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園園
梁思成（1901—1972），籍貫廣東新會，生于日本東京。1915年就讀于北京清華學校。1924年赴美國留學。1927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學學士、碩士學位，同年入哈佛大學，作藝術史專業研究所學生。1928年歸國。曾先後在東北大學建築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部、清華大學建築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等處任職，1947年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設計科學部委員。梁思成畢生緻力于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和保護，在建築史、文化遺産保護、建築教育、建築設計、城市規劃、藝術史等多個領域，均做出了重要貢獻。
王南 (右) 接受林園園采訪
林園園（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研究所學生，本刊特約記者）：王南老師您好！我受《美術觀察》編輯部的委托，請您談一談梁思成的藝術成就。梁思成對藝術史的關注頗深，我們先從他與藝術史有關的實踐和觀念談起？
王南（清華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常務副館長）：中國藝術史的傳統十分悠久，但過去士大夫更多關注金石書畫，建築和雕塑被視為匠人之事，少有人問及。梁思成則緻力于彌補這個“缺憾”。他的《中國建築史》一書，原名就是《中國藝術史·建築篇》。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研究是其藝術史研究的一部分。1947年，他和陳夢家、鄧以蜇聯名簽署《設立藝術史研究室計劃書》，呼籲清華大學成立藝術史研究室，遠期成立藝術史系，内容還包括建立博物館。現在的清華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和圖書館館藏中，有很多他們收集的家具、青銅器等，它們曾在建築系被當作教具使用，計劃成為藝術史系的研究材料和博物館的館藏陳列。然而至今七十多年過去了，藝術史系仍然僅落地于美術學院，且不如創作方向受到重視。理想情況是綜合性大學應該配備藝術史專業。該專業既從事專業研究，也面向所有學生，開展美育及藝術史知識的普及。梁思成很早就有此觀念。因為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時，就讀的建築系就設立在藝術學院中，建築是藝術的一部分。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以後，他申請了哈佛大學的藝術史碩士，甚至計劃讀博士，最終讀了一個學期，就回國赴東北大學任教了。梁思成畢生都保持着對藝術史的濃厚興趣。
1915年，梁思成初入清華學校
林園園：梁思成對藝術有着持續而廣泛的愛好，不僅限于建築，可以談一談他對繪畫、雕塑的興趣嗎？
王南：梁思成很早開始接觸美術。他在清華學校（現清華大學）擔任校刊的美術編輯，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也都接受繪畫的訓練。當時的建築學人，擅長畫畫的很多，比如他的老友楊廷寶、童寯等。不同于他們的是梁思成還對雕塑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賓大時，他還惡作劇地拿自己做的小青銅鏡，去找熟悉中國藝術的老師斷代。他在東北大學建築系開設雕塑史課程，自己授課。現在大家看到的《中國雕塑史》一書，是他當年根據西方、日本學者的研究，編纂的講課提綱，不是他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成果。
梁思成在田野考察中看到古建築中的精彩雕塑，都會拍照、測繪。山西佛光寺、獨樂寺觀音閣和應縣木塔等經典建築裡的塑像，他在圖紙上皆細緻描繪。他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積攢了不少雕塑的相關資料。原計劃完成《中國藝術史·建築篇》後，動筆寫“雕塑篇”，可惜最終未能完成這個心願。有一個“雕塑篇”的半成品，是他1946年去美國耶魯大學講學的課件，以及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遠東文化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讨會上作的關于中國雕塑的報告。耶魯現在還留有480張梁思成當時講學的幻燈片。之前的西方、日本學者對中國北方的石窟調查較多，敦煌、雲岡、天龍山等石窟的研究是他們的顯學，而較少接觸西南的石窟。梁思成和劉敦桢、陳明達、莫宗江等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在抗戰時期考察了大批西南的石窟，如大足石窟等。梁思成在研讨會上向國際學術界介紹了他們的考察成果，反響強烈。現存一張研讨會與會學者們的大合影，照片中間兩位是會議主席，左邊是馮友蘭，右邊是梁思成，兩位中國學者皆作了重要的主旨報告。報告完後，普林斯頓授予了梁思成榮譽文學博士。
