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墨客
編輯 | 墨客論史
“我非常後悔，我現在才知道，在這些問題上，我不能存在任何的僥幸心理，沒想到我自己會落下這麼一個下場。”
這是張琦在被審判時，所說的忏悔詞。
張琦出生于1961年，小時候的學習成績也非常好，在20歲的時候，就考上了淮南師範專科學校，在學校期間，他特别喜歡教師的工作，是以畢業後便留校擔任老師。
這份工作一做就是7年的時間，在這7年裡，張琦兢兢業業，很多學生都非常喜歡他，也喜歡跟他交流，久而久之，他也有了不錯的人緣。
也正是在這7年的時間，他不僅僅成為了老師，還擔任了校團委副書記和書記的職位，這讓他開始，品嘗到了權利的力量。
但是，這時候的他還是以服務學生為主，在學校的時候，很多學生都喜歡跟他交流，雖然平時想要見到他很難，但隻要有學生與他接觸過，都對他非常稱贊。
後來他覺得在學校工作的時間比較長，有些向往外面的工作，是以便決定，要去外面任職，于是便來到了礦務局中，擔任副經理。
這一年是1988年，很巧的是，當時海南建省，成立了海南經濟區，全國有數十萬的人都海南工作，這一種現象還被廣大群衆們起了一個響亮的稱号——十萬人才下海南。
也正是在這樣的号召下，張琦辭掉了老家的工作，跟着這10萬人，來到海南。
剛剛來到海南的時候，他就發現了這裡是一個“寶地”，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地方是剛剛建設好的，任職的機會相比較其他的地方來說，要大很多。
另一方面，他雖然在這裡沒有熟人，但早已在教育機構待着很久的他，也在很早之前就了解過海南這邊的情況，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有了來海南的想法。
來到海南之後，他就想着在這裡闖蕩出一片天地，雖然老家的工作還算可以，但是相對于大城市來說，他還是覺得有點少，總覺得，憑什麼他們能掙這麼多，我卻這麼少？
内心嫉妒不平衡的他，漸漸地也産生了一些不良的心态，隻不過，這個心态他自己也不知道，總以為是内心對金錢的渴望而已。
實際上，當一個人對金錢有了欲望，就會慢慢地走向腐敗，而這對于這個人本身來說，自己似乎是不知道的，總以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
張琦自然也不例外，隻不過，他的野心，也并不是在剛剛來到了海南就出現的，而是在海南幾十年的時間裡，先後曆任了多地市委書記。
在權利漸漸地增長時，他也漸漸失去了當年的初心
而這幾十年的時間裡，他也結婚生子，妻子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步入經商的行業中，不過，在我黨召開的十八大中明令禁止，上司幹部的家庭禁止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内經商。
當然，這一點，張琦自然是“做到了”，他并沒有讓妻子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内經商，但是，他隻是明面上讓妻子與公司撇清關系，但實際上，卻讓妻子藏身幕後，控制公司。
這種做法是非常典型的“前店後廠”，他利用自己的權利給這些所謂的老闆謀取一些利益，之後便将自己的家人介紹給這些老闆。
在商海中混迹多年的老闆們，自然也知道他的想法，于是，便開始給張琦輸送一些利益。
在這個方面，他們采用了一個自認為合法的外殼來包裝。
有一次他在擔任市委書記時，有一個景觀提升道路的工程，這個工程的投标價高達數億元，當時有一個老闆正好中标，這個老闆正好是與他有關系的。
老闆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立即就給他打了個電話：
“書記，請問一下，您最近有空嗎？我想約您吃頓飯。”
收到這個電話，張琦自然是知道這個老闆心裡在想什麼，于是便回答道：
“既然你想要吃飯，那你去找我的妻子吧，跟她一起，招标就是走個形式。”
張琦的意思就是，這件事情自己是不參與的，一切都是以他的妻子為主，老闆聽到這句話，自然是了解他所說的意思，一邊賠笑着，一邊挂斷了電話。
對于這一次的招标，張琦其實并不急于兌現全部的利益，因為他從這一刻就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要為“将來”做打算。
