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新
“如果這裡是地獄，我又身處其中，那我一定也是個惡魔。”
太多華語觀衆是從抖音進入《1883》的，沒想到一進去就被“拿下”——開頭便異常火爆：腹部中箭的女孩用無限連發的左輪手槍，攆得強人們四處亂竄，狂屠仇敵的同時，她竟然還有心思口吐金句。
野牛、草原、蛇、天花、鬥毆、駿馬、槍戰……一集沒結束，五六個悍匪已殒命，單槍滅數人算正常操作，演員平均格鬥水準超武英級，且能一邊迎戰，一邊保持面無表情，俨然在為總崩潰時的臉部扭曲積攢力量。
毫無疑問，《1883》是“西部片”。可劇中的“西部”，隻是一堆刻闆印象的集合。似乎沒人追問：西部真的是這樣？
因為答案死無對證。
從有“西部片”那天起，這些刻闆印象便被批量複制，已成“八股”。沒有這些，觀衆反而不承認它是“西部片”。令人欽佩的倒是，重複這麼多年，拍了幾千部作品，“西部片”依然如此有魅力——《1883》上線後，在豆瓣上取得9.4的高分，IMDb上的評分高達9.1，爛番茄觀衆好評率87%，堪稱“現象級”。
舊題材、舊故事、舊打扮、舊場景、舊橋段……《1883》靠什麼取勝？一言以蔽之：意識形态的力量。《1883》把麻藥發到了觀衆的心裡，舊東西也能煥發生機。
它不滿足于隻是講個好故事
《1883》的情節不複雜：達頓一家跟随一批德國移民，從美國得克薩斯州某小鎮，向西跋涉萬裡，去蒙大拿州荒野尋找一塊“應許之地”，這是美國持續一世紀“西進運動”中的縮影——一路上，他們遭遇饑餓、毒蛇、狼群、土匪、原住民等襲擊，成員不斷減少，沿途布滿新墳。可為了逃避鞭打、稅收、貧窮，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們不得不上路。
《1883》沿三條線索展開：
一是詹姆斯·達頓，達頓的一家之主。作為南軍上尉，他曾在南北戰争中被俘，坐了3年監獄。他外表堅強，有美國南方人的傲慢、沉默、不服從和滿腦子怪念頭，但内心脆弱，想掙脫記憶。雖與移民團同路，但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其中成員，他隻關注家人安危，不服從隊長安排。
一是隊長布倫南。孫女患天花去世後，他燒毀舊宅，準備自殺，隻因想去“那個地方”再看一眼，才重操舊業——有償運送移民團去蒙大拿州。人手少，風險大，移民們不聽指揮，布倫南隻好采取高壓政策，他冷漠、殘暴、刻薄，這使他和移民團之間，乃至和随行的詹姆斯·達頓之間，沖突日漸尖銳。
一是艾爾莎·達頓，作為詹姆斯·達頓的女兒，她被父親培養成“女漢子”，在青春期的沖動下，她想脫離束縛甚多的“文明生活”，“西行之旅”成了她的“成熟之旅”。
三條線的張力展現在，詹姆斯·達頓西行是為了求生；布倫南西行是為了求死；艾爾莎·達頓西行是為了求刺激。三人價值準則不同，行為亦不同，加上途中不斷出現的各種意外，似乎不難做到懸念叢生、情節緊張。
然而，《1883》畢竟不是《雪中悍刀行》之類的弱劇，以為拍好鏡頭、布置好懸念、講好故事即可。皮相之外，《1883》有更深的開掘。而開掘中呈現出的那份功力，恰恰是當下國産影視劇中最欠缺的。
妖魔自然是為了突出“我”
《1883》真正令人驚歎處，是它建構了一個全新世界，它原始、荒野、粗犷、危機四伏，展現了創作者們對自然界的不同了解。
中國人傾向于“天人合一”，會主動融入到自然秩序中，而西方人傾向于“戰勝自然”，在《1883》中，擠滿畫面的草地、樹林不是壯麗，而是恐怖。
恐怖氣氛是用一連串“技巧”鋪墊出來的：睡覺時，用繩圈防蛇；不随意飲用溪流中的水；注意草地上的痕迹，跟蹤者可能正準備發動攻擊；馬車輪會陷在草地上，用蠻勁去推，可能送命；渡過一條很淺的小河，比過鬼門關還難……
通過這些技巧，人與自然的關系變成了對立關系——要麼戰勝自然，要麼被自然戰勝。這種叙事的潛台詞是：沒有永恒，隻有手段。所謂英雄，就是掌握更多技巧（特别是殺人技巧）的人。
