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春節返鄉潮，北京作為一國首都的疫情爆發，又開始牽動無數人的心：
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北京常住人口2189.3萬人， 外來人口為841.8萬人。
這些外來人口，絕大多數都是過年返鄉潮的主力軍。是以，北京的疫情爆發，代表着，這幾百萬的流動人口，是否能回鄉，該如何回鄉，旅途過程中又是否會把病毒傳染到其他省市，成了被關注的焦點。
而這其中，一位尋子的父親，一個肩負給父母看病責任的兒子，如果不是因為一份公開通報的流調資訊，河南男子嶽榮貴（化名），或許仍然是萬千掙紮着想爬出命運泥潭的普通百姓的一員。
按照常理，這事大概是兩個發展方向：
第一，通過警方的介入和群衆的幫助，他終于找回了自己的兒子。
第二，兒子找到了，卻已受害或意外死亡，這對喪子的夫妻接受了事實，從此回歸平靜生活。
無論哪個結局，或好或壞，總歸有明确的答案，讓這個時間停滞在兩年前的家庭，能繼續往前走。
隻是萬萬沒想到，這成了一個羅生門：
威海警察局通報稱：2020年已找到屍體，且做了DNA對比，是嶽榮貴夫妻失蹤的大兒子。
而嶽榮貴夫妻卻表示：從未看到DNA鑒定報告，甚至被警方拒絕檢視報告，也不允許自行對屍體進行DNA鑒定。
事情已過去一年多，很難确定這種巨大分歧，是雙方溝通不暢，還是的确存在問題。
我們也無從得知，這個尋子的父親，到底是不願意接受真相，還是從屍體和親子鑒定中感受到了被蒙騙的憤怒，以至于整整兩年，他一直過着“白天尋子，晚上打工”的“北京折疊”式生活。
隻是，這件事，讓我看到一個普通的家庭，想要發出聲音，想要實作訴求，有多麼艱難。
在此之前的兩年，是他求助無門的兩年。
一個被時代洪流甩下的父親，一個幾乎要複刻父母命運軌迹的剛成年的兒子，無論是生或是死，都沒機會訴說自己人生中的苦痛。
甚至更現實的是，通過這次核酸陽性，通過流調，他才能從這個社會得到這麼多善意，否則，他就是城市中多數人心中的“農民工”“社會底層”，說不定還會被當做“社會不穩定因素”“潛在犯罪分子”。
而在此之後，哪怕得到了大衆的關注和支援，他卻不得不面臨《讓子彈飛》中要靠剖開肚子以自證清白的局面，他要怎麼向質疑聲證明：這兩年的确是在尋子，而不是博關注？
甚至于，他堅持兩年的尋子之路，卻以一種有些荒誕的方式被畫了休止符。
你要兒子？屍體找到了。
你要結果？警察局調查顯示，“未發現有犯罪事實的存在，不符合立案條件”。
你要DNA報告？大概在不遠的将來，會得到一份完全合規合法的報告。
這不是說警察局就真的做錯了什麼，也不是說警察必須要承擔安撫一個不願意接受現實的父親的責任，有些事，是人力和技術所不能及的。
隻是，這個失蹤甚至死亡的孩子，這個對屍體心存疑慮的家庭，原本應該更早地被關注到他們的訴求、得到更耐心的對待。
某種意義上，被檢查出新冠陽性，倒像是這個家庭的某個命運轉折點，或者更直白地講，一件幸事。
網絡上已經有了類似言論：
面對網友們自發打款援助的情況，有人說，“靠兒子能掙不少錢了吧”；
面對警方通告和嶽家人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上蹿下跳，博關注”。
這一切，反而更讓人覺得悲哀了。流量時代，縱然有孫海洋、嶽榮貴這樣的“幸運兒”被流量寵幸，進而有更多自主權去尋求幫助，也必然有更多完全失聲的父母、孩子、男女老少。
甚至會越來越多。無論是由于虹吸效應，還是資訊繭房。總之，這些人在社會的宏大議題中，會越來越地多喪失話語權，直至不同生活環境和社會處境中的人，成為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到那時候，他們的尋親路、維權路該怎麼走？
該如何不被被動地被推入流量漩渦，在争議和質疑中尋求真相，而是從一開始就有主動權，去決定自己要不要被看見、被幫助？
這樣的憂慮，不僅僅是無法發聲的那部分人群的集體憂慮，也應該是那些有能力有途徑輸出哪怕一星半點觀點的人群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