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天壇祈年殿屋頂
林園園：那次美國之行，梁思成帶去了自己最新的學術成果。回國後，他以“體形環境”為建築學科的研究對象，設計了一套新的建築教育體系。這是否得益于他訪美的經曆？
王南：1946年至1947年的美國之行，梁思成既為介紹他的學術發現，也是去“再學習”。他的核心目标是去考察西方的建築、建築教育的情況。作為中國的代表，梁思成于1947年參與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的設計，與一批當時世界一流的建築師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等共事了兩三個月。他得以了解他們的工作方式以及西方前沿的建築思想。在普林斯頓，他還參加了“人類體形環境規劃”學術會議。與會的有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等，可謂大師雲集。通過此會議，他了解到，西方的建築界已經在讨論“體形環境”的概念，建築的研究對象不局限于單體建築，而是從城市規劃，到建築、室内、家具等多層次的結合。梁思成回國後對教育體系的構思，極大程度上得益于這次經曆。他在1945年緻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的信中，已在規劃一個更廣闊的建築教育事業。他希望培養大量的建築人才，為國家發展做貢獻。他提議可先籌設建築學系，戰事結束後成立建築學院，再分添建築、建築工程、都市計劃、庭園、戶内裝飾等系。此外，梁思成在研究古建築時，已認識到中國古代的建築與城市規劃是一體的。這些積累在他1946年至1947年訪美後，愈加集中地借由“體形環境”概念表達出來，即建築學應關注所有“有體有形”的環境，從城市到建築，甚至到室内家具、一燈一硯等。
1947年，梁思成 (左四) 在美國紐約與國際著名建築師讨論聯合國總部大廈的方案
林園園：特殊的時代背景催生了知識分子們的曆史使命感，也帶來了特殊的挑戰。“西化”是當時大的趨勢，梁思成稱“研究中國建築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他是如何認識中國古建築，并将其與現代建築相聯系的？
王南：梁思成實地考察了大量的古建築之後，發現中國古建築高度标準化。梁思成将他的考察結果，與《營造法式》相對照，解讀了其中的關鍵概念。《營造法式》的“大木作制度”一節開宗明義：“凡構屋之制，皆以材為祖”，指的是以标準化斷面的木材（即文中的“材”）作為建造的基本模數。根據這一原則，标準化的木材可以大批量生産，組裝成不同的建築。一棟北宋木建構築中的各個構件，都與“材”為倍數關系，建造出來的建築也是以具有高度的、由比例帶來的美感。梁思成了解西方的建築體系。西方古典建築中最為經典的設計原則稱為“五柱式”（Five Orders），它們都是以柱子的直徑為基本模數，建築的重要尺寸皆為柱徑的倍數——與《營造法式》的“以材為祖”異曲同工。“五柱式”和“以材為祖”都反映了建築中标準化的設計、建造方法。在這方面，他看到中、西方古典建築的本質是相通的。梁思成的英文著作《圖像中國建築史》中有一張著名的插圖THE CHINESE “ORDER”，正是表現了他對中西方建築史比較研究的這一重要貢獻。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認識到中國古建築的精髓是帶鬥拱的木構架。原因有二：一是這種木構架中蘊含的“以材為祖”的模數化的設計理念；二是中國古代木結建構築是一種架構結構，鬥拱是結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架構結構承重，牆不承重，進而建築可以自由地劃分空間。同時，建築誠實地表現結構，梁思成覺得這是中國古建築的優點。由于現代建築同樣也是運用标準化、模數化的設計理念和鋼筋混凝土（或者鋼）架構結構。是以梁思成相信，可以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建築技術和理念，來表達中國傳統建築的文化和美感，創造出屬于中國的建立築。
20世紀60年代，梁思成在進行營造法式注釋工作
林園園：梁思成面向的是當下和未來的問題，他試圖通過研究古建築，探究解決那個時代問題的方案。過去許多人将梁思成的建築思想與“複古主義”“大屋頂”等聯系起來，争論較多。您可否結合梁思成的作品談一下他的建築思想？