“這個錢在我的身上，或者在這些老闆的身上都一樣，隻要将來我缺錢的時候，找他們就夠了，等到将來我退下來之後，我自己不缺錢就行。”
他不僅僅是給自己安排了“将來”，就連家裡的下一代，也就是他的兒子，也安排了将來。
當時他的兒子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在外國留學，有一次，張琦決定要去找兒子，參加一下他的大學畢業典禮，但此時他的旁邊正好有一個正在跟他商讨事情的老闆。
這個老闆當時想要去外國投資個項目，聽到張琦要去的地方跟自己是一樣的，于是便提出一同前往的邀請。
“畢竟大家都是順路的，既然有了邀請，那就順便一起過去吧，說不準這次的路費也不用自己掏了。”
想到這一點，張琦便同意了，兩個人也約定好了時間，一起乘坐飛機前往外國。
在畢業典禮上，張琦看着兒子頭戴博士帽，心裡也非常的高興，也許，兒子将來能“繼承”自己的衣缽也說不定，于是，他便将身邊的老闆介紹給了兒子：
“來，這是跟我一起來這裡工作的老闆，你認識一下。”
在兩個人簡單地認識了一下之後，兒子便立即跟父親說道：
“爸，我發現在外國生活有點困難，這裡的消費比國内還要高。”
聽到兒子的話，張琦還是比較心疼兒子的，于是便說道：
“行，沒有問題，等我回國之後，我讓你母親給你。”
他們的對話旁邊的老闆聽的是一清二楚，在了解到張琦的孩子沒有“生活費”之後，便示意了一下旁邊的人，不一會兒，他的手裡就多出來了一個皮箱子。
張琦看着老闆手裡的箱子，心裡似乎是明白了什麼，但他的想法是不想讓自己陷入到這個裡面來，于是便讓自己的兒子跟他去商量，自己卻走到了一邊。
沒過多久，他的兒子就拿着那個皮箱子走到父親的旁邊，張琦自然也明白裡面到底是什麼，但他依然好奇地問了一下：“多少？”
兒子比劃了一個6的手勢，其他的什麼都沒有說。
回國之後，張琦的兒子便想着要做生意，對于兒子的想法，張琦自然是明白的，于是便開始給他搭線，不僅僅是介紹了老闆與他相識，也給他提供了資金的幫助。
而這些資金，大多數還都是這些老闆所提供的。他們給張琦兒子提供資金，而張琦也給這些老闆提供幫助，在這來回牽扯之下，他從老闆那裡“借”了3000萬。
而這一大筆錢，美名其曰地說是兒子的本錢，自然，這一筆錢他并沒有還。
他還讓老闆出資，給自己的兒子買了兩套房子，其中一套海景房竟然高達3500萬。
當然，作為回應，張琦就利用職務的便利，幫老闆承包項目，解決土地糾紛問題。
在這常年父親幫助自己，給自己錢的生活裡，兒子自然也沾染上了這些“習慣”，他也開始向老闆主動索要，并且自己也經常往返國内和國外。
不僅如此，張琦還利用自己的職位，去給老闆謀取一些人大代表等身份，看起來是在幫這個老闆，實際上，他就是在幫助自己的孩子。
畢竟做父母的，多多少少還是喜歡給孩子鋪路，這樣一來，自己以前受的苦，孩子在未來能避免的就避免。
但是讓張琦沒有想到的是，他如此做，卻在後來給自己帶來了一些不好的影響。
我黨從成立以來，就一直在極力地進行反腐行動，這一行動已經進行了很長的一段的時間，然而有些人還是想着頂風作案，但他們的下場自然不用多說。
2019年，與張琦關系密切的一個老闆被留置，這讓張琦感覺嗅到了一絲危險的氣息，他覺得，這個老闆可能會牽扯出來自己，于是便開始抵抗我黨的調查。
他首先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家人們全部都安排出去，先安排兒子、兒媳逃到外國，然後自己又跟妻子打算割斷，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保全自己。
家裡人都安排好了之後，他又想到了那些跟自己有接觸的老闆們，連忙聯系這些老闆，讓他們都跑到國外，隻有這樣，自己才能全部“擇幹淨”。
但他就算做了這麼多，我黨依然将他審查了，在強大的法律和證據面前，他也不得不低下了那高傲的頭，接受審判。
根據我黨的調查，張琦斂到的所有物品，錢财等，共計1.07億元，判無期徒刑。
而被審查後，他的兒子還在外面，我黨中央就對釋出了“紅色通緝令”，也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終于知道了後悔兩個字應該怎麼寫。
“我現在非常後悔，我也想對兒子說，現在他還比較年輕，盡量早點回國自首。”
這是他想要對兒子說的話，然而現在他的兒子也無法聽到，因為在審判前，他給兒子撥打過電話，可兒子反而一直處在無法接通的狀态。
除此之外，那些曾經在張琦授意下逃亡外國的老闆們，在知道這個消息之後，也紛紛回到了國内，接受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