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地作出見證
範穩
像以往一樣，我的寫作總是從大地上開始的。如果不把我要書寫的某個地區、某個民族走上幾遍，不在村寨裡住上一些時日，喝夠老鄉們的包谷酒，我是沒法動筆的。2020年夏季，新冠疫情剛剛得到控制，我就去雲南文山壯族自治州采風。實際上在新冠發生之前的當年元月，我已經去過一趟文山采訪，原計劃過完年後再去，但沒想到受疫情影響拖到六月。壯鄉之行讓我對稻作文化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吃了大半生的米了，我還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何長成的。我隻有在采風中想象：春回大地，布谷鳥開始鳴唱，農人駕牛耕田的浪漫，浸泡谷種時的期待，撒種時的仔細，育秧時的祝福，栽秧時的歌謠，薅秧時的辛勞，水稻揚花時的馨香，抽穗時的祈願，收割時的喜悅……當然，我知道這是田園牧歌式的小資情懷。真正的鄉村生活，還需要去發現那種探幽索微、走心入腦的現場感和質感。
那時我想去種一塊田。我要拜一個種田能手為師，“桑野就耕父，荷鋤随牧童”。從驅牛下田、三犁三耙開始，再到選種育種、撒谷成秧，然後稻香來襲，收割入倉。我要履行這樣一個完美的偉大過程，才有資格“稻花鄉裡說豐年”。
實際上我們都在種一塊屬于自己的田。創作一部長篇，與種一塊田無異。當我把目光投向南疆這片熱土時，我預感到這裡有我願意去耕作的“一塊田”。我需要去選種育苗，精耕細作，接上地氣，吸取養分，在田裡走一走，在大地上去發現。我曾經在地質部門工作過一段時間，過去地質隊員們找礦一般采用普查和詳查相結合的手段。普查就是按照地質圖上标明的經緯線，在大地上漫遊，逢山翻山，遇水過河，當找到一些成礦條件較好的區域時，再進入詳查階段，挖探槽、打礦洞，上鑽機，直至把礦藏儲量搞清楚。無論種田還是找礦，既有規律可循，也要接上地氣，身體力行，文學創作亦然。
多年來我已經形成這樣一種創作習慣：每當要進行一部新長篇的寫作時，第一步是作大量的田野調查，這個時間至少半年到一年。文學寶藏就在大地之上，也在大地深處。我感到慶幸的是我生活和工作在一個多民族的省份雲南，25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曆史文化與生态體系，都有自己的創世史詩、宗教文明、英雄人物、生存智慧和愛情故事。大地上生長的萬物和它養育的人們，從來都是一個作家不可替代的老師。在這個老師面前，你是永遠畢不了業的學生。
雲南文山壯族自治州地處南國邊陲，拱衛着國家的西南大門，四十多年前這裡還戰火紛飛、英雄輩出。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對外開放。是以它是雲南貧困面積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脫貧攻堅戰打響後，邊陲之地的人們義無反顧地向貧困宣戰。這是一場絲毫也不遜色于當年那場保衛邊疆的戰争。世代戍邊的人們從來不缺乏愛國熱情，他們是家國情懷最濃郁的一群人。他們不應該貧窮，不應該永遠落後于時代。邊疆富裕了，邊防才會安穩。一條公路，一項産業，一種農科技術的引進，都可以讓一個村寨甩掉貧困的帽子。我走訪了數十個邊境村寨，見證了偏遠山鄉的巨變，結識了許多脫貧緻富的帶頭人。他們中有的就是當年的支前模範、戰鬥英雄。在馬關縣羅家坪村，村委會主任熊光斌是個身經百戰的老支前、老民兵。他曾經在一場戰鬥中為了掩護戰友，操作高射機槍平射了半個多小時，把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當年他在陣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來了就吃幹辣椒，半年下來竟吃了一百多斤幹辣椒。有誰能想到我們的和平歲月和這些幹辣椒有關？現在熊光斌帶領全村人緻富，村裡戶戶有新房，有通暢的水泥路，有榮譽室，有村民活動室。鮮花盛開在道路兩旁，果實綴滿了枝頭，村舍掩映在樹蔭下，連炊煙都透着一種甯靜安詳的詩意。又有誰能想到這裡曾經是邊關前線？
能夠置身于脫貧攻堅這場偉大戰役中，是一種榮幸。我們是見證者，也是記錄者。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如何去呈現，就顯得尤為重要。貧困的故事千百萬，緻富的道路也許就那麼幾條。我看到了一條路對一個閉塞村莊的重要，也看到了觀念的轉變對一群人的改變。尤其是在邊地少數民族地區，撬動貧困這座大山，可能隻需要一個支點。
過去我認為自己對現實缺乏把握，而曆史感卻仿佛與生俱來。可是，在我們身處的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社會在進步，時代在變化，觀念在重新整理。這也是曆史程序的一部分，一個階段，同樣需要我們去感覺認識，并以文學的手段真實反映。滄海變桑田，早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種時光荏苒、往事越千年的時間概念。幾年前還需要騎馬進去的村莊，現在你開車一腳油門就到村口了；村莊裡那些追逐時尚、打扮新潮的年輕人，已讓人分不清他們是種田人還是城市上班族。變化實實在在，就在“轉身”之間。