王南：梁思成曾在1958年讨論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時，明确提出他倡導的是“中而新”的建築設計方向。“中而新”是用中國建築之精髓與現代技術相結合，創造出中國的現代建築。這是梁思成關于建築藝術和中國建築發展方向的核心觀點。
20世紀30年代，他曾經熱烈擁抱西方現代建築，在作品中或者是直接采用現代主義風格，或者是以西方建築為主體再加入中國的裝飾元素。例如他和林徽因合作設計的北京大學地質館和女生宿舍都是平屋頂，是純粹的現代主義作品。又如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大街上三層的小店面，外觀非常現代、簡潔。十分打動人的是一層櫥窗，三個開間加上一鬥三升和人字鬥拱，再結合透明的玻璃櫥窗。傳統與現代疊加、融合，這在當時十分摩登。仁立地毯公司的鬥拱不再如他早期的作品（如吉林省立大學校園建築）那樣作為屋檐上的裝飾，而是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可惜這件傑作在20世紀90年代被拆除了。
更為貼近“中而新”這個觀念的作品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它介于雕塑與建築之間，既有中國古碑、紀念碑的味道，又是創新的。為此，他們團隊做了許多的工作。莫宗江曾經畫過七十多張鉛筆畫，囊括古今中外、各式各樣的碑，從中來找靈感。在梁思成心目中，好的紀念性建築設計，要融入中國的文化和美感，又要用到西方最現代、先進的技術；或者在傳統形式中注入新的、紀念性的内涵，如他設計的許多名人墓碑，這也很“中而新”。
梁思成 人民英雄紀念碑立面圖
在梁思成心目中有個對于中國建立築藝術風格優劣的排序，即“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他所追求的是“中而新”。梁思成最欣賞的建築作品是北京兒童醫院，由建築師華攬洪設計。它完全是現代建築，又帶有中國的氣質。它的開間、窗格、欄杆的比例都符合中國傳統，平屋頂挑檐角部微微翹起的設計，都十分具有中國韻味。但他也贊賞他的學生張镈的作品（典型代表是北京民族文化宮、友誼飯店等），盡管它們更接近于“中而古”。
所謂的“大屋頂”“複古主義”，其實都是對梁思成極大的誤解。梁思成曾不止一次在其著作中，批評在西洋樓房上加中式屋頂及鬥拱的一批近代建築（如北京協和醫院、燕京大學校園建築等），認為這些西方設計者不懂中國古代建築的“文法”。他本人的建築作品中隻有“一個半”帶有大屋頂。一個是揚州鑒真紀念堂。梁思成根據特定的曆史人物和項目所處的曆史環境，做了一個和風和唐風混合的建築，恰如其分地來紀念鑒真。南京博物院老館（原中央博物院）算另外半個。當時的中央博物院已經确定要做“中國固有式”，中标的方案是清式風格的。梁思成是該項目的顧問設計師，他那時正在研究宋遼金建築和北宋的《營造法式》，覺得它們在結構與美感上皆遠勝清代建築，于是便協助建築師徐敬直、李惠伯等将設計調整為宋遼風格。
1955年對梁思成建築思想的大批判是個重大轉折，限制了梁思成對中國建築的影響力。他原本所要探索的“中而新”的道路，由于這場批判也中斷了。此後少有人沿着這條道路繼續探索，哪怕仍有一些傑出的建築師緻力于此，創作出一系列這方面的代表作（如貝聿銘的北京香山飯店和蘇州博物館、戴念慈的曲阜阙裡賓舍、張錦秋的西安現代唐風作品等），卻始終不是今天中國建築的主流，難以帶動一大批中國建築師去探索、創造“中而新”的現代建築。
梁思成 人民英雄紀念碑手繪圖
林園園：對《營造法式》的研究，貫穿了梁思成的整個學術人生。站在學術史的角度，如何看待梁思成對《營造法式》所做的工作和他的研究方法？
王南：梁思成之前，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朱啟钤等一些學者已經開始研究《營造法式》，并做了版本校勘等大量工作。梁思成的獨特之處，是用實地考察、測繪的成果與《營造法式》對照研究。這是此前沒有受過建築學訓練的人，不可能走的路。梁思成基本讀通了《營造法式》，将它翻譯成現代人看得懂的語言，将原書插圖也繪制成現代工程圖紙；提煉了它的精髓，并總結了它在中國建築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國古建築的“兩部‘文法’課本”之一。當然《營造法式》也留下很多未解之謎，一是許多名詞的含義至今未解，二是隐藏在《營造法式》文本之中的古代匠人究竟如何做設計的問題，仍需要不斷地探索、深挖。
除了對《營造法式》的研究，梁思成對中國建築史研究更重要的貢獻，是他建立的工作方法和研究體系。前者強調非做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後者表現為一種宏觀的文化史視野。《中國藝術史·建築篇》中提及中國建築的特征，有一句話是總綱領，“建築顯著特征之是以形成，有兩個因素：有屬于實物結構技術上之取法及發展者；有緣于環境思想之趨向者”。他說研究建築史的人在結構技術、環境思想兩方面不能偏廢。中國現代建築發展大都跟随西方的潮流，從結構技術的角度上看沒問題。因為科學技術無國界，任何國家都可以使用鋼筋混凝土、玻璃等現代技術，梁思成也十分歡迎新的技術。然而對于人文科學來說，中國建築中蘊藏的深厚的文化與思想（即所謂“緣于環境思想之趨向者”）被抛棄或者遺忘将十分遺憾。即便是在結構技術方面，如我們前面所談到的，中國傳統木結構與現代架構結構之間的結合問題也值得深入研究，不應輕易全盤放棄前者。
