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倫•索金導演的《芝加哥七君子審判》（原名：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2020）被譽為“有機會沖刺奧斯卡”的好片，片中内容取材于美國真實的曆史事件——1986年反越戰抗議行動。深受人民愛戴的林肯總統遇刺身亡，林登接任後要實施“偉大計劃”，美國不斷幹預越南戰争，反戰情緒愈演愈烈。
以艾比·霍夫曼、湯姆·海登等人為代表的八位民間戰士因為率衆舉行公開抗議活動，受到了共和黨新政府審判，影片上映時間恰逢美國大選，可謂是大有深意。
越戰使得當時美國青年群體對國家喪失了自信心，一群激進青年“異皮士”（Yippies）的反主流熱潮開始形成。
如何轉化曆史事件成為電影素材？
審視曆史時，我們應該帶着全球史的眼光，隻有不帶區域色彩地去關注一個曆史事件，才能更宏觀地感悟到它對整個人類曆史程序的推動性力量。
《芝加哥七君子審判》的背景處于20世紀60年代，這是一場越戰，更是一場思想激進變革運動——把激進主義和“嬉皮士”文化結合。
艾倫·索金善于捕捉和描述曆史事件，此前拍攝的《史蒂夫·喬布斯》和《茉莉的牌局》都是對他個人突出方面的印證，把曆史改編為生動活潑的視覺藝術可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芝加哥七君子審判》中一共有三個群體組織：黑豹黨、異皮士、學生民主組織，被統稱為“激進左派分子”。學生民主組織成員湯姆·海登宣告美國“新左派”誕生，艾比·霍夫曼主張用異皮士反文化開展思想運動，博比·西爾善于用演講傳達進步思想。三派聚于美國大選間的芝加哥，通過對三派的審判，暴露了美國社會的諸多現實問題。
三派和美國政府之間是互相對立的嗎？
我認為并非如此，他們之間互有交融，互有孕育。
制度是司法機關、聯邦政府、警察局，思想是知識分子、異皮士、少數族裔。前者為後者提供思想的沃土，後者為前者奠定建構的魂魄。
這樣的局面正像電影中異皮士說的那樣：“如果世界是荒誕的，就用荒誕與之對抗。”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全世界都在看
在《芝加哥七君子》審判中，媒介起着重要的連接配接作用。
從一開始霍夫曼接受采訪提問時被問到：“如果取消革命，你會開價多少？”霍夫曼利用媒體的宣傳效應回答了相當标準式的答案——代價是我的生命。一方面彰顯了組織追求獨立自由的精神核心，另一方面也為自身形象的建構鋪下了社會示範性藍本。
電視、報紙、電話，記者新聞媒體等，不斷出現在這部影片當中。甚至在審判的時候，法官和辯護律師之間的某些交流都考量了時下電視播出的觀衆反應。
媒介符号有時候會放大事件的本身。譬如劇中有一幕，七君子中的一位因為敬畏體制，在收庭的時候站立起意，其他人卻并未起身，原因是那日的審判法官表現出明顯的黑人歧視傾向。這一舉動細節通過電視熒幕放大，以至于他在後續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受到了黑人保姆明顯的“敵意”。
還有一個情節便是膠帶事件。倫尼·戴維斯因為警察毆打孩子，一怒之下發表言論：“如果注定要流血，就讓血流遍整個城市！”
這句話因為主語的缺失，被當局者利用，作為煽動暴亂的源頭。而倫尼·戴維斯的本意并非引起暴力争端，而是甘願“犧牲”革命者自身的利益，并非挑釁當局警察，讓他們為此“獻命”。
這場審判的沖突性從一開始便得到了媒體的全力關注，媒介在這場事件中是無聲的記錄者。如果法官的判決有徇私舞弊的成分，那麼媒體的鏡頭更多是還原事實的真相，但也不乏後期粗制濫造下的“人為破壞”。
這場“暴亂”想讓全世界看見什麼？
看見明目張膽的歧視？權力法律的操控？新思想的激越？
媒體建構的話語似乎更加模棱兩可，為了博取關注度，為了保全自身機構，兩者都采納。
美式的樂觀主義總是那麼振奮人心，曆史事件需要适時回到大衆視野，不斷為看似新上演，實則輪回出現的議題得到參考借鑒。
自由是制度建立的前提，制度是保障自由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