就“轉身”帶來的人物命運變遷而言，我更關注人物“轉身”之前的曆史。作家王安憶說過，長篇就是寫人的命運。沒有一個人的命運相似，也沒有一個人的命運可以一言蔽之。當然，我更欣賞那些有着傳奇性的、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人物的命運。一如我這部作品中的主人翁卓世民。我曾經采訪過一個身份特殊的老警察，并和他成了朋友。他在職時，很多年來他在工資單上的名字隻是一個代号（恕我在這裡不便說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和平年代的傳奇人物，是為我們大家默默守護平安的無名英雄。我讓卓世民這樣一個有着參戰經曆的老兵，借助偵破一樁拐賣案，走進邊遠的鄉村，走向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就像帶着我的視覺來關注這場向貧困宣戰的偉大戰争。也一如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一樣，他也要在續寫人生傳奇中，再次完成自己的壯麗轉身。我相信有的人，就是為演繹傳奇而活着。這讓我們這樣的寫作者不至于太寂寞。
進入新世紀以來，這是我的第七部長篇小說。同時也是我的一部轉型之作（請允許我也作一次“轉身”）。過去我更傾注于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與曆史作為我的學習和表現對象，藏族、納西族、彜族、哈尼族等。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各民族文化是我們的寫作優勢和取之不盡的資源。盡管我不是少數民族，和他們流着不同的血脈，說着不同的語言，有文化隔閡感和陌生感，要走進這些少數民族，有許多困難和障礙需要克服。這次我把目光轉向了當下、轉向了壯民族。我知道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我把壯民族及其文化當一門新開的課程，确切地說，寫作此書，又為自己的人生補了一課。當我在南國邊地上行走時，我重溫了上世紀火熱純粹的八十年代，那時這裡炮聲正隆，我還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來到雲南邊疆的年輕人，我們常去慰問那些從戰場下來的新時代“最可愛的人”，他們為國征戰的榮耀感和自豪感讓我至今難忘。我也重新認識了邊疆、民族、國門、邊境線這樣一些不僅僅是人文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他們會促人陡升國家認同感、民族尊嚴感以及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國境線雖然是無形的，但它在每一個邊地人心目中又重如千鈞。而在脫貧攻堅戰打響之前，許多村莊都在極度貧困線之下，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連修一段水泥路都顯得奢侈。但是，正是這些邊地人，多年來默默地承擔着戍邊的職責。他們不應該貧困，邊境線上的村寨更不應該貧困。每一個村口，每一條村道，都是國門所在。邊疆脫貧了，邊境線就穩固了；邊境線穩固了，國家就安甯了。
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采風和體驗生活讓我獲益匪淺，深受教益。這是這個大時代的社會現實對我的啟迪。太陽還是那個太陽，地上的人們已緊随時代的步履，華麗轉身。我為那些在現實生活中完成了命運轉身的人們感到欣慰。當然也包括我作品裡的主人翁卓世民，過去是叱咤風雲的鐵血警察，退休後是社群居民，當别人有難時挺身而出，轉過身來還是一個鐵骨铮铮的英雄，以自己生命和熱血，為公平和正義、為脫貧攻堅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偉大時代，每一個人都在努力緊跟時代前進的步履，都在或多或少地變換着身份，追求文明，追求進步，追求富裕，追求高品質的生活方式。
感謝《長篇小說選刊》對我這部作品的厚愛，在這個百花齊放的時代，一部作品在衆多長篇小說中獲得選家們的青睐，是我的榮幸，更是對我的鼓勵。還要特别感謝文山州委州政府、州文聯對我深入生活一線的支援和幫助，感謝我的壯族好兄弟張邦興，他是我學習壯文化的領路人，我們一起在壯鄉壯遊，在村寨裡和老鄉們喝酒長談，每每喝到星月無光、醉意闌珊。特别要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當代》雜志，從選題确定開初，就一直給予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援。第一稿出來時，人文社特意邀請專家學者潘凱雄、施戰軍、賀紹俊、應紅等人審閱。在審讀改稿會上，他們提出了非常寶貴又專業的修改意見，讓我在後來的改稿中受益匪淺。在此一并緻以誠摯的謝意！
四川人，1985 年畢業于西南大學中文系，同年到雲南工作。曾做過地質隊員、文化新聞幹事，現就職于雲南省作家協會。國家一級作家，任雲南省作家協會主席，雲南省文聯副主席。九三學社社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二屆雲南省政協委員。1986 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已出版發表各類文學作品約 700 萬字。主要以小說創作為主，代表作有反映西藏百年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地雅歌》，以及反映抗戰曆史的長篇小說《吾血吾土》《重慶之眼》等。曾獲《人民文學》雙年獎、《當代》文學獎、十月文學獎、2017 年度中國好書等多個國内文學重要獎項，《水乳大地》入選“新中國 70 年 70部長篇小說典藏”。有多部作品翻譯為英、法、德、意大利文。
編輯制作：陳銘
二審：李成強
三審：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