梁思成寫過一篇文章，名為《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文章結尾寫道：“知己知彼，溫故知新，已有科學技術的建築師增加了本國的學識及趣味，他們的創造力量自然會在不自覺中雄厚起來。這便是研究中國建築的最大意義。”這是他寄予中國建築師的期望。
梁思成 THE CHINESE “ORDER” 出自《圖像中國建築史》
林園園：朱啟钤、梁思成都是中國營造學社的核心人物。他們确立了營造學社的特殊地位。重新審視“中國營造學社”，如何評價其曆史意義？
王南：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是朱啟钤。在某種意義上，他是關注并反思中國古代營造之學的第一人。他的遠大目标是“溝通儒匠”，他真正開啟中國建築的學術研究。營造學社的曆史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營造學社創立了中國建築史學，使得中國建築在世界建築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則中國就沒有建築史學科，或者完全是舶來的。梁思成受過西方系統的建築教育，了解世界建築學科的動态，可以直接和西方學術界對話。他将趙州橋的英文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的建築雜志Pencil Points，并寫成了英文版的《圖像中國建築史》。後者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不過早在20世紀40年代，梁思成就在耶魯、普林斯頓講過它的核心内容，将中國建築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傳遞給國際學術界。
其次，學社樹立了保護古建築的思想。否則今天中國剩餘的古建築會少得多。當然這種文物保護的觀念，也受早先西方、日本學者的影響。梁思成分别于1945年、1949年編制的《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文物目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基本是其後文物保護機關目錄的雛形。這都是随着學社的考察工作，一點點摸着家底建立起來的。
第三，學社在“學術抗戰”的層面上，意義尤為重大。西方、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起步較早。學社成立之初，最權威的中國建築史研究者是日本的伊東忠太和關野貞等人。學社推進了古建築的研究和保護工作，聚集、培養了一批成熟的建築史學者。其中，梁思成及其同仁通過考察測繪河北薊縣獨樂寺、山西應縣木塔、河北正定隆興寺、山西太原晉祠等一批宋遼建築執行個體，初步解讀了《營造法式》的精義；此後又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際，發現了唐代木建構築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他們後來居上，一舉超越了此前日本學者的研究水準，赢得了中國建築史研究這場“沒有硝煙的戰争”（學者王軍語）。
梁思成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寶殿縱斷面測繪圖 出自《圖像中國建築史》
林園園：在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中，既有對傳統和文化的珍視，又有對未來的思考。這份方案當時未被采納，今天，許多人看到了它的價值，進而倍感惋惜。您如何看待兩個時代，對同一份方案的不同态度？是否說明“梁陳方案”具有某種超前性？
王南：是的。“梁陳方案”的核心是保護古城，另建新區。它一方面是反映對文化遺産的保護意識。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梁思成從美國回來後，發表過一次著名的演講——《半個人的世界》。其中的核心思想是理工、人文不能偏廢，教育應該培養一個“全人”。中國營造學社考察西南部時發現了許多珍貴的石窟、摩崖石刻，後來因為修公路，不少摩崖石刻被毀了。梁思成評價那些因修公路而破壞古迹的人即“半個人”——後來梁思成在保護北京古城時再次遭遇大量此類情況。當下的大學教育，學科、專業劃厘清晰，仍在培養“半個人”，而不是“全人”。
