人類文明,讓人覺醒,讓人類的悲喜相通,圍堵着的人心在閱讀中奔湧而成江河,深不可測的歲月在先哲的回聲中演奏着命運交響曲。
2008年11月,我在聯合國總部紐約接受CRI駐聯合國站記者沈汀的采訪,由此與這位CRI品牌欄目《美文閱讀》(More to Read)主持人建立友誼并成為其忠實聽衆。
他的讀書标準是“甯缺毋濫”,“一旦讀到自己覺得沒太大價值的書,建議盡快放棄,另覓好書。畢竟時間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
楊佳在聯合國總部門前。 以上圖檔由楊佳提供
哈佛同學餘際庭也給出三點忠告,“讀跨界的書、紙質的書、經典的書。”
理由是一個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讀跨界的書。
學文科的,應該讀一些科普書籍;學理工的,應該讀一些人文類書籍。無論什麼學科背景,都應該讀一些曆史、哲學類書籍。
其次,要讀一些紙質書。我們每天通過手機,獲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識。長此以往,容易浮躁,滿足于快餐式閱讀,導緻思辨能力下降。
讀紙質書,不僅可以讓人獲得系統化的知識,還會令人内心甯靜。
第三,要多讀經典。經典是人類精神的巅峰。
讀經典,就是讓自己站在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既可以擴大視野,豐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也可以塑造個人氣質,令人終身受益。
中國科學院大學創始人嚴濟慈先生在《法蘭西情書》中說,讀一本書,應掌握其精髓,聯系實際,反複應用,熟則生巧。
他敦促大家多去圖書館,博覽群書,用時能信手拈來。
在人際交往和閱讀中,我的閱讀觀也日益明晰:讀書使人充實,閱讀塑造靈魂,閱讀傳遞真善美。閱讀使人類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閱讀讓人類眼界大開,擁抱世界。
閱讀讓我們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閱讀讓我們讀懂自己,讀懂人生,讀懂祖國……
閱讀之樂猶如巴金《海上日出》中的描寫,“這時候,不僅是太陽、雲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那就是圖書館。
世界是一本書,祖國是一本書,每個人都是一本書。
讀懂這些書,絕非易事,需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生命。
是以,不朽的不是書,而是讀書人。
在遭遇人生危機和面臨世界風雲突變之時,化解危機最終還要靠人類自己。讀者萬歲!
本文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科學報》記者蔔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