顯然，詹姆斯·達頓、布倫南、艾爾莎·達頓都被内定為英雄。前兩個殺人如麻，編劇的主要工作在于給他們找道德理由；後者稍麻煩，需要設計出自我突破的過程，以表明成長即殺人技巧的精進。
為什麼要設計這麼一個可怕的自然呢？其中暗含了啟蒙哲學的認知方式：通過否定他者，來尋求自我。
啟蒙哲學崇尚科學，科學的前提是疑，通過有疑的不斷排除，擷取真知。科學的前提是對象化，隻有搞清“對象是誰”，才能展開研究——當我研究我的手時，手已與我無關，它成了研究對象，隻有将我和手的關系充分割裂，才能正确認識手。對研究者來說，知識是客觀的，無需對它浪費感情。
沿此思路，曾讓人類驚歎、禮贊、崇拜、珍惜的自然，成了被利用、被征服的對象。雖然它養育了我們，可它也限制了、威脅了我們，它讓人類生存，也讓人類死亡。于是，當艾爾莎·達頓“不成熟”時，《1883》還有一些草原夕陽、河水流淌、騎馬趕野牛的鏡頭，随着男友被匪徒打死，自然也猙獰起來，成了“惡魔”才能适應的存在。
“天人合一”被打破後，“我”得以凸顯，并是以獲得了主宰命運的權力。
埋就埋個足夠深的套
《1883》中“戰勝自然”的叙事，其實是對《奧德賽》的改寫，目的是劫持曆史解釋權。是以，“西進運動”成了一部偉大史詩，展現了人類不屈不撓、追尋明天的不朽精神，作為美國夢的基座，它激勵着美國人持續前行。
然而，那些因“西進運動”失去故土的原住民們怎麼算？由此造成的瘟疫、死亡怎麼算？其間持續發生的種族滅絕怎麼算？可“戰勝自然”的妙處在于，能把屠殺說成是輸送文明，把強占說成是教化。
于是，艾爾莎·達頓内心的聲音不斷以畫外音的方式湧現出來，足夠瑣碎，也足夠雞湯。比如能應付自己生活，那叫獨立，不叫自由。自由在《1883》中循環出現。有自由做借口，則艾爾莎·達頓姑媽的死便合理了，移民團的種種悲劇也都合理，都變成追求自由的代價。
于是，《1883》打通了它與當代人之間的區隔：個體的每次覺醒，都來自和周邊的痛苦撕裂，隻有意識到“我和你”不同，“我”才能誕生。在追尋“我”的路上，注定會遭遇嫉妒、敵視、誤會等，紅塵如海，每個人注定傷痕累累，而詹姆斯·達頓、布倫南、艾爾莎·達頓等硬漢是最好的安慰劑。
确實，《1883》從沒高喊“與我不同的都該死”“我是天生的老大”“搶你是為了你好”之類，但這些就隐含在叙事原則中——隻要進入叙事，就必然接受它們，這才是發麻藥的最高境界：高手玩規則，庸手玩情節，劣手玩設定。
《1883》即如此，它也檢討“西進運動”，可它的基本思考方式，如“先進可以吞噬落後”“我是文明，你是野蠻的”“傳播文明天然正确”等潛入觀衆心靈，那麼，它的目的已經達到——當然，以票房成功的方式來呈現。
隻有将西部自然妖魔化，才能讓“西進運動”可歌可泣，殖民者才變成英雄。不論“西部片”曾如何沉浮，在根本處，幾代“西部片”采取的是同一叙事方式，而“謊言重複一千次便成了真理”，似乎真有了回腸蕩氣的藝術感染力。
影視是大衆藝術，需要“講故事”，但不能“為講故事而講故事”，而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1883》确實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比如，故事要與當代發生關系。現代生活并不完美，在多元化程序中，難免出現自失、苦悶、焦慮、意義喪失等新問題，它們往往不以激烈的現實沖突的方式呈現，隻有站在哲學高度觀照，才能撫慰到。《1883》中的牛仔們離現代社會更遠，可自我成長、意義追尋等，在今天仍有啟迪性。
《1883》中的三線叙事代表了三種人生，許多現代人在不同階段也有類似的心路曆程，換言之，三個主角都是觀衆自我的一部分。在《1883》中，故事都在預料中，但看不同“我”如何落入圈套，又如何掙脫，才構成了它的懸疑性。而再複雜的情節，也無法與觀衆的“自我代入”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