“梁陳方案”在另一方面展現了城市規劃思想的超前性。他們預見到未來城市建設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北京将成為國際化的大都市，老城區勢必無法承載未來人口發展的壓力。對此，梁思成、陳占祥以歐美大都市發展過程中産生的“城市病”為鑒，設計了一套“多中心”的城市規劃方案。它繼承和發展了著名城市規劃學者埃利爾·沙裡甯（Eliel Saarinen）的城市“有機疏散”理論，強調多中心的布局平衡城市發展。
城市規劃工作面對的是城市遠期的發展。“梁陳方案”是對北京未來發展大方向的規劃。梁思成做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大意是現在這個城市還小，像個嬰兒一樣，還不會得大人得的病，可是等長大後再治就來不及了。今天許多人開始重新關注“梁陳方案”的價值，是因為他們預見的情況成真了——北京果然得了擁堵、污染等常見的大都市病。從實踐的意義上，梁、陳都是失敗者，他們的方案未獲采納。然而從理論和思想的角度上看，他們的規劃理念到今天仍對中國城市規劃與古城保護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而且他們樹立了知識分子、科學工作者應有的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人格典範。
梁思成 安濟橋測繪圖 出自《圖像中國建築史》
林園園：可以談一談您心目中的梁思成嗎？
王南：通過多年對梁思成的研究，我有一個突出的印象：梁思成興趣廣泛、學識深厚、視野宏闊，是以任何人想要全面地了解梁思成的學術和思想，都将是十分困難的。深入研究的梁思成，或者建立在梁思成學術成果基礎上的中國建築的研究，都需要研究者了解、補充多個領域的背景知識，努力企及他的學術廣度，才能逐漸了解他的學術高度。這個過程，需要花費一個人學術生涯的大量時間。可梁思成吸引人的魅力也在于此。他的思想極其複雜，且涵蓋諸多領域。他是一個巨大、豐富的寶庫，等待研究者去不斷發掘。一個學者在研究梁思成的過程中，不僅愈加深入地了解梁思成，自身的學術水準也随之得以提升。此即“追随前人”或“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的道理。
林園園：今年正值梁思成誕辰120周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正在展出“棟梁——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獻展”。您作為主要策展人之一，舉辦此次展覽是基于什麼樣的考慮？
王南：此次展覽的核心想法是做一個全面的梁思成學術回顧展。梁思成就像文藝複興時期的“通才”，集建築曆史學家、城市規劃學家、文化遺産保護的先驅、建築師、建築教育家等身份于一身。這不僅得益于他自身的天賦和後天努力，也受他父親梁啟超的教育影響。展覽以大量一手曆史文獻為主體，依照梁思成的不同學術領域劃分成五個主要單元，盡可能完整地展示梁思成學術生涯的各個不同側面，讓大衆通過展覽走近作為通才型建築學家的梁思成。
梁思成 獨樂寺觀音閣渲染圖
林園園：相較于學術，大衆的關注多數聚焦于梁思成的感情生活。就梁思成而言，您如何看待大衆關注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
王南：大衆比學界還要關注梁思成，用今天的話說，梁思成是“出圈”了。這次展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總體看來，我認為這是好事，總比他做了巨大的貢獻卻不為人知要好。我們也能借助公衆對他的興趣和關注來傳播他的學術思想。梁思成生前其實十分注重向大衆普及建築文化。1943年他在《社會教育季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論建築之品格與精神》的科普文章，目的便是跟大衆介紹建築藝術。20世紀五六十年代，梁思成又陸續寫了一系列建築科普文章或書籍，如《拙匠随筆》《祖國的建築》等。早在1932年寫給東北大學建築系第一班畢業生的畢業寄語中，梁思成便談到，非得全社會對建築有充分的認識，建築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發達——其實哪怕是今天，大衆也不太清楚建築師的職業特點、建築和土木或者室内裝修等專業實際的差別等。在這個意義上，梁思成絕對是聯結建築學科與大衆最好的橋梁。
不得不承認，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受到很深的誤解。大衆對他們的感情生活更為關注，這既是人之天性，也因為較多人花了大量力氣去寫此類轶事。當研究者更為努力、全面、客觀地向大衆展現關于梁思成的真實資訊，大家也就會逐漸靠近、認識更加真實的梁思成。（本文由錄音整理，經王南審閱）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1年第12期）